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建设，是高校近现代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已有的教材，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已届60年，尤其经历30年改革开放，近代史研究已取了一系列新成就之后，近代史教材的与时俱进，就显得更加迫切了。同时，近年来，有关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一时也颇受关注，许多论者复将之与近代史教材的编撰相联系，以至于出现了究竟应当按照哪种范式来写的争议，从而使问题似乎变得更显复杂与沉重。

一、现有近代史教材的局限

由于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将“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后的历史则定为“中国现代史”，所以，高校历史系多分设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两个教研室，教材自然也是分别编写。近年来，学界已渐趋共识：中国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是中国现代史。与此相应，许多高校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开始合并，一些新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下限也延至了1949年。（为便于说明问题，以下仍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举例，简称近代史教材。）

尽管60年来有各种版本的近代史教材面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编的更多，但是，从总体上看，都无非萧规曹随，大的体例没有根本性变化，基本上还是一个模式。

早些年，教师讲本课程的绪论，通常都会将近代史教材的体例（也是近代史发展的脉络），作这样提纲挈领的概括：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将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它生动、准确、经典，大有益于学生理解与把握教材；同时，也指明了现有近代史教材的基本特点和优点：在鲜明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近代历史发展规律，表彰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正义性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现出了很强的历史逻辑性与说服力。

陈垣与陈寅恪两位大师，都曾肯定致用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在抗日战争时期，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着力表彰胡三省“陈古证今”，“未尝忘情政治”；而陈寅恪为陈垣在敌占区北京写就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强调“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高度赞扬该书表达了作者崇高的爱国情怀，都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近代史教材的体例，发端于延安时期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建国后迅速得到进一步发舒和完善。其时，中国人民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依然严峻，近代史教材适应当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近代史教材不仅有力地推进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学历史教育，我国几代人的成长都受益于它，厥功至伟。

但是，也无需讳言，现有近代史教材也存在自己的局限：

其一，内容单一、偏枯，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

近代中国历史体现了古今中外的冲撞与融合，其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动，跌宕起伏，波诡云谲，是极其丰富、生动和复杂的。现有的教材只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线，实际上成了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这本身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毕竟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便显得内容单一、偏枯，也难以引人入胜。

虽然近年来新出的一些教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增加一些有关思想文化的章节；但毕竟全书的编写体例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些补偏救弊，无法扭转全局。

其二，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

教材建设构成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一大要素，这是因为教材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近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历史系学生的专业必修课。按专业要求，学生应通过学习这门断代史，较为全面地理解与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以便为进一步拓展专业必需的更多相关知识，尤其是为将来接受研究生阶段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教材的内容过于单一，显然是不利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现有教材主体的所谓“八大事件”，由于起点已高和研究者兴趣的转移，多年来的相关研究，从总体上看，确实十分沉寂，进展甚微。如有的前辈学者说，曾为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现在成了“节日学术”，一般只能在大的纪念会上听到动静，对话都难。这自然不是绝对的，相信将来还会有新的局面出现，但这毕竟是现状。

与此相反，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现代化史等等，新的学科领域不断开拓，新思想、新成果层出不穷，已成百花盛开的新局面。然而，受现有传统教材体例的局限，大量新的研究成果难以引入教材。这不利于学生开拓学术视野，不言自明。而面对日新月异的近代史学术研究的全新局面，现有教材之陈旧，也就愈加难以掩饰了。

其三，与社会需要脱节。

历史是最为深刻的国情，也是资政育民极为宝贵的国家资源。如前所述，现有近代史教材之所以能发挥那么巨大的作用，说到底，是它适应了早期新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相应，国家与社会发展所需提供的历史智慧的支持，显然已不满足于单一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验（这无疑还是重要的），它需要更加丰富和深入的历史知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作为“昨天”而与当今中国息息相通的近代史知识的渴求与日俱增，是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现有近代史教材内容单一，其与社会需要脱节，无疑也大大地制约了史学自身社会功能的更好发挥。

其四，与现有作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课程之一的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多所重复。

历史专业课程教材与公共课教材的区别，不应仅仅是内容繁简的差异，而应当体现功能性的不同。但由于二者都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所以无论后者如何注意压缩篇幅和重组专题，都难以避免重复之感。

事实上，现有的近代史教材体例，对于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课程而言，实较作为历史专业主干的课程，更具有合理性。不同课程间教材功能的混淆，是一种资源浪费，也反映了办学思想的欠清晰，是需要学校当局特别引起注意的。

二、近代史教材编写与所谓“范式之争”

应当说，鉴于现有近代史教材的局限，人们多主张与时俱进，有所变革，这远非一日，本不是新问题；但是，近年来，由于人们将之与所谓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相联系，强调教材的编撰，首先必须明确当遵循哪一种范式来写，便又成为了新问题，且变得更显复杂与沉重了。

