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创作七言绝句，陈毅认为不是诗，总理连夜致电报社告废

195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伏案疾书，完成了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记录了他因志愿军凯旋与卡纳什空难而产生的复杂心情。作为一位极少创作诗词的领导人，周恩来对这首诗倾注了特殊的情感。他将诗作呈送给了精通诗词的陈毅，称其为＂学长＂，请求指正。陈毅看后，立即在稿件上批示：＂人民日报：总理的诗即发表＂。然而，就在人民日报社加班加点准备次日刊发时，周恩来却突然致电报社，要求撤回这首诗。这个决定让许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周恩来会有如此大的转变？陈毅究竟对这首诗作出了怎样的评价？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诗的创作背景

1958年10月26日，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撤离朝鲜，标志着持续八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天清晨，志愿军指挥部派出的联络员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汇报了志愿军撤军的具体情况。

但就在这喜悦的时刻，另一个沉重的消息传来。从莫斯科飞来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机上载着在卡纳什空难中遇难的16位同志的骨灰。这些遇难者中，包括了著名学者郑振铎和独臂将军蔡树藩。

当天下午，周恩来先是主持了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凯旋的欢迎仪式。仪式上，他与战士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在朝鲜的战斗经历。许多老兵向周恩来讲述了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特别是1953年上甘岭战役时的惊心动魄。

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为遇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现场。在追悼会筹备会议上，周恩来详细询问了空难的具体情况。据苏联方面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莫斯科天气恶劣，飞机被迫改道降落，却不幸遭遇强气流。

让周恩来尤为感慨的是，就在空难发生前一天，他还与郑振铎通过电话。当时郑振铎正在阿富汗进行文化访问，向周恩来汇报了考察古丝绸之路文物的重要发现。而蔡树藩则是周恩来的老战友，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并肩作战。

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恩来一直在处理这两件大事的相关工作。他先是安排人员整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绩资料，准备向全国人民进行通报。同时，他又组织相关部门妥善安置遇难同志的后事，并亲自修改了追悼会的讲话稿。

这种极度的喜悦与深深的悲痛交织在一起，让周恩来几夜未能安眠。10月30日深夜，在处理完当天的全部公务后，周恩来独自在办公室里踱步。窗外的北京城已经陷入沉睡，但他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这种复杂的心情，最终促使他在31日凌晨5点钟，提笔写下了那首七言绝句。

二、诗作的形成过程

1958年10月31日凌晨5点，西花厅的灯光依然明亮。周恩来的秘书杨述曾回忆，那天凌晨他正要去交接值班，看见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周恩来正伏案写作。办公桌上散落着几张草稿纸，还有一份关于志愿军撤军的详细报告和卡纳什空难的调查文件。

据当时值班的警卫员王国栋记载，这已经是周恩来连续第三个深夜在办公室工作。在写作过程中，周恩来数次停笔，走到窗前远眺，又返回书桌前继续写作。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这首七言绝句才最终完成。

这首诗的誊写稿上，周恩来特意用毛笔工整地写下了一段说明文字，交代了创作的具体时间和背景。这段说明比诗句本身还要长，显示出他对这首诗的重视程度。从字迹可以看出，这些文字是一气呵成，没有涂改的痕迹。

诗稿完成后，周恩来并没有立即休息。他叫来了秘书钱嘉东，让其将诗稿誊写了三份。一份存档，一份准备送给陈毅，还有一份是为了送到人民日报社。在誊写过程中，周恩来特别叮嘱钱嘉东要保持原稿的繁体字书写格式。

当天上午9点，周恩来召集办公厅人员开会。会议刚开始，他就从文件夹里拿出这首诗，交给工作人员传阅。在场的人都没想到总理会在如此繁忙的时刻写诗，而且是一首涉及当前重大事件的诗作。

这首诗的内容朴实无华，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复杂的典故。第一句＂粉身碎骨英雄气＂，既写出了志愿军将士的英勇气概，又暗含了对空难遇难者的追思。第二句＂百炼千锤斗士风＂，则是对革命战士不畏艰险精神的颂扬。后两句＂走石飞沙留侠迹，上天入地建奇功＂，既点明了志愿军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的场景，也呼应了遇难同志为国殉职的壮举。

在送诗给陈毅之前，周恩来还特意在诗稿末尾加了一行小字：＂请学长指正＂。这种谦虚的态度，在他担任总理之后的文字中并不多见。而＂学长＂这个称呼，则是因为陈毅比周恩来早两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接连参加了多个会议。在一个关于追悼会筹备的会议间隙，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首诗，反复审视。这时秘书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周恩来放下诗稿，立即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三、与陈毅的文学交流

1958年10月31日傍晚，周恩来让秘书将诗稿送到了陈毅的办公室。这份诗稿用特制的信封装着，信封上写着＂请陈毅同志指教＂六个字。陈毅当时正在审阅外交部的文件，看到周恩来的诗稿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

