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十万斩阎罗——辛亥革命旗帜巡礼

辛亥革命旗帜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映衬下精彩纷呈，是中国近代旗帜史上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个篇章。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于是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民国旗之历史》便成为多数论者的蓝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旗帜冯氏如是说：

“清季革命党所用国旗之方式有数种：最初为兴中会所用之青天白日旗，次为中国同盟会所修订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迄辛亥武昌举义，更有共进会所用之十八星旗、上海光复所用之五色旗、惠州陈炯明所用之井字旗。……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革命军所用旗章计有四种：

（一）为共进会焦达峰、孙武之十八黄星旗，即武汉义师所用。

（二）为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乃宋教仁、陈其美所提议。

（三）为广东军政府之青天白日三色旗，此为革命军历次所常用。……

（四）为陈炯明在惠州举兵之井字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

亲历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费时十余年完成《革命逸史》，自视“所载均属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孙科赞其“取材精审，考证确切”。冯氏对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的说法因此被一再征引而几成定论。

然而睽诸史实，且不说若干旗帜被冯氏遗漏，即便是提及的几种旗帜，在其性质及应用时空的认定上亦颇多可商榷之处。

本文拟将所知辛亥革命旗帜一一列出略加考证。限于资料、学识，言之未必成理，然拂去时光尘埃，与历史本来面目有所接近是笔者的企望。

一、白旗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即以白旗为标识。如1905年5月，秋瑾制定光复军军制，规定光复军“旗用白色，中书黑色汉字”。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军“皆用白布裹头，白衣白旗，旗书革命军字样。”

《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武王伐纣，妇孺皆知。“武王左执黃钺，右秉白旄以麾。……以黃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斩（纣之二嬖妾）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百夫荷素质之旗（即白旗）于王前。”正义之师，白旗如林。这正是革命党人寄情于白旗的主要原由。且看湖北军政府的檄文：“本政府痛彼酋之无状，哀汉胄之式微，特举义旗，振此困厄。白麾指去，群丑倒戈；黄钺挥来，罪魁远窜。”加之，白色在传统中同“凶”、“丧”联系在一起，这更赋予白旗报仇雪耻、光复山河，义无反顾、愿为鬼雄的悲壮色彩。

辛亥革命期间，尤其是各地光复之初，白旗无疑是全国应用最为广泛的旗帜：

湖北武汉，“革命党既占武昌，周围城楼盖悬白旗”。湖南长沙，“全城已落入革命军手中……到处飘扬着白旗”。江西南昌，“内外响应，枪声不绝，全城尽挂白旗”。上海，“警局及各军营已皆易帜反清，……于是白旗飘扬城内外。”浙江杭州，“各处均光复，悬白旗”。江苏苏州，“各门城楼均已高悬白旗。如观前街阊门街……类皆白旗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福建福州，“城内商民一时白旗遍悬户外”。安徽安庆，“安庆咨议局宣布独立，所有省城一律悬挂白旗”。广东广州，“通告全省水路部队一律改树白旗”。江苏南京，“狮子山炮台上悬挂着白旗，……到处是许多白旗”。

从主动方面说，白旗是革命、光复的象征；而从被动方面来说，白旗则是响应、归顺的表示。挂不挂白旗兹事体大，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上海光复后，军政府发出传单：“本军政府现认定，三日以内，凡商家铺户上悬白旗者，即为吾民欢迎光复之证据。”杭州光复后，军政府也致电省内各地，要求“已经归顺各属，所有城寨、炮台、商埠，一律悬挂白旗”。白旗成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鲁迅印象里，光复的绍兴县城“满眼是白旗”。沈从文则记住了他十岁时湘西凤凰“各处悬上白旗，写个‘汉’字”的景象。

二、青天白日旗

青天白日旗是兴中会制定“国旗”，由被孙中山称为“吾共和第一烈士”的陆皓东于1895年设计。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次年秋冬间，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讨论国旗时发生严重分歧，孙中山坚持沿用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诟其与日本旗相类而主张井字旗。

尽管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增加红色，将其改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色旗），同盟会的国旗案仍未形成决议（同盟会自始至终没有经正常程序确定的国旗），青天白日旗也因此未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而得以保留。由于孙中山“共主”地位，两种旗帜后来都在实际中得以应用。然孙中山新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名分既难确定，青天白日旗的地位未免更为尴尬。《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确定的“军事用票”图样上端仅印“国旗”（无旗式）一面，既证明了“国旗”的暂付阙如，也证明了“国旗”外别无其他名目的旗帜。

