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大明洪武五年（1327）某月某日，明太祖朱元璋在翻阅《孟子》时，突然动了雷霆之怒。随后，他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且永远不许配享。所谓配享，就是“贤德之人或有功于国家文化的人，附祀于（太）庙”。

朱元璋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并不得配享后，还恶狠狠地附上一句话：

“（诸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宫廷卫士）射之”。《明史·太祖本纪》

满朝文武接旨后皆惊愕不已，均感惶恐而不知所措。

史载，朱元璋喜读《论语》，堪称爱不释手，十分敬佩孔子，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而孟子被视为孔子衣钵的传承者，是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 异常崇敬孔子的朱皇帝为什么又如此憎厌孟子呢？综合史料所记，归结起来，大体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朱元璋个人的特殊经历导致他对文人非常反感、排斥。

朱元璋出身贫苦，少年时一场大瘟疫夺走了他大部分亲人的生命，孤苦无依的他替人牧羊为生，后来被迫出家为僧，托钵行脚，浪迹四方，历尽艰辛，也增长了见识与阅历。后来投入红巾军，从士兵到小军官，再到军中大将，一步一步，终于削平群雄，驱逐残元，建立了大明王朝，昂首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朱元璋起于蓬蒿，深知自己是凭武力起家的赳赳武夫，仅有的一点墨水还是戎马倥偬之余刻苦自学得来的，没有啥大学识，若要统一文人们的思想，巩固朱氏皇族的绝对统治地位，就需要从文化思想上下手。但出身低微的他天生对文人、文化有一种抵触情绪，和汉高祖刘邦一样，从骨子里看不起儒士。譬如他曾经下令：

“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 ”。《明朝小史》

有大臣惊问其故，朱元璋答曰：

“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明朝小史》

由此可以看出，在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的朱皇帝眼里，文人是妥妥的下九流，根本没有地位可言。

（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使朱元璋很不爽，犹如芒刺在背。

对中华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孟子是“民本”思想的首创者，他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大意是人民的地位、国家的利益高于君王。而帝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理应为民服务，为江山社稷着想。

与孔子提倡的“仁义”做对比，孟子倡导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孟子阐述道，如果天子欲得天下，保有四海，就必须实行仁政，爱护人民，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到他们身上。正如他所说：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在其著述中《离娄下》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孟子的心中，君臣关系是相对的，绝对的天子权威根本不存在。他认为谁能保护人民，谁就一定能称王。如果说残害百姓，即荼毒苍生，谁就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是暴君，不配得到天下，即使他坐拥天下，也会很快被推翻、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不是犯上作乱的悖逆弑君行为 ，而是正义之举，正如周武王姬发“诛一夫纣”，率领军民推翻残暴的商纣王之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显而易见的是，孟子不主张天下黎庶百姓只效忠于一人。

孟子的“民本”思想完全从平民的视角告诉君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大大触怒了本是一个放羊娃、行脚僧，后来却发迹青云直上坐了江山的朱元璋，什么“民贵君轻” ，什么“君臣平等”，什么“诛一夫纣”，在朕这里就是歪理邪说，统统不好使！再加上起于蓬蒿的他由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并由此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天然嫉恨，自然尊孔抑孟，非得要把亚圣孟子的牌位“请”出孔庙了，不许他享受孔庙中祭祀的香火，于是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但孟子毕竟是亚圣，在天下读书人的心目中是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岂容他人随意玷污？即使是君临天下、金口玉牙的皇帝也不可以。孟子被朱皇帝逐出孔庙后，饱读诗书的文臣们使了个心眼 ，次日上朝时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曲星黯淡无光，天生异象，似乎不利大明。但凡帝王都迷信天命，朱皇帝更是笃信无疑，得罪了上天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弄不好会影响朱家江山社稷的，他马上联想到大概是亚圣孟子被自己“开除 ”出孔庙的缘故，百般无奈之下又下旨恢复了亚圣的牌位，并不太情愿地恢复他 “附祀于庙”的地位 。但生性戾狠的朱皇帝还是搞起了另一手：删书！命人操起剪刀浆糊，把思想巨著《孟子》内容删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几乎是腰斩，堪称是对中华思想文化精髓的又一次摧残，其手段之阴狠毒辣，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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