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国民党军占据吉林省部分市、县后，重新建立吉林、辽北两省的国民党政权机构。

吉林省以吉林市为省会，辖区包括吉林、长春两市，长春、九台、德惠、怀德、永吉、桦甸、磐石、伊通、双阳、农安等县，东北保安副总司令梁华盛兼任省政府主席。

辽北省以四平为省会，包括梨树、西安、东丰、海龙、辽源、长岭等县，省政府主席为刘翰东。国民党还在两省建立了各级党部和三青团组织。

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行的却是封建主义加法西斯暴政。普遍成立了专门镇压革命者和监视人民群众的军、警、特组织，推行日伪时期的“保甲制”、连坐法，强拉壮丁，强征苛捐杂税，纵容官僚资本的残酷剥削，官员贪污腐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致使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异常悲惨。

国民党除驻守重要战略据点的正规军外，还普遍成立了治安军、警察局（所）和自卫团。治安军也称省防军，是国民党的省级地方部队，主要由叛军和土匪组成，汉奸、特务和土匪头子是其中的骨干。县设警察局，大的乡镇设警察分局，村设警察分（派出）所，伪满时期的警察全部留用。自卫团则是县、乡、保掌握的地主武装，有大团、大队、大牌武装、保安大队、保安队、自卫队、清剿队等，受当地警察局、警察分局、警察大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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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解放后，国民党将吉林省政府迁驻长春。同时，长春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枢，除保密局、中统、国防部第二厅等特务组织外，还成立了吉林省政工大队、长春市政工大队、吉黑人民义勇总队、大学学运组等40余个特务组织，还有各级同乡会、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伤员建设协进会、东北建设协进会等特务外围组织，形成了密布长春的特务网。

1948年4月，为严防军政要员投奔解放军，国民党又在长春成立了“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汇报秘书处”，简称“特密处”，由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郑洞国任主任，其他军统、中统的特务头子任副主任。这是国民党在吉林省的最高特务组织，它的权限极大，且非常隐蔽，凡国民党上校（军政界）以上要员有“越轨行为者”，经郑洞国签字，即可由军警联合督察处逮捕、关押和处决。

国民党在农村的特务组织有两种，一种是普遍性的，强迫每户农民通过保甲组织轮流送情报。老百姓嫌麻烦并且还要谋生活，多是每屯雇一人到两人为谍报员应付局面。另一种是职业特务，由县里直接派出。

国民党在城乡的基层政权延续伪满时期的保甲制度，并实行连坐法。10—30户为一甲，设甲长；10—30甲为一保，设保长；一户犯法，全家连坐。要求一切住户都要入保甲，连寺庙都不能幸免。

由于国民党大搞“劫收”，再加上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使国统区的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从1945年11月开始，国民党政府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和东北行营经济组，先后接管了日伪的所谓“国营”工矿、电业、商业、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将其变为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长春、吉林以后，接收了全部厂矿。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侵占通化后，吉林工矿业的绝大部分，被官僚资本侵吞。其中的大部分又被一些“接收”大员窃为己有，如梁华盛就把本该经济委员会接收的吉林造纸厂、水泥厂、营城子煤矿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派亲信成立“吉林省农工矿联营总处”，它的业务范围很广，几乎掌握了全省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在国统区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的生活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1945年12月，国民党中央银行东北分行开始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1946年1月发行21亿元，年底即增至275亿元，增加12倍；1947底为2773亿元，比1946年增加9倍；1948年7月为31918亿元，是1947年底的11.5倍，比1946年1月增加了1519倍。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国民党占据磐石后，市场物价猛涨，以当时民众的主食高粮米为例，前一天每斤150元，第二天就涨到300元，其他商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人民的生活极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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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各级官员，上至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下到县、乡官吏，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搜刮民财，敲诈勒索，投机倒把，已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腐败现象连国民党内的正直之士都为之气愤。如梁华盛在磐石谦合祥制米所有人情股份，还将自己的亲属、亲信弄到九台、德惠当县长。国民党桦甸县长邓世松到任后的“德政”，除抓兵派款修工事。他还把老百姓的盐30元1斤买进，80元1斤卖出。在吉林、西安、通化等地，光复后被我党取缔的赌场、烟馆，国民党占领后又全都死灰复燃。

