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川陕反“六路围攻”，你就会明白徐向前为何是最被低估的元帅

在十大开国元帅中，徐向前是个极具特殊性的人物。

从地域范围上讲，他是唯一一个北方籍的开国元帅；从革命资历上讲，他是黄埔一期共产党员毕业生中担任职务最高的将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老蒋开出的悬赏捉拿价格一度高达20万大洋，与教员和朱老总等同；从军队历史上讲，他曾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三个军中最高职位，是开国将帅中独一无二的“大满贯”经历者。

尽管有着这般闪耀光芒，但徐帅在世人眼里依旧是那个待人宽厚大度，处事坚守原则的长者形象，这种普遍印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乃至低估了他作为我党早期军事家，尤其是指挥大规模战役时措置裕如的军事指战员的造诣。

今天，我们来聊聊徐帅当年最负盛名的那次举红四方面军全军之力战胜川军“围剿”的军事杰作——川陕反“六路围攻”。

提起这场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便不得不先从此前的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和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说起。

众所周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是在同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困境下被迫开启的转战征程，但对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战略转移的红四方面军西征却知之甚少。

1932年6月，刚刚经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一度达到4.5万余人，鄂豫皖苏区面积扩大到4万余平方千米，拥有县级红色政权26个，总人口达350万人，革命形势达到空前状态。

与此同时，困难和挑战也接踵而至。一方面是不甘失败的老蒋亲自“披挂上阵”，就任第四次“围剿”作战的总指挥，且兼任围攻大别山核心区的中路军指挥，集30万大军再次发起了对鄂豫皖苏区的进攻；另一方面是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四方面军亟需休整补充，在战略防御的大方针下整军备战。

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深知其中利害，此前三次“围剿”中消灭的敌人以西北军、滇军等地方杂牌军为主，与这次尽数出动的中央军战斗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基于敌我双方的悬殊对比，徐向前在随后召开的夏店会议中力劝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主席张国焘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采取保守战略，即在防御中备战，在运动中歼敌。

可此时的张国焘一面被短暂的胜利冲昏头脑，一面又深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影响急于主动出击。可想而知，徐向前的这次力谏无疾而终，迎接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也将是一场以弱抗强且空前惨烈的阵地战。

战斗围绕着湖北麻城县打响。之所以选择此处，主要还是其战略位置处于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块根据地环形包围之中，攻占麻城便意味着鄂豫皖根据地真正连接为一个整体，就这个角度来看，麻城之战似乎是革命战争的必然。

遗憾的是，麻城之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风顺水。就在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围攻麻城的国民党第31军之际，驻守霍邱的红四方面军第25军以及红安、七里坪、新集等苏区中心地带正面临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压境的危机。

在此危急时刻，徐向前再次建议张国焘将主力由麻城撤出备战，发动地方赤卫队武装力量，共同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军。只可惜，这最后的一次转机再次被张国焘无情否决。红四方面军主力如磁铁般被吸附在麻城周围，失去了最佳的歼敌战机，接连失利的战事最终迫使张国焘于当年10月10日在红安县境内的黄柴畈召开会议，作出了“向西突围，伺机回占大别山”的决定，属于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之路”就此开启。

此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四方面军转战三千里，先后歼敌万余人，甩开了敌人围追堵截，保存了1.4万余人的革命力量并顺利到达川北地区，乘刘湘和刘文辉“二刘争川”的有利间隙，迅速重振旗鼓，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并站稳了脚跟。

至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兵力已达到8万余人，一度超过了第四次反“围剿”前的部队力量，根据地扩大到4.2万平方千米，拥有县级红色革命政权23个，人口达到500余万。

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两面性，视红四方面军为心腹大患的老蒋以及深感“鸠占鹊巢”危机的四川军阀刘湘自然不会坐等红军发展壮大，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行动由此拉开了帷幕。

彼时的刘湘在与“幺爸”刘文辉轰轰烈烈的争夺战中胜出，一举夺得了四川军政大权并得到老蒋的承认，全省政局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于老蒋而言，承认刘湘在四川的“合法性”既有利于维系地方的统治管理，又可借机“等价交换”，使刘湘于公于私都不得不组织力量发起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行动。

历经川中近20年军阀混战的刘湘自然不乏精明，借着这个由头成功争取了老蒋200万大洋的军费和1万支步枪及百万发子弹的补给。一面是红四方面军日益发展壮大带来的统治危机，一面是老蒋“剿匪”总司令头衔的任命和军需补给，刘湘横下一条心，借着刚刚取胜的喜悦，动员省内几乎全部力量，展开对川北红四方面军的进攻。