辛亥革命时期青天白日旗现身较少。武昌起义有一例。率先起义的炮八标赵楚屏“将准备的白布袖章和蓝布旗子交给孟，孟华臣扯起蓝布旗子，并将白布袖章分给正副目佩戴”。此处的“蓝布旗子”当为青天白日旗。

1912年11月7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海军旗章条例》，青天白日旗在兴中会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中华民国海军上将旗。这显然沾了海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光。同时公布的中将、少将、代将、先任等4面旗帜，或镶红边、或剪燕尾，皆以青天白日旗为基础。

赘语：1914年7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军旗。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陆军旗）。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明定青天白日旗为海军舰首旗（原舰首旗为五色旗）。海军将官旗相应调整，仍以青天白日旗为基础。

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辛亥革命时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各省较多应用的革命军旗。由于同盟会党人历次起义使用及秘密渠道传布，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广州、广西、福建（似不包括云南），甚至十八星铁血旗的产地两湖、五色旗的产地江浙，光复之初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都曾被作为革命军旗使用，并非如冯氏所言为广东军政府独家垄断。如：

湖北武汉，“京师闻革党占据武昌后即于城上树三色旗”；“汉口华界已被革军占领，悬挂红蓝白色旗”；“革命军所用之旗帜为红白蓝三色旗。”上海，“有革党二百余人，均袖扎白巾，一人持白旗，一人持红旗白角并白令箭跳跃率领……”；“（总商会）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民国成立后的海军旗样式）。”浙江杭州，“税务司拒绝悬挂白色旗帜或共和旗帜……共和旗或‘光复’旗是红色的，右上角有一块白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福建省城，“遂告光复……改悬青天白日旗”。广西南宁，“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第二天全城各处才纷纷仿制悬挂起来”。

要说明的是，上述武汉的“三色旗”、“红蓝白色旗”、“红白蓝三色旗”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海的“红旗白角”和杭州“红色的，右上角有一块白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细节不同的是青天白日变成了白天青日。历史照片“上海革命军开设兵站招募新兵”清晰地展示了这面异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对照杭州旗帜的描述，二者竟完全吻合。至于照片上“用蓝色勾画的太阳”光叉的数目是8个而不是12个，这与青白色对换皆属特定历史环境里的图像差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有一幅“辛亥革命上海起义时的吴淞光复军旗”，其实正是这面异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光复军旗为秋瑾设计，“白色，中书黑色汉字”。

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散布光复军白旗于军警，……送光复军白旗于吴淞”；“巡警总局白旗已挂起，上有光复二字……占领制造局后，传令升悬白旗，大书光复”。光复会用白旗史实甚明，不可能另有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如出一辙的旗帜。不过光复会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却大有可能，起码光复会的主要骨干几乎都参加过同盟会。

1911年12月4日各省留沪代表会国旗方案（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提出后，全国旗帜开始趋向统一。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坚持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打到底的只剩下广东在唱独角戏。直到5月，“广东此时尚用天日旗，于全国国旗未能统一”。民国元年广东军政府发行“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新鈔正面上端便赫然印着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冯氏“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之说与史实不符。

孙中山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往情深。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归国途中抵伦敦，“当地华侨请制国旗，遂手绘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并附尺寸，成五十幅，悬城东唐人街。”然而，到达上海，迎接他的却是满眼的五色旗。

1912年1月9日，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军商各旗暂仍其旧）。10日，孙中山在复函中列举以五色旗为国旗不当之点，以为从旗之历史、旗之取义、旗之美观而论，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宜，提出“俟满虏既亡，民选国会成立之后，付之国民公决”，否决了各省代表会的国旗案。但据1912年1月7日《申报》：“孙大总统现将国旗标本暨陆军旗帜军服图样颁发各省。”可见，尽管国旗案被否决，既成事实已经让孙中山无力回天。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虽有过海军旗的提议，海军方面却并未实际应用（另有其旗），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它实际上是一面“留作纪念”之旗。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次日，孙中山践诺请辞，荐袁世凯继任。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宣誓就任。5月4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在第一次会议上即提出“国旗统一案”。后经数次讨论，直到6月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指三色旗）为海军旗。”纷纷扰扰的国旗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在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遭遇两次危机。

