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之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曾经有一个公认的意见：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的张育军是少有的业务型官员，是“内行管内行”的典型。

1963年出生于四川什邡的张育军学术背景强大，他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学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说实在话，一个普通人光是西南财经大学学士就可以说道一阵子了，更何况张育军还取得了后面三项更难的成就，属于不折不扣的学霸。

他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资本市场的法律规制问题和投资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其相关专著不少堪称佳作，例如《资本市场法制与制度建设》、《投资者保护法研究》、《转轨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改革与发展》等。

正因如此，行业内有权威人士称赞：“中国真正把证券监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张育军算一个。”

著作之一

而且，长期研究西方资本市场的张育军对美国和欧洲股市的本质有着十分深入的认识，他把自己的这些认知总结成了一句话：西方金融行业300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300年的诈骗史。一时广为流传。

可能是张育军对资本市场的本质早就看透了，他在此方面的一些发言堪称激进，也是我们今天俗称的“大实话”。

比如他在2011年就曾公开发言：“首任证监会主席规定证券从业人员不准炒股，这是为了大家好。因为他预见到了中国股市20年不赚钱 ”。

在成为证监会排名第一的主席助理之前，张育军人生的历程可算是相当顺遂：1988年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硕士毕业后，张育军被人行“自产自销”，直接进入金融管理司工作。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当时中国懂金融专业的人才实在太少了，有一个算一个，从国务院证券委到下属的人民银行、财政部都是香饽饽。

1992年，证监会成立

其实，张育军的仕途和曾经的同学朱从玖颇为相似，而且呈现交叉上升的状态。首要原因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恩师，即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

启动中国资本市场的事业在1980年代末期开局，差不多算光杆司令的刘鸿儒到处物色专业人才组建证监会，其中就包括自己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众多学生。

1992年证监会成立，1995年在国务院证券委当小领导的张育军就被刘鸿儒拉到证监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同年10月任深交所副总经理，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张育军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科长一跃为副厅级干部，堪称火箭速度。

朱从玖是1993年当的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张育军是95年；朱在97年南下深圳担任证券监管专员办专员，张则是97年从深圳回任证监会副秘书长。

99年朱调上交所副总，张则又从北京调回深圳任正厅级的深圳证监办主任、书记，朱卸任上交所总经理后，其职务又由张育军接替。

上交所时期的张育军

20年里张育军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证券系统，并长期在深圳、上海两大证券交易所转战，先后担任过深交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和上交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因此被外界称为“执掌过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帅印的人”。

那时候，都说搞证券发行业务的券商赚钱，但却很少有人会想到，管证券市场的岗位更是躺着来钱的肥缺。

所以后来市场上有个不恰当的比方：在对资本市场监管层自身的监督体系并不完善的时候让谁去做监管层，就好比是让一个快饿死的人去守着一堆山珍海味，如果他不吃，那他就不是人了。

一开始在深交所期间，张育军给人的印象是低调、勤勉，没有什么领导的架子，在媒体间的口碑很不错。

他上任之后就宣布：深交所每季度开一次媒体沟通会，而且只要没有大的会议或活动他都会亲自参加。

深交所时期的张育军

他就任深交所总经理的2005年正好赶上股权分置改革，有资深记者回忆，张育军当着一大群记者的面宣布：

“我们深交所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小散户这一边的，上市公司送股数量达不到10送3的，我们都驳回去，让他们重新提交议案。”

之所以会实施股改，就不能不提到救市，在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上，一共有5次大规模的救市，2005年这是第一次。

从2001年6月至2005年6月，中国股市发生了一次大熊市，上证指数从2245点一路跌至1000点附近，几乎腰斩。

在一片哀鸿声中，监管层于3月开启降息，4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这次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困扰股市十多年的“大小非”问题。