国民党在国统区大肆拉夫派款、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为把反共反人民的战争进行下去，国民党按照1946年10月16日修正公布的《兵役法》，规定从18岁至45岁者，除有痼疾、残废和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律服兵役。按这个规定，仅1946年下半年，吉林省和辽北省分别为东北行营征兵3.4万和2.3万余人。在长春市仅有3000户的朝阳区即被强征2000人。

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吉林市宣布实行“征兵法”，强迫全市21岁至28岁的男性青年接受所谓身体检查，检查合格者即强令入营当兵。国民党军征兵机关——永吉团管区用尽欺骗、利诱、恐吓的手段，征兵人数仍然不够，他们便开始公开抓壮丁，甚至在街上抓人。

1948年春节前，仅东大滩一条街上每天就要被抓走20多人。后来国民党军抓丁范围扩大到下至十七八岁。一时间，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不敢上街，连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都不敢回家，在办公室住宿，让老年人或家属送饭。街上抓不着，国民党军便入室抓人，同时大发“征兵财”，公开宣布“40万元免一丁”。这样，有钱有势的就可以交钱免服兵役，被抓走的都是穷苦百姓。为避免被抓丁，青壮年男子大都逃亡在外。国民党军驻地还要征发老百姓修筑工事，每个成年男子每月要出10—15个工。

1946年冬，限令全城17岁以上、60岁以下的老百姓全部出工，在27天内修好厚2丈、高1.8丈的城墙。

1946年8月16日，国民党在其统治区颁布了《货物税条例》、《国产烟酒类税条例》，1946年12月又颁布了修正的《使用牌照税法》、《营业牌照税法》、《筵席及娱乐税法》、《房捐条例》等。

按照这些规定，国民党吉林省政府和辽北省政府分别征收国税、省税和县税，各乡还可以按照需要任意收税，这就为各级贪官污吏征收苛捐杂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东丰、西安一带，国民党向民众派款，有的每亩地要出90元至300元（国民党币）；土地、房子、大车、马、牛、猪、狗、鸡等所有财产皆要税，牛、驴每头400元，骡、马每头800元，买卖东西也要税。还向各屯要鸡、要猪、要柴；大米、白面规定军用。在沈吉铁路两侧，还要每人送一根枕木修铁路。

在吉林等地，要交牲口捐、邻保公费、地方捐、宴席捐、人头税、嫁娶费等20余种名目繁多的捐税杂款，看一次电影的娱乐捐是12元，杀一口猪要交200元，小贩在街上卖一斤酒还得交18元税。在磐石等地，苛捐杂税竟高达70多种。

国民党军所到之处残害百姓的事屡见不鲜。1946年11月，吉北南三屯、张家屯遭到国民党军抢劫，抢走肥猪53口，鸡鸭348只，青菜1.2万斤，稻子3100斤，黄豆240斤，窑柴44车，衣服20余套。

国统区的人民用各种方式发泄对国民党暴政的不满。磐石一带流传这样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白天要劳工，晚上要姑娘”。农安一带也有类似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无酒不下肚，鸡鸭都吃光，奸淫公开化，到处设赌场。”

原来对中共持怀疑、不理解态度的大、中学校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也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从1947年夏季开始，以长春大学的学生为主，还有部分中学生，主动投奔解放区，仅进入九台长春学院学习的就有4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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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3日，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长春大学代理校长兼教务长、德国柏林大学数学博士张德馨教授化装成商人离开长春，投奔解放区。他经公主岭、转吉林到达哈尔滨，受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的热烈欢迎。

长春大学代理校长兼教务长、德国柏林大学数学博士张德馨还在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对国统区人民发表了20分钟讲话，一时轰动全国。长春大学的另外一些教师，如工学院的丁明新、农学院的马彰、法学院的王衍臻、文学院的关廷璋、陈鸿钧、梁建兴、邢毅桂、刘文扬等人，从长春辗转来到辽北省政府所在地四平市，被安排到辽北学院任教。

国统区人民纷纷奔向解放区，从另一侧面说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失去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