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然而就在人们还沉浸在这悲痛中之时，“四人帮”早已蠢蠢欲动，预谋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被毛主席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自然也就成为了“四人帮”的“眼中钉”。

因此，“四人帮”认定，要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目前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把华国锋扳倒。为此，他们开始步步紧逼，妄图迫使华国锋交出权力。

然而，对于“四人帮”的野心，华国锋早已洞若观火。在此后不仅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更是化解了“四人帮”三次阴谋夺权的危机。

毛主席逝世后，江青便把目光盯向了主席生前留下的文件和手稿，尤其是1976年前一两年的。

因为这些资料很可能会涉及核心机密，也是证明毛主席那时做出哪些重大决策的根据来源。

无疑拿到这些文件，就有了对毛主席重大决策的解释权，如此一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谁就优先得到了主动权。

江青看到了这一点，而华国锋也看到了这一点。

之后，江青先发制人，她以毛主席夫人的身份，率先提出要保管这些文件，甚至搬出了此前她曾担任过毛主席秘书的事情。

在她看来，有了这两个身份，保管毛主席这些文件，是理所当然的。

当她提出这样的要求时，立马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他深知保管毛主席生前文件，并非仅仅在于保管本身，而是文件可能带来的后果。

如果由江青来保管，万一，她事后将这些文件，以此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根据，给予胡乱的解释，那势必不利于当前的局势。

为此，华国锋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对于江青提出的要求，表示了拒绝。

江青见此，不依不饶，九月中旬，多次找到华国锋，对他进行施压，要华国锋答应自己的要求。

华国锋虽然在很多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旦涉及关键或原则性问题，却绝不退让。

面对江青的胡搅蛮缠，华国锋始终未松口，坚决不同意。

江青见这一招不奏效，于是干脆找到毛主席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吵闹着要让张玉凤把毛主席生前的那些文件交给她。

张玉凤自然也不敢擅作主张，被逼无奈，只得将此事告知华国锋，询问如何处理。

眼见，江青如此胡搅蛮缠，不肯罢休，华国锋为了彻底断绝江青的想法，当即下令：把毛主席生前的文件，全部交由中央办公厅保管，由汪东兴负责。

这一处理方式，可以说非常高明，起到了双重效果。

一来，断绝了江青保管毛主席生前文件的念头，粉碎“四人帮”妄图依靠毛主席生前文件夺权的阴谋。

另外，华国锋提出把这些文件交由汪东兴负责，实则间接对汪东兴表示信任，事后来看，这一举措无疑对后来争取汪东兴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江青等人第一次阴谋，而紧接着就是毛远新的问题。

在毛主席晚年的时候，毛远新成为了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事实上，毛远新其实是偏向于“四人帮”的，这一点，华国锋自然看在眼里。

毛主席逝世后，他这个联络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按理来说，他也就没有留在中央的理由了，应当回到辽宁去继续担任他的书记。

可在这时，江青又打起了主意，以毛远新是毛主席亲侄子的身份，提出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

这样一来，在中央，“四人帮”就又多了一个帮手，这是江青等人的算盘。

华国锋心里很明白，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又会是一个麻烦，于是表示坚决反对。

江青得知华国锋的态度，也没有就此退让。

对于无法达到的要求，她向来的方法就是将事情闹大。

为此，在之后，江青直接把这个问题搬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

她临时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华国锋施压，要他同意让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可任凭江青如何闹腾，华国锋就是不表态。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摆在那里，他不表态，江青也无可奈何。

最后等江青闹够了，华国锋直接干脆地说道：让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在华国锋的坚持下，再次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尽管事后，毛远新一直住在中南海，但并未能进入中央工作，故而也就没什么太大的破坏力。

在这件事再次吃瘪的“四人帮”，之后又制造了另一个更的阴谋，那就是私自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

毛主席在生前最后几个月里，曾和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等话，并且还曾把这些话，白纸黑字写到了纸上。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曾对张春桥说过“按既定方针办”的话。

按照意思来说，这两句话其实差不多，但在毛主席逝世后，这句话的涵义就变得意味深长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谁掌握了这句话，谁就掌握了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解释权。

其实毛主席逝世后，政治局在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大会上，华国锋的《致悼词》文稿时，“四人帮”参加了讨论，他们都没有提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上写进“按既定方针办”。

然而“四人帮”却在之后，有计划有预谋地在9月16日《人民日报》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偷偷塞进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然而，在华国锋与张春桥之间，华国锋对于这句话的解释权，其实是占优势的。

首先，毛主席生前向华国锋说过这句话，而且还写在了纸上。

另外，在这不久后，华国锋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这句话，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华国锋已经掌握了“照过去方针办”这句话。

也就是说华国锋已经抓住了解释毛主席临终嘱咐内容的关键。

而毛主席和张春桥说“按既定方针办”时，其实只是毛主席对张春桥一个人说的，也没有写在纸上，不足以让人信服。

可“四人帮”在之后认识到了掌握这句话的作用后，即便明知处于劣势，但为了掌握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解释权，还会决定冒险赌一把，才有了前面说的，在《人民日报》上用黑体字把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并且在正式发表以前，“四人帮”四处将其散发出去，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

这一苗头，自然很快引起了华国锋的注意，也立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最初他还是选择隐忍了下来，并未当即对这个问题作出表态。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华国锋正如“四人帮”想的那样，只懂农业，在其他方面能力不强？

显然不是，而是华国锋在等待一个契机。

因为，华国锋虽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事实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此前也都深受毛主席的信任，他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资历其实都比华国锋长。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的时间并不长，而反观“四人帮”，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都比华国锋长，而且他们此时已经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权，因此，华国锋在中央根基还没有他们牢固。

其次，华国锋长期是在地方工作，当时，在军队内也没有根基。另外，当时中央政治局内部，还是有一些人支持“四人帮”的。

所以基于这些因素，华国锋要想压制“四人帮”，那就需要取得老同志的支持。

华国锋之所以没有当即作出表态，就是在等。他要看一下中央政治局内的那些老同志对此事都是什么态度，只有他们先表态了，他才好出手。

事实也是如此，很快，叶剑英元帅看到了相关内容，叶帅也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随即拿着那张《人民日报》找到了华国锋，提醒华国锋注意这个问题。

有了叶帅的表态，华国锋此时心中就有了底，随即他开始对““四人帮””进行反击。

10月2日，华国锋便在外交部长乔冠华报送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删掉了“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并在一旁批道：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的这个批语可以说一针见血，直接打破了“四人帮”企图掌握解释毛主席临终嘱咐的解释权的幻想。不得不说，极为高明。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华国锋岁寡言少语，为人谦和，实则是他是含而不露，大智如愚。他虽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谦让，但以遇到关键问题，却绝不退让。

事实上，华国锋不但在三个重大问题上顶住了来自“四人帮”的压力，而且还在之后毅然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扭转了局势。

故而，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转折点上的人物，他也因此留名青史，为后人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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