一是海军部的特派员提出以五色旗为海军旗。理由是：“考世界共和国国旗即为海军旗，如法美等国皆然。至于君主国体则国旗与海军旗不同。我中华民国既为共和国，则国旗即应与海军旗一律。”所幸参议员们认为“国旗为军旗乃各国历史之不同”，“海军部以青天白日旗有妨共和，实不成为理由”，未予支持。

二是临时参议院议决：“五色旗左方上角缀以青天白日，其大小亦居于全旗四分之一，即定为海军旗主旗”（陆军旗亦如此处置）。袁世凯接到参议院的咨文，要求临时参议院复议。袁大总统认为参议院搞出来的海陆军旗难以识别、破损国旗，而军旗继国旗之后“自然联贯，本不必以同缀一幅之上始相关连”，“兹拟仍以星旗为陆军旗，天日旗为海军旗，不必加入国旗之内。两旗通用已久，既可免于更张，取义各殊，亦无嫌于并重形式，得归于纯一，采色亦足壮观瞻”。后临时参议院采纳袁世凯的意见。对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完整保留袁世凯可谓功莫大焉。

赘语：1914年7月，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8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以青天白日为国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9年12月，国民政府明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与国旗同式）。

四、九星旗

九星旗或为华兴会制定的革命军旗，与黄兴有关。辛亥革命期间为武汉、上海等地采用。据亲历者回忆，“有同志携带革命九星红旗，此旗是黄兴同志在华兴会时期所制出，武汉军政府就挂此旗”。偶尔能在画册上看到这面革命军旗的设计图，它或被称为“起义前设计的革命军旗之一”，或被称为“革命军起义时的军旗”，惜乎语焉不详。其实，在最早报道武昌起义消息的报纸上就能看到这面革命军旗：

“黎元洪为大统领，……并告以不用大清旗号，换太极图旗”；“旗帜皆变为众星向日形式”；“革党改换七星旗，布置周密，举黎元洪为大统领”；“是时九星旗、白布巾弥望皆是”。

与前面的军旗设计图样对照，笔者认为“太极图旗”、“众星向日”旗及“九星旗”正好拼合出一面白色九星旗：白地、太极图外九星环绕（所谓“七星旗”显然是九星旗的误读）。在美国摄影家施塔福拍摄的辛亥时期上海老照片中，笔者意外发现了白色九星旗。它不仅证明了九星旗的存在，还证明了九星旗不止为武汉一地采用。

白色九星旗在武汉的存在时间很短，仅有五六日。“革命军先用太极图之旗号，刻已废用，一切旗帜悉有‘新汉’字样”；“湖北革命军现在旗帜均换红色，……其红色旗上，载有‘兴汉灭□（满）’字样”。笔者推测就在此时，白色九星旗完成了向红色九星旗的转化。10月19日《时报》刊登“革命军旗”图样，注明“红地、黄日、黄星”。红色九星旗以红色为地，太极图被简化为黄色圆，周围环绕九颗黄色五角星。日本印制的明信片及画片上，红色九星旗十分清晰。

1911年11月11日，上海军政、民政各行政署“一律改悬红色九星国旗”。这里的“红色九星国旗”极有可能即红色九星旗。上海光复当日已打出“上列十八星”的铁血旗，如此时仅为沿用自不必称“改悬”，又岂有将明明白白的“十八星”改称“九星”之理？笔者认为正是上海方面在五色旗产生之前为彰显其独特态势，才摈弃十八星铁血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悬”红色九星旗（此时湖北已不用）。辛亥革命时期旗帜先后改易、数种并存的情况武汉、上海最为突出。《申报》为我们记录了“今日旗式未定之时”上海的有趣景观：“甲用甲式，乙用乙式，或且用亡国朝鲜之八卦旗等，五花八门，各式其式。”笔者推断，所谓“亡国朝鲜之八卦旗”可能即指白色九星旗或异版白色九星旗，因为两者的主要特征“白地”、“太极图”皆相吻合。