很快，在川北地区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上千里战线上，刘湘先后部署了川军110个团、20余万兵力，同时配备的还有18架此前购置的战斗机。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川军兵分六路，来势汹汹的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围攻，大战一触即发。

我们先来看看这六路大军分别是何方神圣。

第一路是川军第28军下辖的18个团，总指挥是有着“水晶猴子”之称的军长邓锡侯。这一路主要沿着包围圈西线的广元、昭化一带布防，伺机向旺苍、木门、南江等地出击。

第二路是川军第29军下辖的24个团，总指挥是有着“田冬瓜”之称的军长田颂尧。这一路则紧随第一路大军后，沿苍溪、阆中一带伺机向巴中方向进攻。

第三路是川军新编第6师和第23师共15个团，正、副总指挥分别由两师师长李家钰和罗泽洲担任。主要担负由南充经仪陇而向巴中东南的曾口场发起进攻任务。

第四路是川军第20军下辖的20个团，总指挥是以“妻妾成群”而著称的军长杨森。此路军的任务是由蓬安向鼎山场进发，最终直指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通江县。

第五路是川军第21军下辖的24个团，这是刘湘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总指挥也是自己的心腹爱将、有着“王灵官”之称的第21军第3师师长王陵基，主要担负由东线的开江和开县地区向达县、宣汉进攻任务。

最后一路则是川军第23军下辖的12个团和盘踞陕西、镇巴一带的警备部队和当地匪首王三春部共同组成，总指挥由23军军长刘存厚担任，主要配合第五路大军由开县和城口一线向万源发起攻击。

六路大军枕戈待旦，似乎只待总司令刘湘的一声令下，便可按照“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的战略逐步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陕边境地区。

此情此景，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安居平五路”情节，彼时的曹魏“掌门人”曹丕借蜀汉故主刘备新亡之际，乘势联合东吴和蜀国南蛮地区发起了五路大军伐蜀行动，未成想却在蜀汉丞相诸葛亮不动声色的运筹帷幄之间兵不血刃的化解了。

多年后，历史再一次惊人般重现，却也不尽相同。相较于诸葛丞相的以权谋之术化危机于无形，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总指挥下是以军事手段出奇制胜，从最终结局来看，一个是以维持均势为目的的安然退敌，一个则是以巩固扩大根据地为目标的反攻克敌。

言归正传，既然敌人兵分六路进犯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在通江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对形势综合研判后，得出了一个可行的结论，即充分利用六路大军远离驻地和此前与红军作战频频失利造成的心理阴影等矛盾，集中优势力量对付东线刘湘的嫡系部队，而在西线以运动防御为主。由此，“兵分三路、收缩阵地、待机反攻”的总体部署呼之欲出。

具体计划也一目了然。徐向前担任东路军总指挥，集中主力部队约20余个团沿万源、宣汉和达县一线组成对川军第五路、第六路军的阻击，伺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担任西路军总指挥，集中10余个团的力量自西线广元地区沿嘉陵江一线展开对前四路大军的防御和钳制。与此同时，北线抽出2个团兵力监视和警戒陕南地区，确保根据地大后方不受威胁。

军事部署完成后，为确保战争最终的胜局走向，徐向前又做了两项保障性工作：一是动员根据地内部做好粮食物资储备及运输工作，号召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遁形；二是扩编原妇女独立营为2000余人的妇女独立团，为参战和后勤工作提供了有效支持。

当年11月16日，“四川王”刘湘下达了各路川军齐头并进的指令，“六路围攻”正式打响。在各路川军稳步推进的同时，刘湘于12月16日率先发起了对川陕根据地外围一线宣汉、达县、仪陇和旺苍等地的总攻击行动，其东线的嫡系主力第五、第六路大军则在飞机的掩护下强渡前河、州河，直逼宣汉、达县。

徐向前指挥红4军和红9军主力趁敌人渡河部队进至一半之际出其不意发起猛攻，川军第21军和第23军一部仓促应战，损失3000余人；与此同时，红30军于达县东南地区的雷音铺给予进犯的川军第21军以沉重打击，尽管时任红88师师长的汪烈山于此役中壮烈牺牲，但首战“开门红”依旧给东线的两路川军以重创，捍卫了红军根据地的独立完整。

此后，首战告捷的东路军并未乘胜追击，而是根据战前军事部署的“收缩阵地”要求，迅速收紧压缩前河、州河一线的前沿阵地。一来得以在宣汉、达县地区加固防御工事，二来则可以诱敌深入并寻机歼敌。

