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常说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 就有这种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鱼、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以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卜史的性质，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经》里的卦辞，部分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 ：“帝乙归妹”，是说帝 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保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慧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专业技术性工作。这些提升知识到智慧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分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作为大家思考的提示。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的人其实很悲苦，永远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 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 如 《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 （Pharisees）、“利未人”（Levite）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 变成族群了。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prophet）。伊斯兰教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还有， 印度教中的婆罗门（Brahmana，指印度的祭师），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份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孔子（前 552—前 479）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担任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那里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时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1020—1077），与王安石（1021—1086）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 ：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 时无往为“宙”，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 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糊涂涂过了一辈子。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 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订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的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至于董仲舒（前179—前104），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当时《礼记》的“大同篇”，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 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社会或从小社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变局下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是有理想志业的第一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第四类知识分子出现抗议的最多，如东汉及晚明。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两次“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做回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原有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 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其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一直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712—770）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鼙鼓动地来”，霓裳羽衣也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768— 824）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续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1130—1200）和明代王阳明（1472—1528），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从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的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 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位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死后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
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