笔者还在“江苏都督府”的徽章上发现了类似红色九星旗的九星向日图案，毗邻上海的苏州街头或许也曾红色九星旗飘扬。

五、十八星铁血旗

辛亥革命时期，十八星铁血旗是影响最大的革命军旗之一。湖北军政府一度被光复各省尊为中央军政府，它称之为国旗的铁血十八星旗一段时间内无疑可视为代国旗。至于十八星铁血旗的使用时空，冯氏之误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类似。一是武昌起义之后，并非“武汉义师”独家使用该旗；二是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五色旗成为国旗的大势已定，“鄂、湘、赣三省”以及其他省份虽继续使用该旗，却是作为代陆军旗使用的。

1907年，鉴于孙中山策划的南方起义收效甚微，同盟会东京本部纠纷不断日趋涣散，一些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同盟会员倡议结纳会党另组革命团体，谋求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十八星铁血旗即产生于此时。十八星铁血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等先后返国，逐渐将活动重点转向新军。1911年，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发动武昌起义，湖南共进会和会党率先以长沙起义响应，江西共进会则参加了九江和南昌起义。光复之初，十八星铁血旗在共进会主要活动地区鄂、湘、赣等省得到应用。如：南昌军政府于11月1日建立时，即宣布“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国旗”。

十八星铁血旗是武昌首义所揭旗帜，其影响自然会超出共进会活动地区。如：上海。11月4日，“晚八点钟又有民国军一队……苛枪列队入城，持红色、白色军旗各一面（上列十八星与前报刊印者一式）”。浙江。11月7日，杭州“都督分府高悬红质白星之新旗”；11月10日，嘉防“全军鼓噪倒戈，一律改悬星旗”。

现在要讨论的是十八星铁血旗何时取得独尊地位，成为湖北军政府的“国旗”？10月26日《时报》：“革命军所用之旗虽种类颇多，类为红地。革命军之长官旗为红地白星，周环九星，每星上又有小点，十八点以示十八省，由天默佑之意。”而10月28日《申报》第一次刊登“中华民国国旗”图样，并注明：“红地，由中心外射之线九、色蓝，线之两端各缀一小星，其数十八，或云以表十八省焉。”迟至武昌起义半个月后，十八星旗方见诸报端。笔者推测此前十八星旗尚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不足以引起人们重视。但这一来与武昌起义自始至终只用十八星旗的传统说法就有了分歧，姑存疑待考。

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提议十八星铁血旗为陆军旗，因为新的代国旗——五色旗已经出现，十八星铁血旗的使命遂由代国旗转换为代陆军旗。1912年6月8日，十八星铁血旗寿终正寝，由它衍生出的十九星旗被公布为陆军旗，

尚有一面被人忽略的异版十八星铁血旗：白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红色块内嵌黄色十八星（一面小十八星旗）。它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军实际使用的海军旗，“上海未制定以前海军人员已自行制定”，“上海制定后（指留沪各省代表提出国旗案），海军军舰以此旗为未合，特因国家尚未决定何种旗式，仍用自行制定之旗式”。直至法定海军旗公布，海军部选定1912年8月1日“为正式悬挂海军旗之期”，这面代海军旗才正式下岗。

六、十九星旗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国旗统一案”，十八星铁血旗引发了议员们的激烈争论。理由是铁血旗的十八星系指关内十八省，全然不能代表南北统一后的全国版图。东三省籍议员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起义因不仅止十八省，自去年九月以后，东三省志士奔走呼号亦曾非常戮力，虽不敢云与十八省同时做到，究亦有功于革命，蒙藏诸地亦五族一家同归平等”，要求将十八星改为二十六星。

更有议员提出“十八星”有碍国土完整：“现在若仍用十八星，则是否有抛弃土地之虞？况某国野心甚著，设因此旗未能表示完全而遽施其进行之手段，岂不于民国前途大有危险。”他们大声疾呼：“断不可为此星点之故，酿成民国前途之祸患。”

最后的变通办法是：“审查会拟将十八星中加一星，其形稍大。一则可以破十八省之疑，二则众星拱绕又足表示中华民国统一国家之意。”随即又有议员修正：“将十八星中之大星缩小与他星一律，一则免中央集权之意，一则可以表示平等之意。”最后付诸表决，议员起立鼓掌赞成。

