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古代民族专题已经完成了匈奴、鲜卑、乌桓、丁零、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女真、契丹、党项、古羌、吐蕃、西南夷等，目前全部收录在主页中国历代民族问题的合集中，有兴趣可翻看。

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这是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但关于华夏族的形成则众说纷纭，有三大族团说（华夏、东夷、苗蛮），也有五大族群说（炎黄、东夷、苗蛮、百越、戎狄），还有诸族杂居混融说（华夏与蛮夷戎狄）。归根结底，华夏族就是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主要聚居地，历经千年，融合了诸多不同族群，拥有共同文化和心理认同，区别于四夷的人类共同体。

关于华夏族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炎黄所生活的时代，即传说时代。这一时期，受限于史料的匮乏和混乱，其相关历史争议巨大。接下来的内容是笔者自认为较为合理的一种关于华夏族形成过程的解读，各位读者不必太过较真，仅做了解即可，有异议可在评论区理性讨论。

大约一万年前，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在甘肃、青海一带生活着一个较大的原始部落——华胥氏族。随着人口的增长，氏族生存出现危机，于是在首领华胥氏（氏族公社时期，首领常以氏族名为号，比如有巢氏的首领就是有巢氏，历任首领都可以叫有巢氏）的带领下，部落主体开始沿黄河向东迁徙，并逐渐进入渭水流域定居。

传说华胥氏曾因误入雷泽踩巨人脚印而受孕，生下了伏羲与女娲（亦有说法是燧人氏与华胥氏结合所生），兄妹二人长大后奉天神之名，结为夫妻，生下了四个孩子，其中一子名叫少典，少典娶有蟜（音脚）氏（姒姓氏族之一，与后来的大禹为同姓氏族），生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华胥氏因此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

甘、青地区是古羌人的主要活动区域，而炎黄族团又是从华胥氏族中分裂而来，所以便有了炎黄出自古羌的说法，这个目前依旧是比较主流的观点。

黄帝部落依姬水而居，故定氏族为姬姓，炎帝部落依姜水而居，故定氏族为姜姓。姬姜两姓氏族世代通婚，为亲族。

炎黄族团主要生活在秦岭山脉沿线，而秦岭在远古时期被称为华山，所以炎黄族团被后世称为华族（这只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

随着炎黄两大部落的发展壮大，双方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剧烈冲突——阪泉之战，炎帝最终战败，向黄帝臣服。两大部落联盟合二为一，形成炎黄族团，并开始与东夷族团（也叫九夷族团，主要活动在今山东东部及淮河中下游地区）和苗蛮族团（主要活动在今湖北、湖南及江西、河南部分地区）争夺中原地区（彼时的中原诸族林立，未能形成可与周边族团相抗衡的统一的强大势力，只能沦为附庸）。

后来，东夷族团在首领蚩尤（亦有说法蚩尤是黄帝之子，成年后起兵谋反）的带领下向炎黄族团发起战争，双方势均力敌，战事陷入胶灼，并因此诞生了许多精彩绝伦的神话传说（九天玄女、风伯、雨师）。最终，黄帝战败蚩尤（臣服或是被杀存在争议），炎黄族团沿黄河东进南下，中原土著族群及东夷族团势力范围遭到大量侵占，被迫与炎黄族团开始融合，而苗蛮族团主体（也有将伏羲、女娲、蚩尤归为苗蛮族团的说法）则选择避其锋芒，向南方收缩。

自黄帝开始，炎黄族团进入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至舜帝、大禹时期，炎黄族团打败了苗蛮族团，三大族团与中原土著族群以炎黄族团为核心进入了漫长的互动融合时期，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初具雏形。

另有说法，颛顼、帝喾为东夷首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两大族团融合之深，或许当时两大族团实行首领轮流坐也是极有可能的。

尧帝在位期间，洪水泛滥，有崇氏部落首领鲧（音滚）奉命治水，九年不成，后被舜帝处死于羽山，其子禹接任，继续治水。

禹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堵为疏，历时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彻底解决了水患。百姓感念禹的功绩，尊称其为大禹。舜帝以大禹治水有功，封其为夏伯（伯爵），封地在夏（相传为今河南禹州）。

