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元旦节,顺丰老板王卫正和家人欢庆新年,突然一个朋友的电话,中国军方要和他会面。这是王卫很信任的一个朋友,因此王卫没有怀疑,只是诧异地道:“你确定会面安排在假期?”
朋友回答:“军方认为这样保密性更好,境外间谍也要休假。”
放下电话,妻子高兴地说:“如果能拿到军方的大单,这可是长期稳定的业务啊。”王卫一脸凝重,思绪万千,如果真是来自军方的订单,不可能牵扯到保密和境外间谍。如果不是军方订单,军方找我什么事呢?
王卫用排除法分析后,他把目光瞄向了前不久完成试飞的“双尾蝎”无人机,心里纳闷,也有些隐隐不安,真是这玩意儿就不好办了。
2017年12月26日15时,在云南的高原机场上,一架顺丰涂装的“双尾蝎”无人机滑翔起飞,随即扶摇直上九万里,直冲10000米高空飞行30分钟,在到达预定地点后,进行了吊舱自动投放。
当天晚些时候,顺丰老板王卫高兴地向外界宣布:“航空快递将进入顺丰的无人机时代,这将是中国航空快递的一个里程碑。”
此时的王卫确实有这个底气说这样的话,但他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这款无人机性能太变态了,被中国军方盯上。军方第一次听闻这款无人机的参数和性能后,说是两眼直冒绿光毫不为过。
彼时王卫意气风发的底气来自于这款货运无人机的巨大性价比。一架波音747货机的最大载货重量是117吨,即这种货机满载时可装载117吨货物,波音747二手机的价格高达3亿人民币。
“双尾蝎”无人机一架的成本是300万人民币,100架才能到3亿人民币,如果按简单的加减乘除计算,要想达到波音747同样的运力需要100架,购买成本则趋同。
但实际情况是波音747货机块头大,无法实现空投,要与其他大飞机分享航线和跑道,根本做不到不间断飞行,而无人机块头小,不仅可以自建跑道,还能轻易实现24小时不间断飞行,所以30~50架“双尾蝎”无人机就可以替换一架波音747货机的运载能力。
这样算来购机成本只需一半,而且波音747的每小时运营成本,包括燃油、人员费用、维护费用等约为1万美元/小时,除此之外还需要支付停场、起降、领空、空管等费用。
说形象一点,顺丰公司把波音飞机买来停在机场不用,每天都需要支付巨额资金,一旦拥有就是花钱如流水。无人机则不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不存在不用都要付钱的。
王卫确实有眼光,在2014年之前,当所有的传统航空快递还停留在考量和改善货机的传统指标,诸如周转率、容积率等的时候,王卫很有前瞻性的把目光瞄向了无人机物流运输。
然而当时的无人机领域只有中美两大玩家,范围各不相同,一个是美国的军用无人机,一个是中国民用的航拍无人机,除此之外的都是陪太子读书的。但中美都不曾把目光看向无人机物流。
无人机的概念最早提出时间是在1914年,由英国将军卡德儿和皮切儿提出,一战让他们设想制造一种无人驾驶的飞机,装上弹药,能朝着敌军的目标攻击,既能达到战术目的,又能减少人员的伤亡。
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由于无法自主飞行和主动攻击,无人机的发展进入瓶颈,进展缓慢,只能当作靶机。即放出去,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反正本来就控制不了,完全随机的,然后用导弹或飞机击落,验证这些导弹或飞机的性能。
一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计算机、自主控制,自主导航等技术的不断成熟,无人机技术控制逐渐成熟。美国推出了第一架具有实用性的无人侦查机,投入越南战争中,执行了3400多次侦查任务,进行情报收集,通讯中转、目标筛分等,大放异彩。
无人机真正成为“夺命机”的时间节点是2001年。那一年,美国发起了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空中打击。“捕食者”号无人机横空出世,挂载采用半主动激光制导的“地狱火”导弹,实行精确的远程打击,标志着无人机由简单的情报获取耗材,变成了集“察打”为一体的“杀人游戏机”。
此后,美军在军用无人机上突飞猛进,进入无人之境,种类齐全,技术先进,用途广泛,但应了那句话“美国出品,必属‘金’品”,价格昂贵无比,随便拉出一架都要上亿美金,无人机购置成本几乎等同于同样的黄金重量。
那个时期,军用无人机美国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民用领域则看中国。2006年,第一届中国无人机大会上,有人探索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取代乘坐直升机拍摄。使用直升机拍摄,不仅租赁费用昂贵,而且很多突发情况不受控,还受天气、时间、空间的限制。
虽然最初使用无人机航拍,因为机体震动、悬空、像素、控制等问题的影响,图像呈现并不好,但视角非常不错。这坚定了无人机航拍产业的探索和兴起。2010年时,无人机航拍初创公司已经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
2011年开始,大疆推出面向大众的“精灵”系列,开创了航拍的新潮流。大疆推出的“精灵”系列多旋翼飞行器,搭载GOPRO相机,是全球第一款“会飞的照相机”,便宜又好用,无时无刻都可以操作,没有任何限制,一经推出,席卷全球。
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航拍上,也因为如此,世界海关组织的名录上,无人机被归类为“会飞的照相机”。这一时期,还没有人敢在无人机货运上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无人机货运的理念早在2014年起开始广为流传,但难度太大了,所以几乎没人尝试。发动机和载重量成为货运无人机研发的最大拦路虎。
