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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多印度工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举着标语，要求涨工资，希望每个月能拿到3.6万卢比，也就是人民币3045元左右。

信息来源：《超百名印度工人被捕，三星工厂罢工给“印度制造”蒙阴影》，光明网，2024年9月18日 。

这对于习惯了“印度制造=低成本”的跨国企业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难道，一向强硬的三星会把印度的要求放在眼里吗？

印度的反击

时间回到2005年，彼时的印度，正凭借着“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光环，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投资者。

手握雄厚资金和技术的韩国浦项制铁集团，也盯上了这块充满诱惑力的“处女地”。他们与印度政府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计划在奥里萨邦建设一座大型钢铁厂，利用当地丰富的铁矿资源，开拓印度乃至全球市场。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可是，当浦项制铁真正踏上印度这片土地时，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首先，印度官僚主义的顽疾，远超他们的想象。为了获得土地、环境、建设等一系列许可证，韩国人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打通关节，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斗争。

好不容易解决了许可证的问题，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当地数千名村民，在政客的煽动下，以“保护环境”、“维护权益”为名，将韩国人和建筑工人驱逐出已经划拨的厂区。

印度政府为了选票，对村民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将已经收取的土地费用退还，将韩国企业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面对印度政府的出尔反尔，浦项制铁的高管们感到无比愤怒和无奈。他们将印度政府告上法庭，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终，虽然浦项制铁赢得了诉讼，但时间成本、经济损失、以及对印度投资环境的失望，已经让他们心力交瘁。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浦项制铁准备重启奥里萨邦钢铁厂项目时，印度的环保组织又跳了出来，以“环境评估不合格”为由，吊销了他们的环境许可证。

为了平息事端，韩国人不得不再次花费巨资，升级环保设备，并向各种“非政府组织”提供“赞助”。

然而，即便如此，韩国企业在印度的噩梦依然没有结束。办厂许可证过期、拆迁安置费重复收取、劳工纠纷不断……各种匪夷所思的问题层出不穷，将韩国企业折磨得精疲力尽。

最终，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浦项制铁集团不得不壮士断腕，宣布放弃奥里萨邦钢铁厂项目，并撤离印度市场。

可如果说如果说浦项制铁的“印度滑铁卢”代表了韩国企业“走出去”的典型困境，那么，韩国电子巨头三星电子所面临的挑战，则更加复杂和微妙。

三星遭遇两面夹击

近年来，随着全球对存储芯片需求的飙升，三星电子的利润屡创新高，但工人的工资涨幅却远远赶不上公司利润的增长速度。

于是，为了向公司施压，工会将罢工地点，选在了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位于首尔江南区的豪宅附近。

信息来源：《三星工会：6540名员工参与罢工，罢工将影响芯片生产》，界面新闻，2024年7月8日。

面对工人的步步紧逼，李在镕勃然大怒。他下令公司采取强硬措施，拒绝工人的所有诉求，并威胁要将工厂迁往海外。

可就在韩国工人与公司陷入僵持之际，远在印度的一家三星电子工厂也爆发了大规模罢工。

这家位于印度诺伊达的工厂，主要生产三星品牌的智能手机和家电产品。与韩国工人的诉求不同，印度工人的要求更加“简单粗暴”：将基本工资提高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与韩国工人相比，印度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差，罢工行动也更加混乱和暴力。他们封锁了工厂大门，阻止任何人员和车辆进出，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

面对印度工人的“无理取闹”，三星电子同样选择了强硬回击。他们以“非法集会”、“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将参与组织罢工的工会领袖告上法庭，并解雇了数百名参与罢工的工人。

实际上，三星工人罢工事件，将印度制造业的困境暴露无遗。它不仅是劳资双方的博弈，更折射出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层问题。

对于印度工人来说，他们已经受够了贫困和剥削。他们渴望更高的薪资、更好的工作环境，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命运。

很显然，三星工人罢工事件，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印度工人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而战。

但不可否认的是，三星电子在韩国和印度遭遇的“两面夹击”，也反映出这家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困境。

“共赢”思维

韩国既需要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工人的高福利诉求，又要面对发展中国家工人的低工资竞争。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三星电子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一些学者指出，韩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傲慢”和“制度错位”。他们习惯于将韩国的成功经验生搬硬套到其他国家，却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法律体系和发展阶段的不同。

韩国企业需要明白，这个世界不是韩国，不是所有国家都像韩国一样，拥有勤劳的工人、高效的政府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浦项制铁在印度的投资为例，韩国企业显然低估了印度官僚主义的顽固和法律体系的混乱。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获得了印度政府的承诺和许可，就可以顺利地开展项目。

可是，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印度的官僚体系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和低效。

同样，三星电子在印度遭遇的劳工问题，也反映出韩国企业对印度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认知不足。印度是一个等级森严、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工人缺乏组织和谈判能力，更容易受到剥削和压迫。

当然，韩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困境，也引发了韩国政府的关注。

韩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低成本和政府补贴，已经无法维持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他们需要鼓励韩国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提升技术水平，打造更加自主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

而且，一些韩国开始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积极与当地社区沟通，尊重当地文化和习俗。

而三星电子在经历了韩国和印度的罢工事件后，也开始反思自身的劳工政策。

他们意识到，一味地压低成本，只会激化劳资矛盾，最终损害企业的利益。为了稳定员工队伍，三星电子开始逐步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并加强与工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

无论如何，对于企业而言，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

三星工人罢工事件，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阵痛，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只有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共同努力，构建和谐共赢的社会环境，才能推动印度制造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