古代姓氏有别，姓为标明血缘关系，同姓不婚；氏为同一血缘关系下的不同分支，贵族称氏，平民无姓无氏，氏有区分贵贱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姓氏逐渐合二为一）。

鲧是姒姓，其同姓氏族还有十一个。在鲧被尧帝封为崇伯后，将氏族名改为有崇氏，即姒姓有崇氏鲧。大禹被封为夏伯，于是便将部落名改为有夏氏，即姒姓有夏氏禹，表字文命。

大禹受舜帝禅让后，改公天下为家天下，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国家——夏（也有说法是大禹之子启建立夏朝）。由于禹成为君主，有夏氏成为了夏后氏（后乃君主之意），姒姓其他氏族也因此得到分封，与夏后氏共同构成夏朝的统治阶级，他们与夏朝治下各部族被统称为夏人 。

而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夏后氏属于黄帝的后裔：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音专需），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所以，夏人属于炎黄族团的分支，源自古羌，发展于中原，尊黄帝为始祖。

司马迁《史记》的严谨与可靠已经得到了大量考古资料的论证，参考价值极大。

夏朝建立后，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正式出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夏人作为炎黄族团的延续，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自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并推动古代中国进入青铜时代，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夏文化。

夏人自认居天下之中，号中国，中国之外皆为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言道：夏，中国之人也。彼时并无明显的夷夏之防，夏族比之异族也并无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所谓夷夏更多体现的是其地域性，类似东北人、河南人、南方人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面对周边异族林立的状态，夏朝统治者多采取羁縻（尊奉中原政权为正朔，定期朝贡，民族自治）为主，战争为辅的应对策略（存在争议，有认为羁縻制度肇始于秦汉时期），此后的历代王朝也皆沿用此法，并不断加以改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自治制度建立，羁縻制度才彻底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夏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多集中在与中原异族及东夷族群的交往上，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通婚、征伐、迁徙、奴役等。

传说夏朝建立之初，有诸侯万国（大部分为部落联盟），然而到商汤建国时方国仅三千。这消失的众多族群大多都与夏人进行了融合。

夏朝目前的考古资料极为匮乏，且争议巨大，所以并不清楚夏朝人如何自称，甚至难以肯定其国号是否叫夏。

现存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发现夏这个字，所以无法确定商朝如何称呼夏朝，最早有关夏朝的记录是孔子编订的《尚书》和之后司马迁的《史记》。由于时间相距太远，颇有争议。夏人是后世为了方便交流而赋予的称呼。

夏朝末年，来自东夷族群的商汤（也有来自西戎、北狄、南蛮等说法）起兵造反，建立了商王朝。

由于甲骨文的破译及大量历史文物的出土，自商朝以后的历史较为详实可信，中国进入信史时代。

商汤所在的子姓氏族取代夏桀（夏朝末代君王）的姒姓氏族成为中原政权的统治阶层，其王族及同姓氏族、亲族和附属族群等被统称为商人。夏朝遗民除了小部分选择远迁外（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后世著名的匈奴人就是夏王朝贵族后裔，一家之言，争议颇大），大部分依旧留在中原地区，成为商朝治下的主要族群。

早在夏朝统治期间，夏族与商族就长期共处，夏对商实行脆弱的羁縻统治，两族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商朝建立后，两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商文化（青铜文化）也因此走向繁荣。文化的融合使夏商之民彼此之间的民族差异逐渐减少，难分彼此。

大禹之父鲧的封地在崇（河南登封一带），商灭夏后，将原崇国之民西迁关中鄠邑（音互译，今西安鄠邑区，即原先的户县）地区，仍称崇国，以夏后氏后裔为国王。商王武丁（商朝第二十二任君主，妻子妇好，二人极有作为）时期，崇国王崇侯虎便已经成为商朝的爪牙，四处征伐，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商朝末年，崇国国王崇侯虎（同名，有争议）备受纣王宠信，曾陷害西伯侯姬昌（周文王）。后来，姬昌伐纣，崇国被灭。

