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朝每代的重大改革，都伴随着一部分人利益的受损。

在清朝雍正时期，颁布了一条政策，收获了大部分百姓的一致好评，却让士大夫阶层大为不满。

他究竟做了什么，让这些地主豪绅这么反感？

天下赋税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朝代想要稳定运行，想要保家卫国，都需要赋税进行支撑。

因此，只要出生在这片大地上，就逃不出赋税徭役，这是亘古不变的社会规则。

早期的赋税收入非常简单直白，百姓出生后可以耕种天底下的土地，而各地王侯保护这方百姓的安危。

若是遇到征兵打仗，河道清淤等工作，就需要百姓提供粮食和人力。

慢慢地，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变成了赋税和徭役。

这就是很多人想成为皇帝的原因，因为成为皇帝之后，不单单可以掌握他人的生死大权，还可以手握赋税。

历朝的开国皇帝还稍微好点，毕竟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但随着后世皇子深居宫殿高墙之内，不思民间之苦，因此这些朝代的中后期就会不断的累加赋税，用以皇帝取乐。

如果是皇帝一个人享乐，对百姓的生活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毕竟皇帝也是人，他一个人，美酒佳酿能喝多少，山珍海味又能吃多少？

真正恐怖的是士大夫阶层的快速膨胀。

朝代创立初期，这些豪绅士族刚刚经历战乱，社会架构进行了重新洗牌，他们还没太多时间，也没太多精力进行敛财。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靠着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权利资源，开始大肆吞并底层财产。

而且古代讲究三妻四妾，一个士大夫可能会娶三四个妻子，生下的子孙后代也比较多。

时间一久，这些上受高官厚禄，下食百姓血肉的地主豪绅，无论人数还是资产都将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做一个简单比喻，古代一个县城大概两万人左右，要养活知县等一众官员，外加上练兵，大概两千人的收入就可满足。

如果这些知县、县丞、主簿以及各种不入流的官吏，他们娶妻生子，子再生孙，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人数将是爆炸增长。

关键这些生在豪绅之家的后代，怎么会甘心继续做“锄禾日当午”的庄稼汉？

土地兼并

这些人不想劳作，又不想穷苦，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权力，成为地主豪绅。

成为地主豪绅后，就能兼并土地，然后租给底层百姓种植，他们每年只管收钱收粮就行。

因此，他们也就变成每个州县的“小皇帝”。

如果之前养活以知县为代表的一众官吏只需要两千人，现在想要养活他们下面的一大家子，可能需要一万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一万人每年不吃不喝，才能养活一县的官吏，那底层百姓收入只能对半砍。

为了缓解这样的情况，早期的赋税是按照人头算的，你生的孩子多，就代表家中富足，有足够的劳动力。

有足够的劳动力，那就增加征税，增加徭役，按理说这样的安排很合理，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但现实直接给统治阶层一巴掌。

因为古代天高皇帝远，皇帝下令征收赋税徭役，知县怎么可能派自己儿子去？

他就从穷苦人家招收徭役，身体有病不能去的，那就多缴税。

反正知县手握大权，征收是一回事，怎么向上级汇报就是另一回事了。

慢慢地，百姓中身强力壮的被征收徭役，白给皇帝干活不挣钱；身体有病的却需要多交赋税，也挣不上钱。

反倒是士大夫阶层越来越富，人口越来越多，这些底层百姓只能越来越穷。

于是在东汉末年就爆发了黄巾起义，天下大乱。

到了唐朝时期，统治阶层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为了所谓的“繁盛”而鼓励土地买卖。

当时地主豪绅通过强买强卖，兼并大量土地，并且涌入长安城玩乐，造就了贞观之治的假象。

殊不知在偏远地区，因为土地被大肆吞并，底层百姓能饿到吃树皮，啃草根，就如杜甫所说的“路有冻死骨”。

于是安史之乱后，两税法得以实施。

两税法的意思是：以夏收和秋收为时间节点，只要拥有耕地的就要缴税，无论身份户籍。

并且还允许没有经济来源的人免除赋税。

这很大缓解地主豪绅的扩张意图。

虽然有了两税法，但赋税主要还是以“粮食”和“徭役”为主，这导致很多人开始从商，因为从商无地，可以少缴税。

这就是为什么，从五代十国开始，一直到宋朝，商人开始大规模出现的原因。

为了抑制这种情况，只好实施“重农抑商”政策。

而到了明朝，因为白银的普及，皇帝在万历年间实施了一条鞭法，这才将各种的苛捐杂税换成了“白银”。

同时，官府征收白银的做法，也改善了“无地从商”的状况。

赋税改革到这一步，对地主豪绅有过致命打击吗？

摊丁入亩

很遗憾，完全没有打击到士绅家族。

因为无论怎么改革，都绕不过以“人丁征税”这一大关，土地依旧在疯狂兼并，底层百姓还是没活路。

虽然朱元璋出身贫苦，对贪官污吏下手极狠，明朝也是历史上官员薪酬最低的朝代。

朱元璋也认为，天下百姓之所以吃不起饭，归根结底就是贪官太多，只要没贪官，百姓就有活路。

但最后的结果是——这些贪官明面上不贪，却私下里放纵亲人家属大肆吞并土地。

最后搞得明朝灭亡时，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身为起义军的李自成进京后，他都瞧不上这点银子。

因为朱元璋没想明白一点是——这个国家的蛀虫是地主豪绅，并非那几百个贪官污吏。

到了清朝，先是康熙为了促进人口增长，宣布对“新生婴儿”不再收税，赢得了天下百姓的拥戴。

雍正登基后，因为康熙宣布新生婴儿不再收税，到了他这一代，需要缴税的只剩下孤寡老人。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人丁税抹掉，将这一部分赋税添加到田亩中去，这就是著名的“摊丁入亩”。

以后谁家土地多，谁就多缴税，没地的不用交了，可以从商，也可以打工。

并且为了避免这些地主乡绅弄虚作假，雍正宣布重新丈量土地，只要你敢承认这片土地是你的，明年就要多缴税。

你要是不敢承认，那好，立马将这片土地分给想种地的人，而且受官府保护。

这一措施的实施，堪比改朝换代。

这些地主乡绅费尽心机兼并的土地，一夜之间成了烫手山芋，丢掉太心疼，不丢又要多缴税。

尤其是江浙一带，这些地主豪绅各种阻拦，频频闹事。

若是遇到手腕软一点的皇帝，估计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也就放弃了。

毕竟治理天下，还是要靠这些士大夫和地主乡绅的。

但雍正不是一般人，直接派出钦差大臣，严厉督促，不臣服的直接律法伺候。

除了摊丁入亩，还有一项火耗归公的实施，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因为当年明朝在实施“一条鞭法”的时候，为了避免官府熔炼银子时出现亏损，默认官员可以稍微多征收一点。

但雍正直接表示，以后无论征收多少，统一交上来，不准私下克扣。

随着摊丁入亩的实施，清朝人口得到空前增强，并且有力地打压了地主豪绅阶层。

这也就是为什么乾隆时期人口剧增，国库收入不减，但百姓依旧安居乐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