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林彪跟着朱老总继续转战，后来又跟着朱老总登上了井冈山，堪称朱老总的“嫡系”。

但是，后来朱老总与毛主席发生了分歧，林彪却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批评朱老总“说大话”、“吹牛皮”、“拉拢部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

说起来，这位刘安恭也算是一位传奇人物，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被推选为四川永川县第一位民选县长，刘安恭也从小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18岁远赴德国留学，并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国际。

回国后，刘安恭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当参谋，在1926年，朱德奉命去劝说杨森不要和吴佩孚合作，杨森想要杀掉朱德，多亏刘安恭及时通知朱德，才让朱德免去了一劫，所以，刘安恭算得上是朱老总的救命恩人。

1927年，刘安恭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被组织派去苏联学习军事，直到1929年初回国，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去红四军指导工作。

刘安恭到了红四军后，看不上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就提出恢复红四军军委，由军委负责指挥作战，前委只负责党务和行动方向就行了。

在之前，红四军是有过军委的，但后来因为部队规模不大，就撤销了军委，由前委统一指挥军事，既加强了党对红四军的领导，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现在，刘安恭要求恢复军委，其实就是要分权，想自己当军委书记，全权指挥红四军。

很快，红四军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毛主席为首，不主张恢复军委，另一派则以朱老总为首，主张恢复军委。

毛主席认为，恢复军委不只是分权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而朱老总则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于集中，把前委和军委的职责分开，更有利于提高效率。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时候，林彪就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

1929年6月8日，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在群众中又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迎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很显然，林彪这封信的矛头，就是指向了朱老总。

在当天的红四军大会上，毛主席公开了这封信的内容，再次引起了双方的争论。

刘安恭自然是站在朱老总一边的，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林彪也站起来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在信上说得十分明确，不再重复了。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的领导。”

林彪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很重了，那么，朱老总是如何回应的呢？

朱老总听完林彪的话后，坦然地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我确实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也说得不对，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林彪的指责，就这样被朱老总轻松化解了。

不过，林彪的话还是起了作用的，最后经过举手表决，总共41个人，支持恢复军委的只有5个人，其余的36个人都投了反对票。

等到林彪折戟沉沙后，很多人都把他当年批评朱老总的话作为他的“罪证”之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客观公正地评价呢？

当时，红四军的民主气氛是非常活跃的，别说是林彪这样的中层军官了，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也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林彪说那些话，也是不应该受到批评的。

至于有些人说林彪的那些话说得太过了，有人身攻击的嫌疑，其实还是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看这个问题。

红四军开会的目的，就是要让各种观点互相辩论，大家说到激烈的时候，总是没有好话的，说一些过激的话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也不要只盯着林彪的话不放，再看看刘安恭的话，甚至是朱老总的话，其实也有不少是过激的。

其实，这就是开会的目的，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互相拍桌子都没关系，直到会议做出最后的决定为止。

所以，拿这次会议来批评林彪，其实是批评错了，连朱老总自己都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只是一次正常的争论而已。

至于刘安恭，在会议做出“不设军委”的决定后，也没有再继续纠缠下去，而是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1929年10月24日，刘安恭在一次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30岁，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资料：《毛泽东传》《林彪的这一生》《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