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常委被捕，女特工贺治华急报有叛徒，陈赓却侦破：她就是叛徒

世人皆知贺治华是朱德元帅的前妻，却鲜有人知她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叛徒。1928年的上海滩，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正在上演。作为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贺治华突然向组织发出紧急通报：中央常委罗亦农同志在一次秘密接头中被捕，组织内部一定有叛徒！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中央特科，时任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就在所有人都在紧张寻找内鬼时，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陈赓却通过一个细节看出了真相。究竟是什么细节让陈赓看破这场阴谋？贺治华又为何会从一个革命者蜕变成背叛组织的叛徒？

一、贺治华的革命生涯

1922年春天，四川简阳县的贺治华踏上了远赴德国的轮船。这次远行源于她哥哥与朱德的介绍。当时的朱德正准备前往德国留学，得知贺治华有留学意愿后，便邀请她同行。贺治华出身于四川一个开明的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对于五四运动后的进步思潮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柏林工业大学期间，贺治华不仅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还积极参加留德学生的进步活动。当时的德国正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思潮活跃，各种政治理念相互激荡。在这样的环境下，贺治华经常参加周恩来、朱德等人组织的读书会，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1923年，贺治华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她与朱德结为夫妻。两人随后一起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贺治华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还参加了实际的革命工作。1926年，她在莫斯科生下了朱德的长女朱敏。

然而，革命生涯中的转折点很快就来临了。1927年初，因为对革命理念的分歧，贺治华与朱德的婚姻走向破裂。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同样在苏联留学的何家兴。何家兴是江苏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两人因志同道合而相爱，不久便结为夫妻。

192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特科工作力量，需要一批既有留苏经历又熟悉欧洲情况的干部。贺治华和何家兴夫妇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他们接到组织指示后，立即从莫斯科返回上海。考虑到贺治华的教育背景和革命资历，组织把她安排在中央组织局，担任罗亦农的秘书。

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贺治华夫妇以经营一家照相馆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白天，他们是普通的商人夫妇；夜晚，则是往来于各个联络点之间的地下工作者。贺治华凭借excellent的德语和俄语水平，还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成为特科的重要成员之一。

这对革命夫妇的表现看似无可挑剔，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很快就会在一次重要的秘密接头行动中暴露出真实面目。而这次叛变，不仅导致了一位中央常委的被捕，更给整个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二、中央特科的成立背景

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黎明格外沉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仅在短短几天内，上海就有五千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害。这场突如其来的清洗行动，使得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建党以来最为严重的打击。

政变后，党组织的工作环境急剧恶化。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大量的地下党员被迫转移。在上海租界，敌人的特务机关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戴笠领导的军统局、徐恩曾掌管的中统局，都在紧锣密鼓地部署力量，企图摧毁中共的地下组织网络。

面对白色恐怖，党中央迫切需要一个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在上海正式成立。特科的总部设在法租界昌路，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商行，实际上却是一个情报与反特的指挥中心。

特科成立之初，下设行动、情报、联络三个主要部门。行动科负责保护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机关安全，情报科负责搜集敌人的动向，联络科则负责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系。为了应对敌人的渗透，特科还专门建立了一支由老党员组成的锄奸队。

特科的工作方式十分严密。每个特科成员都有一个专门的联络员，所有的情报传递都要经过至少两道中转。为了防止叛徒出卖，特科成员之间采用代号联系，互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就连周恩来同志，在特科工作时也使用＂吴志超＂这个化名。

在上海滩上，特科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特科成员白天扮演着各种普通职业的角色：商人、学生、店员，晚上则在租界的弄堂里秘密活动。他们在咖啡馆、书店、照相馆等地点设立情报交换站，建立起了一张严密的情报网络。

为了保护地下党员的安全，特科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预警系统。他们在敌人的特务机关周围安插了眼线，一旦发现敌人有所行动，就立即通知相关同志转移。通过这种方式，特科成功挫败了敌人多次破坏行动，保护了大量革命同志的安全。

然而，随着特科工作的不断扩大，人员的增加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敌人加大了对特科的渗透力度，派出大量特务打入党的内部。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给组织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特科不得不在开展工作的同时，时刻警惕内部叛徒的出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关于叛徒的较量即将在上海滩上演。而这场较量的主角，就包括了刚从苏联回国的贺治华夫妇。

三、罗亦农被捕前的特殊布局

1928年初春，上海法租界一座不起眼的西式洋房成为了中共中央组织局的秘密办公地点。作为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每周都会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为了确保安全，特科在这栋房子周围布置了多重警戒线。

罗亦农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精通俄语，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联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罗亦农被派往上海，负责重建党的组织系统。他的工作对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特科为罗亦农制定了严密的安保计划。每次外出，都会有两名特科成员在前方探路，另外两名成员在后方观察是否有人跟踪。罗亦农的住所也经常更换，有时在法租界，有时在公共租界，从不在同一地点停留太久。

贺治华夫妇经营的照相馆位于法租界的一条小巷内。这家照相馆的后院与另一条巷子相通，是理想的秘密联络地点。特科决定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情报交换站。每周二下午，罗亦农都会以顾客的身份到照相馆，与其他同志进行秘密接头。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特科在照相馆周围安排了多重防范措施。何家兴负责在店铺门口观察可疑人员，贺治华则在楼上接待普通顾客。同时，特科还在附近的茶楼和杂货店安排了暗哨，随时监视周围的动静。