上述史实，足以表明，最迟在商朝中后期，夏商两族已经基本融为一体，荣辱与共，而继续坚守夏族传统，以夏族自居的并非没有，但数量已极为稀少。

除了夏商两族的融合外，与周边四夷诸族的交往也是商代民族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朝时期将王畿（商王室的直接管辖区域）之外的异族势力皆称为方或邦，比如著名的鬼方（传说是丁零人的祖先）、羌方（古羌族）、土方（山西北部的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夷方（即九夷或东夷）等。

这些方国名义上尊奉商王为天下共主，以纳贡形式表示臣服。但又常常因为生存需要而向商王朝进行掠夺，于是战争这种最高效的民族融合方式便成为了彼此最常用的交往手段。

商朝历代君王多崇尚武力，对各方国的征伐几乎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历史。在甲骨文的记载中，西部的羌方和东部的夷方出现次数最多。商王朝持续数百年的对外战争，使大量方国消失，融入进了以夏商之民为核心的多民族共同体之中。

商朝末期，兴起于渭水流域的古羌分支——周人崛起。因不满纣王（帝辛）的暴政，周人首领姬昌、姬发父子联合诸多方国力量，历经数年筹备，最终起兵攻克商都——朝歌，建立了周朝。

周人在中原地区属于少数族群，为了对骤然膨胀的领土实行有效统治，周初统治者吸取历史经验，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创立了宗法制度，并以此为标准确立了分邦建国的分封制度。姬姓王族、外戚、功臣、先代贵族（夏朝、殷商王族后裔、远古氏族首领后裔）等相继受封领地，建立藩国（先后封了73个），成为拱卫周王室的重要力量。这些封国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被称为实际封国（周王室直接裂土分封的诸侯国）。

除了这些实际封国，原商朝的众多附属方国在宣布归附后，也得到了册封，大概有三百多个，称为名义封国；再者就是边远地区的大量异族方国或因仰慕或因忌惮，也都纷纷选择称臣纳贡，请求册封，大概八百多个，被称为服国。

这些实际封国并非全都是周王室的领土，比如齐国，那里是东夷族群的领地，有很多拥护殷商的小国，姜子牙接受王命赐封后，还需要通过武力征服来建立自己的封国，同时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来稳定和扩展自己的领地。还有北方的晋国、燕国亦是如此，需要常年与戎狄作战，不断扩张领土。后来因护国有功而得以位列诸侯的秦国，也是因为征服了西戎诸部才得以强盛。

由上述事实判断，西周的诸侯分封实际上带有浓厚的武装殖民意味。正是因为大量封国的出现，使得中原各地的原住民聚族而居的传统被打破，周人作为统治阶级，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手段对封国内的异族进行分化融合，极大巩固了周人在新占领区的统治，同时也保障了以三代（夏、商、周）之民为主体的中原族群的延续与凝聚，周人取代商人的合法性也在这过程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当时是否存在正统之争，也有争议）。

除了封邦建国，对外战争同样是西周政权维护统治、拓展疆域、促进多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东征淮夷、西讨犬戎、南平荆楚、北伐鬼方，周王室领导各大诸侯国在数百年间发动了大量的对外战争，征服了周边的诸多异族，极大拓宽了疆域，为促进多民族融合做出了卓越贡献。

西周时期，民族分布格局相对稳定，夏、商、周三族之民居中，蛮夷戎狄分布四方。但这只是大体划分，并无明显的族群界限。事实上，西周的主要封国境内皆是夷夏杂居的状态，秦晋与戎狄交错，齐鲁与夷狄交错，甚至洛阳周边也多有蛮夷小国。而南方的楚国（楚蛮、百濮），以及后来的吴、越（二者主体族群为古越族）则根本就是南蛮之国，境内族群复杂，异族林立。

西周后期，周天子昏庸无道，朝政腐败不堪，最终被西北的犬戎（有说法认为犬戎、猃狁、荤粥一脉相承，属于同一族群在不同时期的叫法）所灭。后来，年幼的周平王在诸侯的帮助下得以复国并迁都洛邑（今洛阳一带）以避犬戎，史称东周。

