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晚年袒露：我负责地说，从没看到过武力解决的＂草地密电＂》
世人皆知长征路上的＂草地密电＂事件，却鲜有人知这封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电报，竟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1982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徐向前元帅在接受采访时，郑重其事地说：＂接到张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这番话引发轩然大波。作为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徐向前的话语份量不言而喻。然而，从毛主席到周总理，从叶剑英到众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中，又都清晰地提到过这封密电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电报，让中央红军不得不在草地上孤军北上？这封神秘的电报，到底说了些什么？
一、世人皆知的＂草地密电＂之谜
1935年的秋天，红军长征已经走过了一年有余。9月9日这天，红军各部抵达四川省的毛儿盖地区。当时的红军主力分为左、中、右三路。左路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中路是红三军团，右路则是红四方面军。三路大军在此会师，本应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大事。
然而就在这一天，一场足以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风波悄然酝酿。当天下午，在前敌总指挥部的一次例行会议上，一份来自张国焘的密电，被交到了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的手中。这份电报的内容，直接导致了中央红军不得不在当晚紧急召开会议，并作出了分兵北上的重大决策。
在毛儿盖地区，红军各部队的驻地分布呈现出一个特殊的态势。中央红军主力驻扎在牙弄村一带，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则分布在周边地区。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红四方面军拥有近8万人马，而中央红军主力仅有不到2万人。
这份密电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此之前，张国焘就多次表达过南下的意图。他认为应该在四川建立根据地，而不是继续北上。这与中央的北上方针产生了严重分歧。在8月下旬的几次会议中，这种分歧已经充分显露。
叶剑英在获得这份密电后，并没有立即在会议上公开。他将电报放入口袋，等待适当的时机。当会议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叶剑英找了个借口离开会场，立即前往周恩来的住处。在那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正在讨论战略部署问题。
当晚的紧急会议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仔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如果按照密电的要求行事，中央红军将陷入被动。而此时，中央红军能够调动的只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决定：连夜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北上。这个决定必须立即执行，不能有丝毫耽搁。当夜，部队就开始了紧急转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转移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直到第二天早晨，当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发现中央红军已经离开时，一切都已成定局。
这次分兵北上，从军事角度来看是极其冒险的。中央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克服地形、天气带来的重重困难。但历史证明，这个决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命运。红军主力成功突围，最终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做好了准备。
二、＂草地密电＂的历史背景与前因
1935年夏秋之交的军事形势错综复杂。红军长征已历时一年有余，各路红军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毛儿盖地区胜利会师，本应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然而，由于对革命战略方向的不同认识，两军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
在此之前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首次会师。当时，张国焘就提出了南下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这一主张与中央北上陕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严重分歧。在懋功会议期间，张国焘坚持认为川康地区物产丰富，民众基础好，适合发展革命根据地。他提出的理由是：第一，当时川康地区军阀势力混战，政治统治薄弱；第二，该地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第三，可以借此打通与滇黔地区红军的联系。
7月中旬，红军各部开始向北挺进。在穿越松潘草地的过程中，部队遭受了巨大损失。草地里没有人烟，缺乏粮食补给，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大批战士病倒或牺牲。这段经历对张国焘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认为继续北上将使部队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
8月初，红军到达阿坝地区。在这里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更加激烈。张国焘提出，红四方面军有近8万人马，是当时红军最大的一支力量。相比之下，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减员到不足2万人。他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红四方面军的优势，在川康地区开创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确实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与当地军阀的战斗中屡战屡胜，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些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9月初，国民党军队对阿坝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面对敌人的压力，红军不得不继续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中央坚持认为，只有到达陕北，才能与陕北根据地的红军会合，形成更大的革命力量。而张国焘则认为，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北上将面临重重险阿。
9月8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张国焘再次提出了南下的主张。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就在这种情况下，9月9日那封改变历史进程的密电出现了。密电的内容涉及到对中央领导层的态度问题，这使得原本的军事分歧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既有军事形势的考量，也有政治路线的争论，更有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不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草地密电＂事件的出现，是这些矛盾激化到极点的必然结果。
三、密电内容的历史争议
关于＂草地密电＂的具体内容，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根据1935年9月9日当天参与处理这份密电的多位革命前辈的回忆，这份电报涉及到了对中央领导层的态度问题。但对于电报中是否确实提到了＂武力解决＂的字眼，各方说法并不一致。
叶剑英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提到，当时收到密电后，他立即找到了周恩来。两人仔细研究了电报内容，认为情况十分严重。但叶剑英并未在回忆中直接引用电报的原文。而周恩来在1959年的一次讲话中，也只是笼统地提到了这封电报＂带有威胁性质＂。
1936年，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曾专门讨论过这封密电的问题。会议记录显示，与会者对电报的性质有过激烈讨论，但具体内容并未被完整记录在案。李德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次会议，称电报中确实有＂不妥当的措辞＂，但也没有明确说明具体用词。
1937年，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到了这封密电。他说当时看到电报后，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张闻天同样没有详细说明电报的具体内容。这种说法的模糊性，为后来的历史争议埋下了伏笔。