牛市来临

这次救市使得上证指数在6月6日跌到998点的最低点后终于探底回升，并展开了历史上最大一轮行情，10个月后即涨至6124点的历史高点。

回顾张育军的仕途，可谓成也救市，败也救市，2015年6月开始，疯牛突然急转直下，三周股市蒸发市值21万亿，引发市场巨大恐慌。

导致2015年股市剧烈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场外配资疯狂加杠杆。

2010年初证监会开放“融资融券”业务后，各种通过“金融创新”衍生出来的结构化金融产品和创新工具大量涌入股市，这些没有监管的巨量资金配合股指期货实际上严重吹胀了股指泡沫。

有意思的是，张育军作为证监会主席助理分管的机构部、基金部、期货二部都是所谓的“创新型”部门，他也不遗余力地倡导各种“创新”，在他的指导下，各路券商和基金公司基本上在2014年的大牛中捞得盆满钵满。

2014年牛市让很多人挣到了钱

然而人性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在杠杆暴利的驱使下，多家张育军监管的券商也卷入了场外配资业务，使得场外配资加上信托的规模很快突破2万亿元，再加上券商自己的融资融券，杠杆资金总量高达4万亿元，而当时市场日总成交额不过1.5万亿元。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深厚的老证监干部，如果说他没有看到巨量场外配资造成的潜在风险，那只有一种可能：因利益导致的装瞎。

就在股灾爆发2个月前，张育军还在和券商的内部会议上称“两融”业务运行良好风险可测可控；股灾一个月前，他口头警告部分机构要注意“两融”风险，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

内外勾结，吃里扒外的监管和无法无天，丧心病狂的资本运作，终于在2015年6月闯出了塌天的大祸。

从6月15日开始，16个交易日里上证指数跌掉了31%，深成指跌掉了38%，最惨烈的时候，两市个股有1700多家跌停，1000多家停牌，仅有84家上涨，成百上千万的散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然而好景不长

7月初，临危受命的张育军被授予“救市总指挥”的重任，已经在正厅级原地踏步16年的他自己也十分清楚，如果这一次救市干好了，升副部级那就是指日可待。

7月8日，张育军组织21家券商开会，决定第一批筹集6000亿元资金救市，然而就在这场火烧眉毛的救市之战中，张育军和手下的券商们依然没有忘记疯狂捞钱。

坊间传言：头部券商之一的中信证券利用时任总裁程博明是张育军的同门师兄，与其一向交好。程利用这层通天的关系把救市过程中交易仓位、买入卖出席位等关键信息了解得一清二楚，并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反向套利，反而狂赚一把。

在经历了7月中旬的报复性反弹后，上证指数在8月初、8月中旬继续多次大跌，一路跌到2851点，令国内外的经济观察家们和普通民众目瞪口呆。

与无数亏得血本无归的股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券商们：在投入211亿元救市后，中信证券2015年还大赚了198亿元。

券商中的战斗机

此外，光大证券狂赚76.47亿元，利润增幅270%；东方证券净利润73.25亿元，同比增长212.82%；招商证券净利润为109亿元，同比增长183.29%……

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一个只赚不赔的券商，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完全掌握内幕消息的通天大佬，和深不见底的利益输送关系。

据说，张育军在落马前本来已经被酝酿出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但组织部的通知没来，却等来了中纪委的人。

2015年9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随后就是依法“双开”，立案侦查。

张育军被查之后，中信证券等一众头部券商的大佬们纷纷被查，足可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太平洋的水还深。

扑朔迷离

但令人诧异的是，对张育军的调查和侦查工作竟然持续了六年多，直到2021年他因病去世，调查依然没有结论，此事原因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是他牵涉的关系太复杂了。

中纪委给他的定调是：“理想信念丧失，党性观念和纪律意识淡漠，“靠山吃山”，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证券监管部门形象，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他去世时只有58岁，死因是胰腺癌，由于对此事的处理十分低调，更令许多人感到突然的同时为之惋惜。

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幕幕超越魔幻的悲喜剧再次证明：利益可以把人变成鬼，当一个地方的鬼多了，就不是人能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