原本周王室的王畿之地（王室直接控制区域）极为广大，实力强横，所以各诸侯国唯王命马首是瞻。也正因此才会有烽火戏诸侯的荒唐闹剧出现。

周王室东迁后，其王畿之地大幅缩水，实力锐减，王权衰微，对诸侯国的掌控力度急剧下降，已无力制约。各大诸侯国自此摆脱了束缚，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兼并战争频繁爆发（春秋367年共发生了大约380次战争），西周确立的礼乐制度（社会规则、秩序）彻底崩坏（即礼崩乐坏），中国历史进入大动荡时期，史称春秋战国。

由于华夏之民长期占据地理条件优越的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远超四夷诸族。而周边各族则因为发展落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自卑感和希望能融入中原的强烈欲望。

春秋乱战，大国争霸，给周边异族的大举入侵（九夷、八蛮、六戎 、五狄）提供了便利，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西周以来确立的民族分布格局被彻底打破，华夏之民的生存空间遭到异族的猛烈侵蚀，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按照西方野蛮人的逻辑，解决这种冲突的唯一办法便是种族灭绝，比如西方蛮族后裔在北美和澳洲的兽行，土著居民几乎灭种，鸠占鹊巢，人神共愤。

华夏先民对待异族的方式要比之西方蛮族复杂的多，高明的多，效果也好得多。他们一方面提出尊王攘夷（出自《春秋公羊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春秋左氏传》）的狭隘民族主义口号，与异族进行残酷的仇杀，挽救华夏生死存亡。比如齐桓公援燕灭山戎、存邢救卫、秦穆公称霸西戎等。

另一方面他们又秉持四海之内皆兄弟（出自《论语·颜渊》）的原则，与异族联姻混血，以先进文明对四夷进行帮扶教化，和睦共处，并最终融为一体。比如晋献公（晋文公重耳之父）伐骊戎（古戎族群的一支）而娶骊姬（骊姬之乱，重耳出逃）；晋悼公时期魏绛和戎，与诸戎订立盟约，和平共处。

在处理与异族纷繁错杂的关系的过程中，华夷之辩的思想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春秋左传》言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二字成为了文明的象征，礼仪、服饰、文化取代地域、血统成为区分华夷的重要标准。中原地区的华夏之民是先进文明之族，而周边的四夷则是落后野蛮之族，原本中性的夷字自此带有了强烈的民族歧视色彩。华尊夷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

在华夷之辨思想的指引下，华夏各诸侯国纷纷在心中和国防边界皆筑起长城，将自己与四夷割裂，以阻遏其侵扰，此谓夷夏之防。

周人立国后以夏朝继承者自居，自称夏或华（二字同义反复，可互用），其实际封国被称作诸夏或诸华。春秋时期，为应对异族入侵，诸夏被反复提及，用以区分夷夏。久而久之，诸夏便成了跨越氏族的族群概念，泛指中原地区的华夏之民。

夷夏之辨帮助华夏族群民族意识觉醒，诸夏帮助华夏族群完成了自我认同和命名。于是，一个以中原为主要聚居地，以商周文化为民族传统基石，以夏、商、周三代之民为主体，融合了周边文化差异较少的诸多异族的稳定的多民族共同体在春秋时期逐渐成型（存在巨大争议，成型时间众说纷纭）。此即为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也可称作华、诸华、夏、诸夏等。

孔子编成的《尚书》一书中第一次将华夏二字连用：华夏蛮貊（音墨），罔不率俾（音比）。文中华夏二字便指代中原之民，蛮貊指代四夷之民。原文意为：无论中原的华夏还是偏远的四夷，皆尊奉顺从周天子之命。

经过春秋数百年的大混战后，地区性的政治统一已基本完成。而长时间的民族融合，也使得华夏与四夷之间的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同时，华夏族在混融了大量的四夷之民后，原本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动，华夏之称已无法适应多民族共同体日益膨胀的实际，建立大一统政权，实现多民族大一统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以战争手段实现政治大一统逐渐成为了战国诸侯的基本国策。