“范式”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库恩于1962年在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一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被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即模型；科学的变革与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此种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借用这一概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称之为“现代化范式”。步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文中说：除了“革命史范式”之外，“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

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其中第1章《中国近代史史书编纂的回顾》，对编纂近代史与上述两种“范式”的关系及其得失，有系统的探讨。他主张“在‘革命史范式’的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并强调若反之，则“将为智者所不取”。由上可知，探讨近代史教材的问题不可能回避所谓的“范式之争”。从客观上讲，学者对于“范式”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更谈不上出现“争鸣”的局面。不过，范式问题的提出，毕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近代史教材问题的思考。在这里，仍需要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在现实的近代史研究中，事实上存在有“两个范式”，因而出现彼此的争论吗？

何为范式？依库恩本人的思想，称得起范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杰出成就。他说：“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5）二是具有“不可通约性”，即新旧范式“完全不能并立”（6），新范式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他强调指出：“这些年来我所突出的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可通约性必定是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进化的科学知识观中一个基本的成分。” “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

我们不妨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当下所谓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归结为“革命史范式”，其具体提法是否准确，下文将会谈到，这里暂不置论；但称之为范式，毕竟多少还有些根据。以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以及胡绳、刘大年等为代表，一大批老一辈学者荜路蓝缕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显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长期以来为广大同行所公认，而后者也恰恰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实践者。至于与旧中国的传统史学相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革命史范式”，其具有的“不可通约性”，更不待言。

但是，所谓“现代化范式”，则是另一种情况，不应等量齐观。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平心而论，尚不能说业已取得了公认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就，从而促成了学术共同体的确立，并为之提供了实践的模型。更重要的是，至少从目前看，所谓的“现代化范式”还不具备“不可通约性”，相反，恰恰是可以被“革命史范式”所通约和涵盖的。

胡绳说：“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这有说服力。近代中国只有通过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才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其本身同时即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此外，从业已出版的成果看，其视野与“革命史范式”，也并非不能兼容。例如，虞和平在他主编的3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绪论”中，强调该书的宗旨说：“第一，围绕一条主线。即以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政府如何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为主线。”“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力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了解其特殊性和艰巨性，明白其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过程，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谓‘鉴往而知来’。这就是编写本书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应当肯定，研究现代化史是十分有意义的新的探索；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所谓“现代化范式”，在当下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而远非业已形成的客观存在，自然也谈不上形成了所谓“现代化范式的学派”。

库恩曾指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种范式的产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历史向我们提示出，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research consensus）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同样，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说到底，还仅是在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角力。厘清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未来“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仅是为了替当前讨论近代史教材问题提供前提。

其二，所谓范式问题对于编写近代史教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近年来，“范式”一词颇为流行。但是，人们却往往忽略了基本的一点：库恩作为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主要是根据自然科学史的发展规律提炼出这一重要概念的。尽管他本人不否认一些人将范式的概念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可能性，甚至说自己也恰恰从这些学科首先得到了许多启示；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提醒读者注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二者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写道：

然而，本书也打算提出另外一种论点，对许多读者而言，它不太容易看得清。虽然科学发展也许比我们过去所设想的要更像其他领域的发展，它也有明显的不同。例如，说科学至少在其发展过了某一点之后，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这话不能说是错的，不管进步本身可能是什么。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这样的差异，并着手解释它们。

例如，请回想本书反复强调的：在发展成熟的科学中没有（我现在应该说很少）竞争的党派。或者，请回忆我所评述的范围，其中一个特定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成为这个共同体的工作的仅有的观众和裁决者。或再想想科学教育的特殊性质，想想以解迷为目标以及在危机和抉择时期科学团体所引用的价值系统。本书还区分出同类的其他特征，其中每一个单独看并不必然为科学所独有，但它们合拢起来，便构成使科学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整体特征。

库恩强调教科书支持科学范式的意义，但他同时也指出了自然科学的特殊性。他说，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才的培养主要借重早期艺术家的作品，教科书的作用是次要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教科书就显得重要多了，但即便如此，大学课程一定会要求阅读大量的原始资料和经典著作，而这样一来，学生便会“经常面临着互相竞争且不可通约的解答，他最终必须自己去评估它们”；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则大不同。“学生主要依靠教科书”，基本不需要阅读教材以外的其他文献资料。“例如，毕竟那些学物理的学生所需要知道的所有东西，在许多最新的教科书中都以更简洁、更精确、更有系统的形式得以重述，为什么他们还要去读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或薛定谔的著作呢？”库恩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史教材与范式问题的关系，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年）