1928年3月的一天，按照惯例，罗亦农来到照相馆准备接头。这天的安排与往常略有不同。贺治华提议将接头地点改在照相馆的暗房内，理由是最近发现有可疑人员在附近出没。这个建议得到了特科的同意。

然而，就在罗亦农进入暗房后不久，一群便衣突然闯入照相馆。他们直奔暗房而去，显然对照相馆的内部构造了如指掌。何家兴在门口没有发出任何警报，贺治华也没有采取任何阻拦行动。整个抓捕过程异常顺利，仿佛是精心设计好的一场戏。

事后特科分析发现，在罗亦农被捕前的一周，照相馆周围确实出现过可疑人员，但他们的行动方式非常专业，显然经过专门训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没有引起何家兴和贺治华的警觉。

罗亦农的被捕震惊了整个党组织。特科随即展开调查，但是贺治华抢先一步向组织报告：内部一定有叛徒。她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指出组织内部存在泄密现象。这份报告引发了特科内部的一场大规模排查，但真相却远比表面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四、陈赓破译叛徒身份的关键细节

1928年4月，刚从苏联莫斯科军事学院归来的陈赓，被周恩来调到特科参与这起案件的调查工作。作为一名军事情报专家，陈赓在苏联系统学习过侦查和反侦查技术。他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不是直接去查找叛徒，而是仔细研究罗亦农被捕前后的每一个细节。

陈赓首先调阅了贺治华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描述了罗亦农被捕当天的情况，包括可疑人员的活动轨迹和具体时间。报告中提到，在3月15日下午两点，有两名可疑人员在照相馆对面的咖啡馆逗留。

然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引起了陈赓的注意。根据特科其他成员的记录，那家咖啡馆在3月10日就已经停业装修，直到月底才重新营业。贺治华的报告中却详细描述了咖啡馆内可疑人员的活动，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疑点。

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判断，陈赓对照相馆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详细调查。他发现照相馆的后门通向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恰好与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处秘密据点相连。而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正是贺治华夫妇选择这里开设照相馆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陈赓在调查中发现，何家兴经常出入一家名为＂东方茶社＂的场所。这家茶社表面上是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实际上是军统局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通过走访附近的居民，陈赓得知何家兴每周都会在固定时间到访这家茶社，而这个时间通常是在罗亦农来照相馆接头的前一天。

陈赓还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在罗亦农被捕前，贺治华曾建议将接头地点改到暗房。这个提议看似是出于安全考虑，实际上却将罗亦农置于一个易被包围的封闭空间。而暗房的位置，恰好与后巷的秘密通道相邻。

在对贺治华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调查时，陈赓发现了另一条重要线索。1927年底，贺治华在莫斯科期间曾与一名叫伊万诺夫的白俄有过密切接触。这名白俄后来被证实是国民党驻苏联情报站的成员。这段经历很可能是贺治华叛变的转折点。

通过这些细节的分析，陈赓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贺治华夫妇不是在追查叛徒，而是叛徒本身。他们利用自己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位，有计划地设置陷阱，将罗亦农置于危险之中。

事实证明，陈赓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其他同志的配合下，特科很快掌握了更多证据。这些证据显示，贺治华夫妇早在1927年底就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反，他们返回上海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党的核心机构，搜集情报。

五、贺治华的最后结局

1928年5月初，上海法租界的一个雨天，特科根据陈赓的调查结果，决定对贺治华夫妇采取行动。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参与人员包括陈赓在内的五名特科精干成员。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特科采取了分散包围的策略。五名成员分别在照相馆的前后门和周边街道设伏，装作普通路人。这天上午，贺治华照常开门营业，但何家兴却一反常态地没有出现在店门口。

上午十点，一名身着西装的男子走进照相馆。这名男子是军统局的联络员，此前曾多次与贺治华接触。就在他准备与贺治华交谈时，特科人员同时从前后门进入照相馆。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街坊邻居的注意。

在搜查照相馆时，特科人员发现了一个精心伪装的暗格。暗格里存放着大量文件，包括党内重要会议记录、组织关系图和人员名单。更为重要的是，在暗格底部找到了一部密码电台，这正是贺治华与军统局联络的工具。

同一时间，另一组特科成员在东方茶社逮捕了何家兴。在其随身物品中，搜出了一份详细记录党内同志活动规律的笔记本。笔记本上不仅有人员的日常行踪，还标注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些记录为军统局实施抓捕提供了重要依据。

经过审讯，贺治华承认了自己的叛徒身份。她交代，1927年在莫斯科期间，因经济困难而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收买。回国后，她利用自己曾在苏联学习的经历，获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她和丈夫何家兴以经营照相馆为掩护，实际上是在为军统局收集情报。

在罗亦农案件中，贺治华夫妇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泄露了罗亦农的行踪，还通过改变接头地点，为军统局创造了有利的抓捕条件。事后，贺治华还巧妙地转移视线，试图通过编造叛徒的存在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

特科在贺治华的住所还发现了一份军统局的任务清单。清单显示，除了罗亦农之外，贺治华还准备陆续出卖其他多位党的重要干部。如果不是陈赓及时发现破绽，后果将更加严重。

根据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叛徒贺治华夫妇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这个案件给党组织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推动了特科在反特工作方面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此后，特科加强了对党员背景的审查，完善了情报交接的程序，建立了更加严格的安全防范制度。

这场发生在上海滩的较量，不仅揭露了一对叛徒的真面目，也展示了我党特科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地下斗争的智慧和勇气。通过这次斗争，特科积累了宝贵的反特经验，为之后的地下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