直到1982年，时任中央档案馆负责人的同志在整理相关历史档案时，也未能找到这封密电的原件。档案中只保存着一些相关的会议记录和报告，这些材料虽然提到了密电事件，但都没有完整引用电报原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初期，一些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密电内容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有人称电报中明确提到要＂采取断然措施＂，也有人说只是＂措辞强硬＂。这些不同的说法，反映出对这段历史记忆的复杂性。
1960年，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同志曾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调查。他走访了多位当事人，试图还原密电的真实内容。但最终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时间久远，加上当时情况特殊，很多细节已经难以完全确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9月9日当天的其他几份电报都完整保存了下来。这些电报记录了红军各部队的调动情况、敌情通报等内容。唯独这份关键的密电没有留下原件，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悬案。
徐向前元帅1982年的表态，为这个历史问题增添了新的维度。作为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他明确否认看到过带有＂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这一说法与其他一些历史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
档案专家们分析认为，当时的电报通讯系统相对简陋，很多重要电报都是通过电台收发后立即销毁的。这种做法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但也导致了一些重要历史文献的缺失。这可能是造成＂草地密电＂内容争议的技术性原因之一。
四、徐向前元帅对＂草地密电＂的回应
1982年初春，在北京西郊一处幽静的院落里，已届83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接受了一个特殊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题正是关于＂草地密电＂事件。作为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之一，徐向前的每一句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中，徐向前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草地密电＂事件的看法。他说：＂当时我确实参与了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决策，但关于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从未见过。＂这个说法立即引起了历史研究界的广泛关注。
徐向前还详细回忆了1935年9月初的情况。他说，在毛儿盖期间，红四方面军确实收到过多份来自张国焘的电报。这些电报主要讨论的是军事部署和战略方向问题。＂我们当时确实主张南下，这是事实。但这个主张完全是基于当时的军事形势考虑。＂
关于9月9日当天的具体情况，徐向前的叙述更加清晰。那天上午，红四方面军的指挥部确实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开得很激烈，但始终没有超出军事讨论的范围。＂徐向前强调，整个会议过程中，没有人提出过对中央采取极端措施的建议。
徐向前特别指出了一个重要细节：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通讯系统中，重要电报都要经过几个关键人物传阅。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如果真有这样性质的电报，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这不是个人记忆的问题，而是程序问题。＂
对于中央红军为什么在当晚突然北上，徐向前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双方在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中央选择立即北上，更多是出于战略考虑，而不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威胁。＂
1983年，徐向前又在一次军事历史研讨会上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历史是不能回避的，但也不能被误解。红四方面军当时确实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对战略方向的认识上，而不是所谓的＇武力威胁＇。＂
徐向前的这些说法，得到了一些当年红四方面军其他老同志的支持。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伯钧在1984年的一次回忆中也表示，他同样没有见过带有威胁性质的电报。
然而，徐向前的说法也引发了一些质疑。一些历史研究者指出，作为当事人，徐向前的回忆可能带有某种主观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亲历者的证言，徐向前的说法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次采访的最后，徐向前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历史是历史，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追究谁对谁错，而是为了还原真相。＂这句话某种程度上道出了研究＂草地密电＂这段历史的真正意义。
五、＂草地密电＂事件的历史影响
＂草地密电＂事件在红军长征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分道扬镳，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军事层面看，这次分裂使得两支力量在接下来的行军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1935年9月9日当晚，中央红军开始了秘密北上行动。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行军过程异常谨慎。部队采取了严格的灯火管制，甚至连马匹的嘶鸣都要设法制止。这支队伍在月光下悄然穿过了川西北的崇山峻岭。
在中央红军北上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坚持南下方针。然而，这个决定很快就遇到了严重困难。首先是敌军的围追堵截。当地军阀部队在得知红军分裂的消息后，立即加强了进攻。其次是补给问题。南下地区的地形复杂，居民稀少，部队的给养补给面临严重困难。
1935年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阻击。在甘孜一带的战斗中，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这次失利使得部队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开始向西北方向转移。这个决定实际上证实了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的正确性。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北上途中也面临着严峻考验。由于兵力减少，部队的战斗力明显下降。在穿越草地时，他们遭遇了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但是，中央红军最终还是坚持到达了陕北，与陕北根据地的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在经历了艰难的转战后，也不得不调整方向，开始北上。这时距离＂草地密电＂事件已经过去了近半年。在这期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减员近半。这些损失从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整体实力。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草地密电＂事件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团结统一的一个重要教训。这个事件促使党中央在后来更加重视政治路线的统一性和组织纪律的严肃性。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个教训的意义更加凸显。在这一年的洛川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对外政策。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草地密电＂事件的经验教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事件仍然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案例进行研究。1955年，在总结长征经验时，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专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认为，这个事件深刻说明了政治路线正确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分裂虽然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并未影响到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实际上，经过这次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内部分歧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底，当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曾经走过中央红军的路线。在经过当年分手地点时，留下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见。这个细节被当时的战士们记录在日记中，成为了这段历史的一个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