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西牌楼辟才胡同住着一个名叫李善斋的老人。他虽年过半百，但腿脚利索，喜欢每天在胡同里遛鸟散步，生活那是相当的惬意。但唯独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喜欢别人问起他从前的经历，他就给谁黑脸。
1951年1月23日一大早，李善斋像往常一样，提着鸟笼子在胡同里来回溜达了一圈，便回了自家院子。他前脚刚进门，几位不速之客便跟随而至。这让李善斋颇感意外，他在这条胡同巷子已经住了快二十年了，自己平时都很注意，很少与人交流，更谈不上去招惹谁、得罪谁了，直到来人掏出证件亮在他面前，李善斋才“咯噔”一下，整个人没有了生气。
很快，他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直奔公安局而去。
原来，他根本就不叫李善斋，这只是他隐藏身份的化名罢了。他的真实姓名叫吕一民，17年前，他的身份竟然是军统特工。
吕一民被捕时
1934年，军统人员接到国军高层发来的暗杀命令，要求他们杀掉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时任军统天津站情报组组长的王文觉得任务重大，为了确保成功，必须吸收几个胆大心细的特务来完成这次暗杀任务。很快，吕一民成了最佳人选，并负责了这项任务，他立刻与选拔出的几个特务在英租界租了一间小房子，开始了情报侦察活动。
吉鸿昌将军招此杀身之祸，其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意帮蒋介石打内战，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
1931年8月，蒋介石解了吉鸿昌的兵权，强令他出国“考察”。没想到刚要动身，“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扔下行礼，立刻发电报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吾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没想到吉鸿昌的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蒋介石却依然坚持己见，不改初衷。没有办法的吉鸿昌只能泪洒天津，远赴欧美。在异国他乡，他依然牵挂着祖国的战事，为了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余热，他走到哪里都会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
然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寇是步步退让，全国抗日怒潮风起云涌，不断爆发反日运动。
几个月后，上海“一二八”抗战打响，遍地纷飞的战火让远在万里的吉鸿昌如坐针毡，他再也无法呆下去了。于是，在连天的炮火声中，他悄悄回到了祖国。第一件事，他就联络了自己的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期间，他被共产党的抗日热情所感染，于1932年深秋，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第2军军长，任务是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
蒋介石获悉此情况后，“即视如眼中之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负责暗杀行动。陈恭澍指定王文为行动组长，王文派吕一民、吕问友等人直接对吉鸿昌进行监视跟踪，待机暗杀。
同时，蒋介石政府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斗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随后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没想到刚到英租界，他便觉察到了异样。为了安全起见，吉鸿昌另搬了一处别墅住下（就是后来的红楼），将这里设定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
吕一民失去了目标，气得对手下人大打出手，着实发泄了一番。为了再次寻得目标，他又加派了人手，这一次，特务们从他狠毒的眼光中就能读出哪怕掘地三尺也要找出吉鸿昌。
在吕一民的安排下，大量的特务开始走街窜巷，他们进茶楼，入戏院，查酒店，没过多久，红楼就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而另一边，吉鸿昌负责放哨的妻子胡洪霞也发现了自家别墅前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晃悠，甚至晚上也有人在这里散步，她觉得这极不正常，便立即告诉了丈夫。
意识到红楼也不再安全，吉鸿昌便自己出资在天津国民大饭店长期包下了318房间，看似每天就邀约朋友打牌，实际上是将联络线转移到了牌桌上，同时也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
国民大饭店
吕一民是河北省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人，父亲是满清秀才。因为是独子，所以父母对其“异常宠爱”，从小便养成了一种“骄傲的坏意识”，他认为就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据天津市人民法院档案资料上记载：“该匪在历史上历充匪特，在战时对人民危害极大。”
所以没过多久，他便侦察到吉鸿昌和反蒋爱国人士任应岐住在国民饭店318房间。于是，王文、吕一民等人也随即混入国民饭店，并且特意在吉鸿昌房间的斜对面开了一个房间（当时是317室），对其进行秘密监视。
为了进一步试探房间里面的情况，吕一民心生一计，以“投皮球失手掉入吉鸿昌房间”为由进去取球。这一次，他十拿九稳地可以确定吉鸿昌和任应岐两位将军就在房间内。随后，吕一民负责望风，王文持枪再次进入房间，迅速对着吉鸿昌和任应岐连开了数枪，导致二人都不同程度负伤。
无疑，吕一民的刺杀行动失败了。然而天津租界的法国工部局却以吉鸿昌有杀人嫌疑为藉口，将二人强行逮捕了。消息传出，我党组织立刻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如何营救二人，可蒋介石怕夜长梦多，还是抢先了一步将他们引渡到了“北平军委会”自己的地盘上，交给了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
狱中的吉鸿昌
在北平的国民党陆军监狱里，为了邀功请赏，吕一民率先对吉鸿昌进行刑讯。他为吉将军准备了一系列刑法，每一种都残酷致极，但是依然没有撬出一个字来。
蒋介石平生最怕吉将军这样的“硬骨头”，恨不得早点除之而后快，于是一封密令下去：“立即枪决！”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写下遗书，起身披上斗篷，昂起头走向了刑场。
北平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路上都能听见雪落下的声音。走到一棵树下，他折下一段树枝，在雪白的地上写下了他人生最后一首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扔掉树枝，只听将军大声喝道：“给我拿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我得坐着死！”雄厚的嗓音将刽子手们震住了，很快就有人为他端上来一把椅子。将军一掀斗篷，稳稳地坐了上去，随即又命刽子手到前面来开枪，因为将军是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他要看着这些敌人是如何打出子弹的。
在“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吉鸿昌将军壮烈牺牲，时年39岁，他带着对日寇入侵的仇恨，带着对蒋介石不作为的愤怒，带着不能继续革命的遗憾，也带着正义必胜的信心，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新中国成立。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欢呼雀跃的同时，并不曾忘记那些为了这一天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有关部门开始追捕杀害吉鸿昌将军的凶手。
经查，当时4名执行暗杀计划的凶手，有两个已经死在了日军的手中，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剩下吕一民、吕问友叔侄却逃这夭夭，一时不知去向。于是，公安部门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即便是撒下天罗地网也要将这两个人缉捕归案。
原来，吕一民在加害吉鸿昌将军后，为了保命，便偷偷从天津逃到了北京，买下了位于西牌楼辟才胡同的一个小院，改名为李善斋，过起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想到这一过就是20年。他虽然已经和胡同里的人都熟识，但平日里却很少往来，难得遇到主动招呼他的，只要人家一问他过去做什么的，他就会黑脸生气，头也不回立马走人。
新中国成立后，吕一民就更加谨慎了，他除了遛鸟转弯，几乎都不与人交流，如此这般竟也苟且偷生了17年。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行为怪异的吕一民最终被群众举报，公安机关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吕一民没有作过多的狡辩，他缓缓交待了吉鸿昌将军被害的整个过程，也说出了吕问友的行踪。可让他交待自己的罪行时，他却强调说：“整个刺杀过程，我只是个望风的。”一个职业特务说出这样的谎言也未免太搞笑了吧，多行不义必自毙！
1951年3月28日，天津市公安局在给天津市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上写到：“查军统北京稽查处副处长吕一民一贯反人民，并曾杀害我抗日将领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应处以极刑。”随后，吕一民、吕问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正所谓：“正义也许会迟到，却从不会缺席！”
在此，我们以崇高的敬意，致敬我们的民族英雄——吉鸿昌，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