临时参议院送交袁世凯公布的方案为“五色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其大小居于全旗四分之一，即定为陆军旗主旗”，“星旗原系十八星，兹于旗之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其星点大小则中央与内外四周均为一律，庶众星环绕，既昭统一之规，而薄海大同，兼寓平等之义”。袁世凯同意“星旗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反对“五色旗之左方上角缀以星旗”。经过复议，临时参议院一致赞成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不必加入五色旗之内”。1912年6月8日，临时大总统公布十九星旗为陆军旗。

赘语：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十九星陆军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与五色旗同时退出历史舞台。

七、八卦太极旗

八卦太极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山西省独家使用。1911年10月29日，军政府组成，“年号仿武昌用黄帝纪年为四千六百零九年，门前悬八卦太极图旗。”武昌起义后不及二旬太原光复，山西军政府既“仿武昌用黄帝纪年”，所用旗帜样式仿照武昌亦有可能。由于具体旗式不详，笔者推测“八卦太极图旗”有可能是异版九星太极旗，或者就是九星太极旗。

八、黄旗

黄旗为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偶尓使用，或为白旗的补充。实例如下：

湖北当阳，“甫入其境，丁妇旄倪，欢呼雷动，黄旗轰天，爆竹豗地”。云南个旧，“各界遂于5日也遍插‘汉’字黄旗表示反正”；“厅议事会在十五日全市遍插汉字黄旗的当天，即自动地成立革命军三营”。广西桂林，“饬人缮写独立黄旗数百面，大书‘大汉广西全省革命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二十四字”。奉天省城，“咨议局门前悬挂黄色旗，中书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

九、十八星汉字旗

十八星汉字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省独家使用。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打出的“国旗”是十八星汉字旗。“民家皆树白旗，中署汉字，周以圆规十八，盖取十八行省之义。”李劼人在其历史小说《大波》中写到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的成立大会，“至公堂高高的前轩檐口外，撑出两面写有红汉字，画有十八个墨圈的大旗，是白大绸缝制的，在太阳光下闪出缕缕射眼毫光。”目击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大会的美籍教师路得·那爱德，则为我们留下了十八星汉字旗高悬的老照片。

十八星汉字旗应该与共进会对四川的影响有关（共进会首任总理张百祥便是四川人）。尽管它与十八星铁血旗在形式上差距很大，但表达的意思却基本一致。《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宣言》称“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之宗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极。”这个“大汉联邦之帝国”即由关内十八行省构成。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对该旗作如下评判：“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接着升起了新的旗帜。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

十、五色旗

1911年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及江浙沪三督会议，首先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尽管程序的合法性曾受赴鄂各省代表会的质疑，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时关内各省大都光复，国旗是与筹组临时政府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五色旗是政治智慧的物化，它的出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由纷乱走向有序的开端。五色旗被广泛接受，意味着“五族共和”思想逐步占了上风。至1912年1月9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五色旗为国旗，说明五色旗成为国旗的大势已无法逆转。

五色旗是相对晚出的旗帜，不宜与其他旗帜相提并论。冯文称五色旗为“上海光复所用”，就象孙中山说五色旗是“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同样与史不符。上海1911年11月4日光复，五色旗12月4日问世，时间上两者相差一个月。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在12月2日，亦在五色旗产生之前。上海、江苏军政府成立之初自无缘使用五色旗。五色旗为各省代表会提出，渐次为各省所承认。既未独享专利，冯文称“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显然不确。冯氏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孤立的看似乎不错，但结合“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则不能成立。南京各省代表会通电全国，确定1911年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凡我国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誌庆典”。

各省代表会已视悬挂五色旗（国旗）为理所当然。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各省基本上都已承认五色旗为国旗，不用说广西、福建、云南，就是铁血十八星旗诞生地的湖北亦随了大流，1912年1月9日，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正朔已定，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请速颁发定式，以便遵行。”参议院复电：“沿江各省现在皆以五色旗为国旗，经本院议决，请大总统通告各省，国旗即用五色旗……”此时，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的理由正是“各省几乎一致，故从多数”。1912年2月12日，清帝刚宣布退位，北京即遍悬五色旗。这也充分显示了国内对五色旗的普遍认同。

尽管五色旗不专属于产地上海，但对于五色旗的推广应用上海确实身体力行。1911年12月18日，沪军都督府通告规范国旗式样，“先行用五色布制就二万方”。12月31日，沪军都督通告：“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沪军都督府派员运送国旗五百面往宁，分给各团体悬挂，以申庆贺。”