首先，所谓“革命史范式”的提法应当慎重。

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确实只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研究视野与内容上都显得单一、偏枯；但是，因此便将之定性为“革命史范式”，却是不准确的。新中国史学区别于旧中国传统史学，根本一点，是在于它坚持以唯物史观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开放的理论体系，以它作为科学的指导，史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局面。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所以形成了只突出反帝反封建的偏狭局面，除了能够助益中国人民现实的革命斗争这一积极的因素之外，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禁锢，学者思想难得解放，大家心存余悸，乐于趋同而视创新开拓为畏途，也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

如上所述，库恩在谈到必需注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别时，特别举例说：“例如，请回想本书反复强调的：在发展成熟的科学中没有（我现在应该说很少）竞争着的党派。或者，请回忆我所评述的范围，其中一个特定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成为这个共同体的工作的仅有的观众和裁决者。”他显然注意到了，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更多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其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全然成为自身工作的“仅有观众和裁决者”。应当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学术界，此种现象就更显突出，甚至于一个学者因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观点，就可能给自己带来横祸（事实上，其时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也深受其害）。

所以，这里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事实上近代史研究陷于偏狭的局面；二是造成此一局面原因的客观分析。后者涉及对新中国前30年近代史研究工作的评价问题，这里不能展开。但是，需指出的是：将经几代学者认真研究所形成的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真知灼见的一系列重要认知，简单定性或归结为“革命史范式”，不仅不准确，而且不公平。

因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所获致的这些认知，归根结底，体现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整体和本质的把握，具有指导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将之仅仅归结为对“革命史”的范式意义，显然是低估了它，是不恰当的。这里涉及新中国建立60年来，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将二者对立或割裂开来，要看到它们间存在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化史、近代社会史、近代区域史，甚至包括现代化史等等，新领域的不断开拓，既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善果，同时也是在既有认知基础上的发舒，不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其次，库恩强调：“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研究领域，是否存在着如同库恩所说的像在自然科学领域那样，整齐划一的所谓“范式”或叫研究“模型”、“模式”；其学术发展的规律，是否也同样表现为这种整齐划一的“范式”或“模型”、“模式”的新旧连续有序的更替？换言之，即便借用这个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和历史研究领域，二者可以等量齐观吗？这仍然是可以提出作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以客观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重在求真。构成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是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它所体现的科学认知，可以反复验证，具有唯一性即客观真理性；故其新旧的更替，也多具有不可逆性。天文学上哥白尼的日心说代替托勒密的地心说，化学上的氧化理论代替燃素说，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库恩说：范式改变是革命，“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变成了兎子。”也惟其如此，自然科学领域所谓“范式”的概念所体现的事实，更符合其字面的意义，显得整齐划一。

但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在求善，包含着价值与意义，情况大不同。尤其是历史科学，其认知多不具唯一性，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一定的模糊性却是其特点。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心知其意，存乎其人”，就反映了这一点。

故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新旧不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新瓶可以装旧酒”，今人的新书要读，前人的古书也要读。物理系的学生可以只读最新的教科书，不必再去读牛顿、法拉第和爱因斯坦等前人的书；但是，学历史的谁能说司马迁的《史记》或班固的《汉书》已经过时了？

实际上，库恩的思想是十分严谨的，他不仅提醒人们注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间存在着的差异，而且在强调科学新范式形成之维艰时，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迄今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是否能够形成自己的范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在生物各分支——例如遗传学研究中——第一次普遍被接受的范式还是更近的事；而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既然连库恩本人都认为，由于自然科学是“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能形成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范式”，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我们今天谈论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不是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吗？

借用“范式”这一新的分析工具，确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人们公认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学术逐渐实现了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此种转型若理解为学术新范式的确立，无疑会显得更加传神和深刻。同时，我们对于蔡元培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序，称赞作者的眼光、手段与方法，可以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的理解，自然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其与旧中国的传统史学明显地划开了界限。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新旧史学的根本转变。他说：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如此等等。此种新旧史学的根本转变，若从范式更替的视角看，不是也可使人豁然开朗吗？

不过，上述皆关乎中国学术的根本转型，只要不作绝对化的理解，借范式相况，不易发生歧异；而在学术发展的常态下，强调范式更替，就要慎重，避免简单化。所以，观察学术的变迁，除了借鉴库恩的范式说，还不能忘了中国的传统视野。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学者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反之，便是不入流。这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他强调学术发展的规律，在于因问题的转移与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时代学术潮流的新旧更替。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称之为学术的“时代思潮”的变动，并对此有更生动的描述。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息。”他复借佛教的“生”、“住”、“异”、“灭”说，具体阐发学术思潮“流转”即时代变迁内在的规律。其中，在谈到新旧学术思潮嬗变时，这样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之，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流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

他们观察学术发展史的视野，耐人寻味。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启超，在他们眼里，学术史的变迁，如潮之起伏，后浪推前浪，浑然一体，而非决绝。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视野。学术有通义，治史无定法。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研究既体现了古今中外知识的融通，更体现了史家个人德、才、学、识的综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研究恰恰是超时空和超范式的。