果然，自恃装备优良的东线川军一度产生了红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在王陵基的指挥下，五、六两路川军向着宣、达两县展开了猛烈进攻。但很快，王陵基便在徐向前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术结合下开始“晕头转向”了。

一方面，他的部队因遭遇红军最顽强的正面阻击而无法前进，另一方面，在大巴山区的丛林沟壑中，似乎到处都是难辨“真伪”的红军主力，加之部队深入推进，时刻面对红军小股部队袭扰，着实让这位川军主将颇为头疼。更让他叫苦不迭的是，当自己部队被袭扰的疲惫不堪时，红军总是会出其不意的发起大规模反击，狠狠地给他“一耳光”，最后损失惨重。

这样的情境下，苦撑2个月的东线川军纷纷感到难以为继，厌战情绪也随之蔓延开来。至1934年春节来临之际，以王陵基为首的东线川军指战员竟擅自离队返回成都及各自家乡欢度佳节，这正给了徐向前以破敌制胜的最佳时机。

自1934年2月5日至10日，徐向前部署东路军各主力部队与川军激战5日，取得了马鞍山之役歼敌一个旅的战绩。此时，震惊之余的刘湘也只得“拆掉东墙补西墙”，慌忙由后方抽调4个旅外加2个团补充到第五路军战斗序列中，同时让此前在平定四川时给予自己鼎力支持的第21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指挥不力的王陵基顺势被踢到了一旁。

临阵换将，历来被视为兵家大忌，似乎刘湘和唐式遵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的“定律”。当年3月4日，基本完成首次推进任务的刘湘发起了第2次总攻行动，战斗首先在西线的旺苍至鼎山一线打响。

很快，在西路红军的坚决阻击和地方游击队、妇女独立团的策应配合下，川军始终未能打开有利进攻局面，艰难前进的每一步几乎付出的都是惨烈的伤亡代价。有鉴于此，刘湘开始调整战略部署，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调动东线川军60余个团集中于红军东西两路部队的结合部——达县西北一带，企图由此打开突破的缺口。

只是这一次，等待他的又是失望的结局。川军在为期两个多周的战斗中始终未能突破红军的顽强阻击，最终在损兵2000余人后被迫撤出战斗，刘湘寄予厚望的第2次总攻无疾而终。

时间转瞬来到1934年4月初，不甘失败的刘湘卷土重来，开始了第3次总攻行动。敌进我退，红军东西两线再次开始了收缩阵地，实施阻击的战略战术，凭借地形节节抗击进犯的川军。4月23日至28日，徐向前指挥东路军在镇龙观一带阻击第五路军约2个师的川军部队，取得了歼敌4000余人、迫使川军后退休整的胜利。

恼羞成怒的刘湘于次月的15日在成都召开各路军总指挥会议，决定了以东西合击为总目标的第四次总攻行动，并将原定作为总预备队的2个师亦投入其中。不仅如此，刘湘一反常态，大方的拨出300万元军饷和300余万发弹药用以补充和接济作战部队，稳定军心士气，大有重振旗鼓、一决雌雄的态势。

而后，第四次总攻将重点放在了通江和万源一带，计划由此为突破口实现东西两线合围红军主力的计划。6月22日，刘湘集中50余个团兵力于东线战场，向通江、万源一线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至8月4日，川军第五、第六路军先后发起了四次全线猛攻，均被徐向前指挥的红4、红9军主力击退，取得了万源保卫战歼敌万余人的大捷。

8月8日，经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在东线敌第五路军力量薄弱的青龙观地区实施反攻突破，伺机歼灭第五路军主力。2天后，东路军反攻战斗打响，激战至17日，东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人指挥下接连攻克了青龙观、孔家山、大面山及周围地区，聚歼第五路军主力于万源地区指日可待。

恰在此时，“利令智昏”的张国焘突然指示东路军放弃川军嫡系主力，转向西进击敌。徐向前当机立断，除留守一部牵制东线刘湘主力部队外，其余大部趁西线川军摇摆不定、力图自保之际，一举攻占了巴中城，而后向纵深迂回至第一、第二路军后方，在旺苍东南的黄木垭一带寻机歼敌第二路军10余个团兵力，顺利收复南江城。此时的东路军如脱缰野马，驰骋川陕革命根据地西线，于9月下旬先后收复被川军攻占的苍溪、仪陇、阆中地区，至此，红四方面军基本收复了嘉陵江以东的广元至阆中一线地区，历时10个月之久的红四方面军川陕反“六路围攻”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