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古代男子要娶妻生子，可谁又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穷苦人家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更别说娶妻纳聘了。可是，不娶妻便无法传宗接代，在宗族社会中便会遭人唾弃。一些贫困人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竟然想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畸形，却在历朝历代都存在，甚至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更让人惊讶的是，朝廷虽然一再禁止，但这种现象却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为何能存在如此之久？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故事？
一、典妻制度的由来
典妻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在汉朝以前，民间虽然也存在卖妻的现象，但大多是一锤子买卖，女子被卖后就彻底归属新的家庭。到了汉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一种新的形式开始出现——典妻。
在汉代的长安城外，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叫王三的农户因为连年歉收，无力缴纳赋税。他有一位年轻的妻子，生得端庄贤惠。当地一个富户刘家的独子一直没有子嗣，便托媒人上门商议，要用百钱典下王三的妻子三年。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议论，也成为了汉代典妻制度的一个典型案例。
汉朝时期的典妻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典而不娶＂，即富户只是借用穷人妻子，待生下子嗣后便归还；另一种是＂典而娶之＂，即富户将典来的女子作为侧室或者小妾。这种制度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规矩，甚至出现了专门的中间人负责操办此事。
到了唐朝，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典妻制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长安城的坊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典帖铺＂，负责办理典妻的各种手续。这些铺子会详细记录典妻的年限、价格和条件，并开具正式的文书。一份出土的唐代典妻契约显示，当时典妻的价格从几十贯到上百贯不等，期限最短一年，最长可达十年。
宋代是典妻制度最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典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经济活动。在南宋临安府的市井中，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典妻经纪人＂。这些经纪人会根据女子的年龄、相貌、生育能力等条件，给出不同的典价。同时，官府也开始对典妻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要求必须有正式的契约和见证人。
随着时代的推进，典妻制度在不同朝代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元代的典妻多见于汉族地区，而蒙古族地区则较少；明代的典妻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这与当地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到了清代，典妻制度虽然受到官方的抵制，但在民间仍然广泛存在，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份，典妻现象会明显增多。
二、典妻的具体操作方式
典妻虽然是一种非正常的婚姻形式，但在古代社会中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从媒人说和到契约签订，每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规矩和要求。
媒人在典妻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据《清稗类钞》记载，在江南地区活跃着一群专门的＂典妻媒婆＂。这些媒婆通常会在集市、茶馆等场所打探消息，寻找有典妻需求的双方。她们掌握着大量的信息，既知道哪家因贫困想要典妻，也清楚哪户富人家需要借妻生子。
在订立典妻契约时，需要明确规定多个事项。一份清代徽州的典妻契约显示，契约中要写明典妻的期限、价格、生子要求等具体条件。例如：＂立典妻契人张某，因家贫典妻于李府，期限三载，典价银五十两，须生一男，期满即可赎回。＂有些契约甚至会详细规定，如果女子在典期内生下女儿，典价要相应减少。
典妻的价格通常根据多个因素来确定。年轻貌美、身体健康的女子典价较高，通常可达百两白银；年长或者生过孩子的典价则较低，可能只有二三十两。在一些地区，典价还会随季节变化，年关将近时，由于许多贫困家庭急需用钱，典价会明显降低。
典妻期限的长短也有明确规定。最短的可能只有半年，通常是为了帮助原配家庭渡过暂时的困难；最长的则可达十年以上，这种情况多见于借妻生子的富户家庭。在浙江天台的档案中，就记载了一个典妻长达十五年的案例，原因是富户要求必须生下两个男丁才能归还。
在典妻期间，女子的归属权是有明确规定的。典期内，女子要完全服从典家的管理，不得擅自返回原配家中。同时，典期内所生子女均归典家所有，原配家庭不得主张任何权利。在山东曲阜的一份档案中记载，有一对夫妻因为典妻期间所生子女的归属问题闹上公堂，最终官府依据契约判定子女归典家所有。