故中国传统讲辨章学术，抉微钩沉，重学术潮流，同时也重学派，如今古文经学派、乾嘉学派、国粹学派、疑古派，等等。潮流与学派的提法体现了学术的共性或通义，既强调源流，同时又不抹杀个性，很符合学术沿革与发展的特点。例如，晚清的今古文经之争，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其间多少事，岂是一个“范式”所能说得清楚？中国传统观察学术发展史的视野，表面上似笼统、写意，实有深刻独到之处，有自己的合理性，尤其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综上所言，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过分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并存与争鸣，易产生误导：除了将导致对新中国尤其是前30年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而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值得注意的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译者金吾伦先生，新近在《范式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应用》一文中，表达了他的困惑：“范式概念的应用，活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氛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内容，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范式转换使原来的传统产生革命，以至于抛弃了原来的传统，形成与原来传统相互冲突的新传统，新方向，这个新传统、新方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第二个问题就是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因为如果前面所说的新传统、新方向仍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那么就不存在不可通约性问题，前后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肯定是可通约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范式转换’中的范式概念就不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概念了。”他的此种困惑具有普遍性。这不仅仅是缘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如库恩所说，自然科学的“科学活动”，具有“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整体特征”，因而“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换句话说，自然科学领域新旧范式更替的发展模式，并不契合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的自身规律，因而才出现了扞格难通的尴尬。

金吾伦主张，为了避免此种尴尬的局面，应当修改库恩的范式概念，对之作重新界定，他称之为“重建范式”。他说：“我认为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明确表明态度，而且还需要做许多非常细致和艰苦的工作。首先必须分清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同时指出其理由。”金先生固然用心良苦，但是，且不说“重建的范式”既非原来的意义了，它是否还“神圣灵验”；仅就近年人们多倡言要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权，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而言，这样做，是不是大违初衷，而且“太累”了？

要言之，引进范式的概念，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作茧自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还必须重视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实较斤斤于范式的区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材不同于一般的著作，它必须尽量吸收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时期学科发展的全貌；同时，还必须适合于教学的需要。依库恩的理论，科学范式既是一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科学研究的路径与模式，科学教材反映并支持这个范式，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由于自然科学的定律、定理一旦确立，通天下皆一式，故其范式的内涵与外延易于把握并取得共识。这也就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可以主要依赖教材，而无需更多阅读其他文献资料的原因所在。

历史学的研究，虽然一个时期也会形成某种主流趋势，但是，要说清楚它的所谓范式，谈何容易。近年来，随着范式概念的引进，近代史教材的编写究竟必须遵循“革命史范式”，还是必须遵循“现代化范式”，或者是“以革命史范式为主，适当结合现代化范式的视角”，似乎成了大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个真问题。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如果说，近代史研究中真存在着“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有人说不止两种），那么，不用说众多研究者的归属，就说言者本人，恐怕也很难说清楚自己的研究工作当归入哪种范式。

所以，说到底，人们在“范式”名义下所争的真正有意义的只有一点：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获致的共识，包括对近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是否还应当和如何加以继承，并体现在新编的近代史教材中。范式概念的引入，使问题的讨论增添了理论的意味，但同时也使问题变得更加繁复和沉重了。

教材要反映学科研究的现状是一回事，怎样实现这种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教材不是被动地反映学科研究现状，它要适合教学，注重自己的呈现方式。所以，教材编撰既要讲科学性，还需要讲个性与特色。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争论范式，而在于坚持科学性，突出个性与特色。在这一原则下，强调继承与创新统一，该继承的传统必需坚持，该创新的地方必需勇于破旧立新。这符合学术史之通义，同时，近代史教材的建设虽然艰巨，却可以因之变得不需要那么复杂与沉重。

三、关于近代史教材改革的几点想法

摆脱了所谓“范式”的争论，对于近代史教材的改革，本文有以下三点原则性意见：

（一） 《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是《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应是反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为实现独立、民主和富强，所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和最终取得的辉煌胜利；同时，在其具体地展开历史的过程中，让人们了解近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所发生的变迁及其内在的逻辑。

（二）教材的编撰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经几代学人长期研究所已获致的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包括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发展趋向等重大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合乎历史实际的科学认知，应当加以继承，并构成教材编撰的大视野。但是，同时也必须自觉：“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历史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近代史教材要避免简单生硬的概念演绎，要从具体丰富的历史现象出发，努力做到论从史出。教材的呈现方式即体例，需要打破常规，重新设计，可以多样化。要突破革命史的框架，向通史的本义回归，突出“通”的特点：纵向上要能体现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向上要能体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各主要板块间有机的互动与综合发展，以便能够多侧面地、更好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生动丰富的发展。

（三）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在理论与方法上，要博采众长，注意吸收包括文化学、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等在内多学科的营养。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