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理念，给中国银行业的新时代征程定下了基调与方向，标志着中国金融行业迈进了新时代。

正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银行业的管理与服务水平，与时代宏大主题息息相关。

世界正在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还是“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抑或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些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的命题，都离不开中国银行业的砥砺奋发。

11月28日，在中国民营经济大本营浙江，金融助力企业家善行联席会议召开，会上启动了善本信托工程，成立了『善行资本公益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浙商银行就已经开启了一系列有关“善本金融”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在浙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建强的阐释中，“善本金融”、“善本信托”的提法是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根基之上，孕生于古今中外一整套的经验之中。其不仅是一种理论创新，而且准确扣题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等新时代要求。

浙商银行的此次理论创新与业务实践，为中国银行业在新时代更好发挥社会价值，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参考标的。

“价值迷失、资本无序和社会失范是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三个现实困境，也是当前西方主流金融理论解释力不足的思想困境”。

“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普通大众对金融资本不满的集中体现。物质和金钱从手段变成目的本身，人的尊严与价值迷失。”

“在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与脱离于经济大循环的金融自循环，导致真实的经济运行被架空，加剧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从而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这些观点出自一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的董事长陆建强，体现了其哲学专业背景下对历史的穿透性、洞察力。

浙商银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陆建强

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陆建强的这三个论断背后的事实，大众并不陌生。

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让全世界跟着“大病”一回，这场危机还贡献出了一个金融危机专有名词“贝尔斯登时刻”。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12年后，今年3月，美国的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等多家银行接连“爆雷”,引发美国银行业震荡。对此，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前主席谢拉·拜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美国银行系统目前正处于“贝尔斯登时刻”。

比现实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美国金融系统存在的这些顽症固疾，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给出的解释力存在不足。显然，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纪人”已经失效。

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近年来刻意回避的时代命题，已经在中国成为共识。早在十九大报告之中，就突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地位，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已经深入人心。

在金融助力企业家善行联席会议上，陆建强演讲的内容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聊到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从西方伟大的工业革命聊到二战后以钱生钱的金融资本时代，从国家大政方针聊到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可谓大开大合，深入浅出。

“我们提出以‘善本’原则导正金融的放大功能，从资本增殖逻辑转向社会价值逻辑，把严守制度的底线要求转化为向善的价值追求，嵌入金融服务的具体场景中，引导‘资本向善’，解决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问题，同时规避其负面效应。”

陆建强在对中外金融历史经验做完梳理后得出结论。

这并非是“善本”理念首次提出。早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多月前，《中国金融》杂志就刊发了陆建强署名文章《善本金融：社会价值视角下的金融范式变革》。

这篇文章指出：金融资本把营利性放在金融服务的功能性之上，是西方和国内各种乱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而“善本金融”通过重置金融服务功能第一性、营利性第二性，可以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也从社会价值视角突破了以“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的西方经济学局限，对当前金融文化中过度重视财富追求、忽视道德约束的缺陷形成了很好的弥补，避免因价值迷失使中国式现代化滑向非理性化。

此次金融助力企业家善行联席会议宣布，浙商银行将启动助力企业家善行的善本信托工程，以企业家的慈善需求为导向，完善包含慈善定制、慈善私享、金融赋能的“慈善+金融”服务模式，如减免捐赠人的托管费用、研发“善本”系列金融产品和将符合条件的捐赠人纳入私行客户服务等。

显然，从金融向善走向善本金融，再到善本信托工程，浙商银行在实践中已经将金融社会价值内化于自身的业务逻辑。

国家层面大的理论创新与产业新实践，需要有地方小的理论创新与新实践为支撑。浙商银行牵头实施的“善本信托”工程，是率先在浙江地区先试先行的理论创新与产业实践。

而浙商银行之所以能有这种理论创新与产业新实践，主要得益于浙商银行立足在民营经济大本营的经验总结。

从宋代开始，浙江就是商业最发达的赋税重地，有着深厚的浙商文化积淀。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民营经济大本营，浙江企业家群体用以“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打开了当代浙商发展的新天地。

在防疫形势较好的2021年，浙江全省GDP为7.35万亿元，人均11.3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5万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而浙商银行也在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积累了自身的用户与口碑。

人均GDP领先，为浙商银行率先践行“共同富裕”，率先优化布局“第三次分配”打好了物质基础，而千年闻名的浙江贾儒相通、家国情怀传承，则为此两者提供了文化基础。

起于北宋的浙东学派，就持有“义利双行”、“工商皆本”的主张，是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塑造了浙商经济伦理的基本内核。王阳明晚年为江苏昆山的一位商人所写的墓志铭——《节方庵公墓表》一文, 正是反映此种和合思想的代表作。

到了当代，浙江万向集团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以家族创始人持有的万向三农集团作为慈善财产，形成企业经营为持续来源、社会公益为终极目标的模式，实现了可持续行善和家族价值观的传承。

这种“贵和”优秀文化在千年间赓续不断，2021年5月20日，中央出台《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鼓励设立慈善信托。而在2022年6月20日，《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两个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

可以说，“善本金融”理念是用中国视角、中国逻辑，来总结和升华金融社会价值引领经济价值这一判断的。而此次启动的“善本信托”工程，则是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

两者既有基于历史的逻辑力量，也有基于历史的情感温度，体现出一种文化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周密筹备与布局之下，“善本信托”工程围绕“三大场景两大功能”，颇有可操作性。

三大场景，即围绕企业自身产业生态、企业家出生地和所在地三大场景；

两大功能，即重点服务企业家设立两类慈善信托：一是以传统民生领域项目保障困难群众生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二是发挥企业家乡贤作用促进社会“善治”，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定制个性化、多样化的慈善项目，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实际上，浙商银行早在5月份组建了善本信托工作专班，率先在浙江的省内分行推进试点。

经过5个多月的筛选、复核，目前共有30余家企业家客户有意向围绕“三大场景两类慈善项目”参与善本信托工程，设立体现自己慈善意愿的信托计划。

如温州的万洋集团拟捐资设立用于其产业生态的慈善信托，发挥其产业园区开发、经营的专业集聚优势，整合各项社会资源参与扶贫济困、助学、乡村振兴等社会公益事业。又如宁波的天虹文具拟捐资设立用于企业家所在地的慈善信托，资助扶贫、济困、助学、助老等慈善活动。

从目前的项目进展来看，善本信托可以多角度提升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从单纯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到更多关注社会和谐、弥合阶层撕裂，形成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新模式；

从主要以捐款方式做慈善提升到更多聚焦社会财富升维，形成以资本向善引领慈善事业的新渠道；

从立足经济向度衡量企业家生存状态到突出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形成帮助企业家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获得社会尊重的新生态。

如何能在不牺牲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实现珀妮弗分化可控、社会阶层和谐？国际上并没有成功的案例，而这却是几代中国人不懈求索的目标。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而浙商银行推出的“善本信托”工程，就是这方面的创新探索，这里面既有理论的创新，亦有实践的创新，并且根植于浙江的文化土壤之中。

“善本信托”也许不会像理财产品那样一夜爆火，但其生命活力与推动的社会变革，是很值得期待的。

尘尘相续，遂育良果；涓流泱瀼，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