为了确保典妻制度的顺利进行，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交接仪式。典家要在媒人的见证下，先付一部分定金，称为＂订典银＂。到了正式入典的日子，要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典家要准备一些衣物和日用品赠送给女子，称为＂典妻礼＂。在江西婺源的民间习俗中，典妻入门时还要焚香祭告祖先，以示郑重。
在实际操作中，典妻还衍生出了多种变通方式。有的地方允许＂分期典妻＂，即典价分几次支付；有的允许＂轮换典妻＂，即多个富户轮流典用同一个女子；还有的实行＂典妻互助＂，即几个贫困家庭互相典借妻子，以解决生计问题。
三、典妻背后的社会现象
典妻制度的背后，折射出古代社会中贫困家庭的生存困境。在清代江西万载县的县志记载中，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乾隆年间，当地农民周清因连年歉收，家中债务堆积如山。他年过四十尚未娶妻，面对宗族的压力，不得不借钱娶了一位寡妇。然而婚后生活更加艰难，最终不得不将妻子典给邻村富户，以此换取二十两银子度日。
宗族压力是促使典妻现象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在古代宗族社会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代《南昌府志》记载了一个特殊的习俗：当地宗族每年都会举行＂点丁册＂仪式，统计族中适龄男子的婚育情况。对于年过三十仍未娶妻生子的族人，会被记入＂耻辱簿＂，在族中失去发言权和分红权。
这种宗族压力在北方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河北献县的族谱中记载，一些贫困家庭为了避免被族中除名，往往会采取＂轮典制＂，即几户贫困家庭合资典借一名女子，轮流作为生育工具。这种做法虽然荒诞，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到了默许。
乡村伦理观念的扭曲也是典妻制度得以存在的土壤。在宋代《夷坚志》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浙江建德的故事：当地富户陈家独子无后，便高价典借了邻村农户的妻子。为了标榜门风，陈家还特意在族中宣称这是＂助人行善＂。此后当地更多的富户效仿这种做法，使得典妻逐渐成为一种＂体面＂的交易。
典妻现象还与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据统计，在灾年时期，典妻案例会明显增多。以道光年间的江南地区为例，一场特大水灾过后，当地典妻案例较往年增加了三倍之多。一些地方官员在奏折中提到，灾民们往往会先典妻求生，然后再考虑其他出路。
在一些地区，典妻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明代苏州府的档案显示，当地形成了专门的＂典妻市＂，每月初一十五定期开市。不仅有专门的中介机构，还有固定的价格行情。一些富户甚至会长期持有多份典妻契约，将其作为一种投资手段。
更为特殊的是，典妻制度还影响了古代的司法实践。清代《刑案汇览》中记载了多起因典妻引发的命案。官府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会根据典妻契约的具体内容来确定案件性质。例如，如果契约中明确规定了＂典而不娶＂，那么典妻期间的通奸行为就不会被视为重罪。
在一些偏远山区，典妻甚至成为了一种解决人口问题的手段。在云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男女比例失调，一些村寨之间会通过典妻来调节人口结构。这种做法虽然不被官方认可，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人口流动也是导致典妻现象的重要原因。在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向江南地区集中，一些外来移民因无法负担当地的彩礼，往往会选择典妻来解决婚姻问题。这种现象在苏州、杭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普遍。
四、官府对典妻的态度与管控
历朝历代的官府对典妻现象始终采取着矛盾的态度。表面上严厉禁止，实际执行时却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复杂的态度在历史档案中留下了大量记载。
在唐代的《天圣令》中，明确规定＂典卖妻妾者，徒二年＂。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府往往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年间，长安城郊有一户农民因灾荒典妻度日，本应依法处置，但当地县令考虑到其家境困难，最终只是对其进行了训诫。
宋代的司法档案中保存了一个典型案例。南宋淳熙年间，杭州府发生了一起典妻纠纷。富户陈某典借了贫民王某的妻子，约定三年期满归还。然而期满后陈某借故拖延，王某告到官府。知府在审理此案时，虽然明知典妻违法，但考虑到双方都有难处，最终采取了调解方式，要求陈某加付银两后归还王妻。
明朝的态度则更为微妙。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就下令严禁典妻，违者重罚。但到了明中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典妻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据《明实录》记载，正德年间，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典妻牙行＂，公开进行典妻交易。地方官府对此往往采取默认态度。
