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颁布后的近半个世纪，这项国际大奖并没有光顾日本。
亚洲第一个获得诺奖的是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3年，他以用英文写作的《吉檀迦利》等“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在同一领域，比起“亚洲第二人”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968年获奖），足足早了55年。
在自然科学领域，印度人也曾遥遥领先。1930年，印度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拉·拉曼首次捧走“亚洲第一”的诺奖物理学奖奖杯。汤川秀树获得该奖（也是作为日本人首次荣获诺奖），是在19年后的1949年。
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日本共有9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包括3个物理学奖、2个化学奖、1个生理学或医学奖、2个文学奖、1个和平奖。
他们是：
1949年，京都大学理学部教授汤川秀树获物理学奖；
1965年，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朝永振一郎获物理学奖；
1968年，作家川端康成获文学奖；
1973年，美国IBM沃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江崎玲于奈获物理学奖；
1974年，前首相佐藤荣作获和平奖；
1981年，京都大学教授福井谦一获化学奖；
198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1994年，作家大江健三郎获文学奖；
2000年，筑波大学名誉教授白川英树获化学奖。
进入21世纪，在刚刚过去的20年中（2001-2020年），日本已有18人荣获诺贝尔奖，几乎平均每年有一人上榜。
这种爆发的态势，被中国媒体形容为“井喷式获奖”。18个获奖者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其中物理学奖8人、化学奖6人、生理学或医学奖4人。他们是：
2001年，名古屋大学教授野依良治获化学奖；
2002年，东京大学教授小柴昌俊获物理学奖；
2002年，岛津制作所研究员田中耕一获化学奖；
200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南部阳一郎获物理学奖；
2008年，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名誉教授小林诚获物理学奖；
2008年，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益川敏英获物理学奖；
2008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下村修获化学奖；
2010年，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铃木章获化学奖；
2010年，美国普渡大学特别教授根岸英一获化学奖；
2012年，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4年，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名城大学教授）赤崎勇获物理学奖；
2014年，名古屋大学教授天野浩获物理学奖；201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村修二获物理学奖；
2015年，北里大学特别荣誉教授大村智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5年，东京大学宇宙线研究所长梶田隆章获物理学奖；
2016年，东京工业大学荣誉教授大隅良典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8年，京都大学特别教授本庶佑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9年，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名誉教授吉野彰获化学奖。
在上述18位诺奖得主中，包括两位美籍日本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南部阳一郎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村修二。他们均出生于东瀛，且在本国完成大学教育，因此，日本习惯把他俩算到自己的账上。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籍作家石黑一雄，虽然也是出生于长崎，属于地道的“日本制造”，但他5岁随父母移居英伦，接受英国教育，使用英文写作，几乎忘了母语——是以不被统计在日本的获奖名单之内。
如果说，20世纪，日本人主要在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才能；那么，21世纪以来，则是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齐头并进，全面开花，其中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更是实现了大增长。
有人分析，日本人获奖人数的大增长，可能与诺贝尔奖评选方向的变化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的评选由重视基础研究调整到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并重，而这一“并重”恰恰就像冲着日本而来，他们的科学家正好在应用开发研究上有较大的优势。
如果说，基础研究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那么，应用开发研究则可以直接改变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状况。2012年度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率领京都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将普通皮肤细胞转化为干细胞的方法，这种干细胞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类似的功能，被称为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细胞）。iPS细胞的特别之处是可转变为心脏和神经细胞，从而为治疗多种心血管绝症等开辟新的道路。
2014年度的物理学奖得主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其卓越贡献是发明了高效的蓝色发光二极管（蓝光LED）。这一成就使明亮且节能的白色光源进入人类生活，从而大大地提高照明效率，被誉为“爱迪生之后的第二次照明革命”。
2015年度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村智，开发出名为阿维菌素的驱虫药。它作为人类的治疗药物、兽药以及农用化学药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使用。1988年以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下，阿维菌素被用于防治中南美和非洲等热带地区的地方病河盲症，使数千万人免于失明。
2019年度的化学奖得主吉野彰发明的锂离子电池，因其电压高、比能量大、寿命长，且体型小、分量轻，已实际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摄像机和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等，对于上述电子设备的小型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节能要求日益迫切的当下，锂离子电池还有望在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大显身手。
毫无疑问，20世纪以来日本人的“井喷式获奖”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世界科研领域的存在感。回顾20世纪，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人数，不但与美国相差甚大，也少于英国、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进入21世纪，日本“诺威”大盛，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人数，先后超越法国、德国和英国，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在亚洲更是稳居第一。
至于日本人才井喷的原因,人才需要培养，更需要传承，不允许断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早获得诺奖的5个自然科学家中，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福井谦一和利根川进4人皆毕业于京都大学，另一位江崎玲于奈虽然毕业于东京大学，但他5岁从大阪移居京都，在那儿读完小学、初中、高中。
京都的风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有人解释，京都作为古都，文化底蕴深厚，适合读书、做学问。除环境育人外，另一点也不能忽视：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免于轰炸，教育与研究没有中断，保持了连续性。
日本的诺奖得主，除了早期获奖的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江崎玲于奈、福井谦一和87岁获奖的南部阳一郎以外，都是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其中，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者所占比率最大。
日本的诺奖得主绝大多数有博士学位，对于出生于三四十年代的人来说，六七十年代正是求学深造和从事研究活动的关键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大学停止招生，在校学生“停课闹革命”；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下，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批判，被剥夺工作的机会，甚至被送进监狱和劳改所。
对于这一期间的中国教育事业，国家统计局编写的《新中国五十年》是这样描述的：“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10年动乱，使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及部分中、小学中断招生达4年之久，砍掉了106所普通高等学校。”
“教师队伍受到极大摧残，学校校舍大量被占，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遭到严重损坏，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十年动乱’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青黄不接的状况，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大大降低。到1976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仅有56.5万人，比1965年减少16%，10年仅招收本专科学生90多万人。”
1977年秋天，中国恢复了停止十年之久的“高考”（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当年有27万名青年学子进入大学校园。加上“十年动乱”时期招收的90多万本科专科学生（主要为“工农兵大学生”），大学入学人数合计不到117万人。
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在1966年到1977年期间，日本的大学入学人数超过600万人，仅1977年度的在校大学生就达210万人，如果加上大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数，中日两国的差距更大。距离就是这样拉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