《史记》记载的春秋初期109个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已经合并成为了齐、楚、燕、韩、赵、魏、秦、越、巴、蜀、宋、中山、鲁等十几个大国以及郑、卫、滕、邹、费等为数不多的小国，其中最强大的莫过于后世耳熟能详的战国七雄。

为了增强国力，争夺天下，各诸侯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改革、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

以秦、楚为代表的的蛮夷政权在此过程中，日益强盛。他们积极吸收华夏文化，以夏变夷，用周礼革新旧俗，打起尊王攘夷的口号，逐渐获得了诸夏认同，不再被视为蛮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狭隘的夷夏划分，已经无法适应战国时代多民族融合的现实，华夏文明的影响力也早已跳出中原地带，覆盖到了更为广阔的区域。

战国的兼并战争持续了数百年，直至秦王嬴政的横空出世才得以终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正式建立。

作为开天辟地的一代雄主，秦始皇嬴政敏锐地判明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他力排众议，破除重重阻力，施行了一系列以文化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货币与度量衡、制《秦律》等，极大促进了夷夏文化的迅速统一和多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之相适应的就是秦人逐渐取代华夏成为大一统王朝治下多民族共同体的统称。

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刘邦叨天之幸，再度完成统一，建立大汉王朝。汉承秦制，中国历史正式迈入长达近两千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等大分裂时代的出现并未改变大一统的历史趋势）。

汉王朝武德充沛，东讨朝鲜，西征西域，南服百越，北逐匈奴，开拓大西南，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主要版图（绝大部分适宜农耕的地区皆被汉王朝征服，包括对台湾及南海诸岛的发现与开发）。强汉天威遍及四海八荒，成为周边异族既仰慕又敬畏的存在，而他们口中的汉人则逐渐取代秦人成为了6000多万大汉子民的统称。

汉王朝文化充盈，秉承秦朝书同文的规定，汉字发展到汉朝时期基本定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观念自此深入人心，影响至今；《史记》、《汉书》等史学巨著的出现，正式确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为后世史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文字、思想的统一与共同历史的认同，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大一统得以实现，汉族的身份认同也自汉朝正式确立。

尽管汉朝没能逃脱历史周期律的魔咒，但它的影响力却甚为深远，此后的中原王朝无论如何变换姓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始终都认为自己是汉人的后代，无论是唐人、宋人还是明朝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就是汉人。

汉族之名源自汉朝，汉朝之名源自项羽赐封刘邦的汉王，汉王之名源自刘邦的封地汉中，汉中之名源自其境内的汉水，汉水之名源自天汉，天汉之名源自先秦时期对夜空银河的称谓。

中国古代史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中华大地各个族群互动融合的历史，即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而以华夏族为主体形成的汉民族便是这一融合过程中的核心，也因此造就了其族群结构的复杂多变特点。

自秦汉始，汉民族便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融合了诸如百越（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越南北部等广大地区的土著族群）、匈奴（内迁的南匈奴族群）、鲜卑（孝文帝改革后逐渐汉化）、乌桓（曹操北征乌桓）、羯、氐、羌、契丹（大辽国）、党项（西夏国）、女真（大金国）以及南方的部分少数族群等，人口数量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空前膨胀，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一民族。

尽管汉民族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融合了诸多族群，但在中国的大地上始终居住着为数众多的其他民族，汉族与各族之间也一直保持着交错杂居，相互依存的状态。而中国的历史便是由汉族与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两千多年来，中华大地有过分裂、有过纷争，但最终都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统一。

特别是1840年以后，我们饱受帝国主义欺凌长达百年，受尽苦难，亡国灭种的危机把华夏各族的命运紧密团结在一起。在血与火的抗争中，各族人民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同仇敌忾，共御外辱，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

在这过程中，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各族人民休戚与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此应运而生。中华民族不是单一民族，而是由56个兄弟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结合而成的相互依存的统一且不能被分割的复合民族共同体。

习近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