清代的管控措施更显得务实。乾隆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指出：＂典妻之事虽非正道，但穷民无奈，与其流离失所，不如暂且容之。＂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地方官府的执法方式。在清代的州县衙门中，典妻案件通常被归类为＂民事纠纷＂，而非刑事案件。
地方官员在处理典妻案件时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比如，山东济宁的一位知县在审理典妻案时，会先查验契约的真实性，然后调查双方的家境。如果发现是因天灾人祸所致的典妻，往往会网开一面；如果发现是投机取巧，则会从重处罚。
一些地方官府甚至对典妻进行变相管理。在江西抚州的档案中记载，当地衙门专门设立了＂典契房＂，负责登记和管理典妻契约。虽然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对违法行为的认可，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典妻行为，减少了纠纷。
官府对典妻的态度还与社会治安有关。在一些偏远地区，如果强行禁止典妻，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湖南凤凰厅的一份奏折中提到，当地苗民因禁止典妻而引发械斗事件，最终官府不得不放松管制。
有趣的是，一些地方官员还会利用典妻案件来展示自己的治理能力。在浙江嘉兴的方志中记载，有一位知县在审理典妻案时，不仅妥善化解了纠纷，还借机推行＂义仓制度＂，帮助贫困家庭渡过难关，因此受到上级表扬。
到了清末，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一些开明官员开始尝试从根本上解决典妻问题。他们通过设立＂恤贫局＂、发展地方经济等方式，试图消除典妻的社会土壤。然而，由于积习已久，这些努力收效并不明显。
五、典妻制度的衰落过程
典妻制度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清末到民国初期，这一陋习在社会变革中逐渐消亡。
清末新政时期，典妻制度首次受到正面冲击。光绪三十二年，两江总督周馥在一份奏折中提出，典妻现象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陋习，建议在新式教育中加入相关内容，以期改变民众观念。随后，各地新式学堂开始将典妻列为＂伤风败俗＂的落后习俗进行批判。
在清末维新派的推动下，一些地方开始尝试从经济层面解决典妻问题。据《申报》记载，上海地区的商会在光绪三十四年成立了＂济贫会＂，专门帮助因经济困难而准备典妻的家庭。这种做法在江浙一带逐渐推广，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互助模式。
辛亥革命后，典妻制度遭到更大冲击。民初政府在制定民法时，明确将典妻列为非法行为。据统计，仅在1912年，全国各地法院就审理了数百起典妻相关案件，并对参与典妻的双方进行了严厉处罚。
然而，在偏远农村，典妻现象仍然存在。据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显示，在1915年前后，晋南地区每年仍有数十起典妻案件发生。这些案件多因自然灾害或家庭变故引发，显示出旧有习俗的顽固性。
五四运动给典妻制度带来了致命打击。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年轻一代开始公开抵制典妻行为。191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将典妻制度与其他封建陋习一起，列为必须革除的对象。
1920年代，各地开始出现专门打击典妻的社会组织。在江苏常熟，当地妇女组织了＂反典妻联合会＂，通过宣传教育和经济援助等方式，帮助面临典妻风险的家庭。这种自发性的社会运动对典妻制度的消亡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经济形态的转变也加速了典妻制度的衰落。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据《申报》1925年的统计，江南地区的典妻案件比十年前减少了近八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农民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
法律的完善是典妻制度走向终结的关键。1929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不仅明确禁止典妻，还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在这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各地法院对典妻案件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态度。
抗战时期，典妻现象虽然在一些沦陷区出现反弹，但整体上已经无法形成规模。在重庆《大公报》的报道中提到，即使在最艰困的时期，典妻也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选择，而是被当作社会悲剧来对待。
到了1940年代，典妻制度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偶尔出现的个案也多发生在极为偏僻的地区。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典妻已经从普遍现象变成了极其罕见的案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和新婚姻法的颁布，典妻制度最终在法律和现实层面上都彻底消失。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陋习，最终在社会进步中走向了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