要知道美国空军使用的“捕食者”早期型号,载弹量也只有100千克左右,只能携带两枚”海尔法“导弹,即使现在先进的无人机版本载重量也仅为1.3吨左右。
这一切在2016年被中国改变。
这一年,62岁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又称第611研究所)的副所长和副总工程师聂海涛在退休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雄心不已。他老夫聊发少年狂,带着3名从611研究所离职的工程师创立了四川腾盾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他们的目标就是无人机。
同一时刻,嗅觉敏锐的王卫正在满大街找人实现自己使用无人机货运的梦想,他找了一圈,无人敢接招,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包括大疆在内也拒绝了他。
一筹莫展之际,王卫听闻四川腾盾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无人机,但目前没有样机,还在研发中。王伟没有在意,因为那时的中国有太多这样的初创公司,谁知道是不是吸引投资,只为圈钱的。
但王卫在听闻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参与过歼10和枭龙飞机研制,以及歼20发展技术论证和预先研究等工作的611研究所副总工聂海涛,王卫坐不住了,立刻坐飞机赶到成都,两人秉烛夜谈,演绎了一番“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来”。
随即王卫下了意向定金,聂海涛则带领团队立下军令状,自古华山一条路,狭路相逢勇者胜。
2017年,仅仅一年后,一架名为“双尾蝎”的货运无人机横空出世。之所以研发速度这么快,一方面是聂海涛和三名工程师轻车熟路,另一方面是为了争一口气。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第611研究所)其实早在2001年时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研制工作,可惜生不逢时。6年后的2007年,我军跨时代的战斗机歼20正式立项,由于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限制,鱼和熊掌无法兼顾,611研究所必须在歼20和无人机中选择一个,舍弃一个,自然被舍弃的是无人机了。
聂海涛2015年退休后,他一直主导无人机研制,对已经研制了6年时光的无人机技术难以舍弃,不忍明珠蒙尘,也是为了争一口气,无人机对他而言犹如他们养育了6年的孩子,一定要瓜熟蒂落,不能胎死腹中。与他有同样想法的另外三名工程师,为了梦想决定疯一把,放弃编制,毅然决然投身商场,进行创业。
2017年12月26日,腾盾科技自主研发的“双尾蝎”无人机系统成功进行了国内首次大型无人机物资快速投递飞行,验证飞行圆满成功。王卫在发布会上,意气风发。
“翼展20米、机长10米、机高3.1米,飞行升限为10000米,最大航时可达35小时,最大航程可达6000公里,滞空时间约40小时。”王卫竖起食指,铿锵有力地向外界公布双尾蝎无人货机的性能,“最大载荷1.2吨,它的出现将让航空快递的成本下降至少30%。”
王卫羽扇纶巾,大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势,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讲话通过互联网、媒体的传播,很快引发关注。
最先注意到这些参数的是一家日本公司,他们敏锐地发现“双尾蝎”无人机的军用价值,一架捕食者要一亿美元,中国的无人机只要300万,太有竞争力了。
这家公司把“双尾蝎”无人机的参数整理成册,开始寻找潜在客户。腾盾科技公司对此的态度是欢迎采购,但需要排队,顺丰已下单100架。
很快,我国军事部门的技术人员也注意到了“双尾蝎”无人机。看着那些傲人的技术参数欣喜若狂。
当时军方在2016年拥有的翼龙1无人机,最大任务载荷重量仅200千克。即便是2018年推出的改进型,这个参数也才480千克,而“双尾蝎”无人机最大任务载荷重量1.2吨,一架可以胜过6架翼龙1。
于是军方立刻找上门,王卫五味杂陈,舍不得了,他说:“这个不能发射导弹,没有发射装置如果改动需要进行风洞测试,载重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影响……”
军方说:“这么大的载重量做战斗机屈才了,我们是当轰炸机使用,你们的定点空投技术现成的,不用改,拿来就用。”王卫无法反驳了。
“双尾蝎”无人机设计的投递方式是定点空投,从高空投下包裹,不停机的,这个技术和轰炸机定点轰炸原理是一样的。货物的缓冲方式是在一定的地面区域内拉地网,及加装缓冲材料。
就这样,“双尾蝎”无人机被改成军方涂装,在机翼下方挂上炸弹就实现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军方拿走了“双尾蝎”无人机的全部技术资料和样品,告诉王卫:“你不能再找人研制同类的无人机了。”
当然中国军方不是真的没收,他们付了一笔丰厚的钱给王卫,作为转让费,并表示感谢。
无奈的王卫和顺丰快递不得不放弃大型无人机,继续回到使用大型货机的传统路线,每年买6架,如今手握87架飞机;腾盾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摇身一变,成了军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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