孙中山始终对五色旗持反对态度。但既在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宣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他对五色旗的反对必定苍白无力。孙中山在否决南京各省代表会国旗案时，批评五色旗：“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旂，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二、其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首先，五色旗与清朝海军“一二品大官之旗”并不相同。清海军全军统领旗五色自上而下排列为黄白黑绿红（上角钉单锚），而五色旗自上而下排列为红黄蓝白黑。其次，某颜色自不必与某民族具体对应，“五色固含五族同等之意，究非以何色分配何族”。再次，颜色既不与民族具体对应，“上下排列仍有阶级”自无从说起。

数年后，孙中山对五色旗的否定更为彻底：“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廷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予争之不已，而参议院乃以青天白日之旗为海军旗。呜呼！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而海军所以有常常主持正义也。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夫清廷之黄龙帝旗，我已不用，而乃反用其武员之五色旗，此无怪清帝之专制可以推覆，而清廷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也。”这绝对是篇“国旗决定论”的妙文。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审议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五色旗首先获得一致通过，“议长用五色旗为国旗之意询众议员，众议员全体起立表决，拍掌欢呼民国万岁”。提请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的咨文对五色旗推崇备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就道德上、历史上、习惯上、政治上种种方面观察，非惟足以代表全国精神，且为中华民国永久不磨之特色。现友邦公使、外域华侨，函电所通均已共晓。而外人并有目次旗为虹旗，谓中国驱除专制、建设共和正如彩虹亘天，阴霾尽扫者。此尤可见此旗荣誉中外欢迎，应即定为中华民国国旗。”

“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五色旗是古老中国结束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面国旗。“千秋汉业同天水，五色雄旗映日殷。”朱德1916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赘语：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五色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退出历史舞台。日本侵华战争中，五色旗一度成为几个日本傀儡政权的“国旗”。

十一、循军井字旗

井字旗为广东惠州革命军独家使用。1911年11月1日，陈炯明得清军管带洪兆麟为内应，进占惠州，将所属革命军改编为七旅，号称循军（惠州古称循州）。11月29日，广州光复，循军进入广州。循军以井字旗为军旗，旗帜红黄蓝三色，红底，旗面上端内侧正方形黄色块内有蓝色“井”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1907）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廖陈同隶惠州籍，陈闻同盟会本部尝有此提议，遂采为己军之标识，嗣会师广州，始废置不用。”

赘语：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陈炯明为首任总理，井字旗成为致公党党旗。

十二、大元帅、副元帅井字旗

1911年12月4日，留沪各省代表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井字旗作为元帅旗再次亮相。7日，在鄂各省代表指责上海方面越权。8日，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称：“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17日，黄兴力辞大元帅，推荐黎元洪担任。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未往南京筹组临时政府。27日，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表会见甫到上海的孙中山。代表表示拟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国外并非国家之元首。”双方就选举大总统达成一致意见，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的职能历时20日无疾而终。

大元帅、副元帅旗用井字旗，或多或少与黄兴同盟会时与孙中山的国旗争论有关。既选举黄兴为大元帅，借用黄兴当年提议的井字旗为元帅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据当时报纸刊登的“中华民国旗式图样”，大元帅旗：红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蓝色块内嵌白色“井”字；副元帅旗：红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白色块内嵌蓝色“井”字。

附录：辛亥革命所见二十八种旗帜

1.【白旗（文字）】旗上文字多种，全国各地广泛采用。

2.【白旗】旗上无文字，全国各地广泛采用。

3.【九星太极旗】或与华兴会有关，武昌首义前设计旗帜。

4.【九星太极旗】武汉、上海等地采用。

5.【九星太极旗 (另式)】太极旗版本甚多，此为其中主要一式。

6.【九星太极旗 (上海版)】上海采用。

7.【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源于青天白日旗，孙文设定为同盟会旗。武汉、上海、广州、南京、南宁、汕头等多地采用。1911年12月被提议为海军旗同时提出国旗（22）、陆军旗（11）、大元帅旗（23）、副元帅旗（24），但海军未予采用。1912年6月法定为中华民国海军旗同时公布法定国旗（22）、法定陆军旗（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