陈毅与周恩来的文学交往由来已久。早在南开中学时期，两人就经常在校园里讨论文学。当时的南开中学有个传统，每周五下午都会举办文学讲座。陈毅作为高年级学生，经常在讲座上点评同学们的作品。而周恩来虽然年级较低，但每次都会认真听讲，并做详细笔记。

这份师生情谊一直延续到建国后。1956年，陈毅曾在一次外交部的茶话会上回忆说，周恩来在南开时就表现出对诗词的浓厚兴趣，但因为忙于学生运动，很少创作。而陈毅自己则保持着创作的习惯，经常将新作寄给周恩来请教。

然而这一次，角色发生了调换。周恩来称陈毅为＂学长＂，既是对两人南开渊源的追忆，也表达了对陈毅诗词造诣的敬重。陈毅在1930年代就开始系统创作诗词，并与郭沫若等人有诗词唱和。他的《新闻诗》《军中吟》等作品在解放区广为流传。

收到诗稿后，陈毅仔细研读了三遍。按照他的习惯，每读一遍都会用红笔在诗稿上做标注。这些标注主要集中在用字和韵律方面。当天晚上9点，陈毅让秘书给周恩来打去电话，说他要亲自登门拜访。

10点整，陈毅来到西花厅。两位老同志围坐在办公室的茶几旁，就这首诗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讨论。陈毅带来了一摞自己平时收藏的诗词选集，其中既有古典名家的作品，也有现代革命诗人的创作。他对照这些作品，详细分析了周恩来这首诗的特点。

据当晚值班的秘书李志远回忆，讨论一开始气氛还比较轻松，两人还说起了南开的往事。但随着话题转向诗作本身，陈毅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认为这首诗虽然表达了真挚的感情，但在艺术性上还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用典和意境的营造方面，与传统七言绝句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临走前，陈毅在诗稿上写下了＂总理的诗即发表＂的批示，并让秘书立即送往人民日报社。这个决定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因为按照惯例，领导人的诗作发表前都要经过反复斟酌和多方会签。但陈毅显然另有考虑，他对周恩来说：＂既然写了，就让大家看看。＂

第二天凌晨2点，正当人民日报社的编辑们紧张准备版面时，周恩来突然打来电话，要求撤回这首诗。这个决定与陈毅的深夜谈话显然有着密切关系，但具体内容却鲜为人知。

四、人民日报社的紧急撤稿

1958年11月1日凌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灯火通明。总编辑邓拓正在审阅次日要刊发的重要文章，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的这首七言绝句。按照陈毅的批示，这首诗被安排在第二版的重要位置，旁边配有书法家精心绘制的花边装饰。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领导人的文章或诗作，都要经过至少三位资深编辑的审读。这首诗先后经过了文艺部主任冯牧、副总编辑穆青的把关。两人都认为这首诗意境深远，颇具史诗般的气魄，完全符合发表标准。

就在排版工作即将完成时，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接电话的是夜班编辑徐韬，电话那头传来了周恩来的声音。总理的声音很轻，但语气异常坚决：要求立即停止这首诗的发表工作。这个突如其来的指示让编辑部一时陷入混乱。

邓拓立即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按照当时的印刷工艺，更改版面需要重新制版，这意味着要推迟第二天报纸的发行时间。但总理的指示必须执行，邓拓当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改版工作。

凌晨三点，人民日报社的车间里一片忙碌。工人们拆除原有的铅字，重新排版。为了不影响其他版面，编辑们临时改用一篇关于农业生产的通讯文章替代。这篇文章的篇幅刚好能填补诗作留下的空白。

在改版过程中，文艺部的青年编辑王淮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需要通知已经收到样报的其他单位？当时人民日报的样报都是提前寄送给中央各部委的，其中就包括了这首诗。邓拓立即指示秘书处，连夜给相关单位打电话，要求销毁含有这首诗的样报。

这次紧急改版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半。就在工人们准备开印时，周恩来的第二个电话又打来了。这次他详细询问了改版情况，并特别叮嘱要为印刷工人安排补休。同时，他还要求将原稿和样报全部收回，存入档案室特藏。

当天早晨，读者拿到的人民日报与往常没有任何不同。但报社里流传着这个不眠之夜的故事。据统计，为了完成这次改版，报社调动了近百名工作人员，更换了数千枚铅字，消耗了大量的油墨和纸张。

这次事件之后，人民日报社专门修订了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其中明确规定，凡是领导人的文章或诗作，必须在作者最后确认后才能付印。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而那份被撤下的诗稿和样报，也被完整保存在人民日报社的档案室里。

五、诗稿的收藏与流传

1958年11月2日，周恩来将这首诗的所有相关材料整理成册，装入一个特制的档案袋中。这个档案袋上写着＂1958年诗作及相关文件＂，下面还标注着＂存档＂二字。档案袋内除了诗稿原件外，还包括了陈毅的评点稿、人民日报的样报以及相关会议记录。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这份档案被送到中央档案馆特藏室保存。特藏室位于档案馆地下二层，采用恒温恒湿设计，专门用来存放重要历史文献。负责接收档案的工作人员张明德在交接单上详细记录了档案的具体情况，包括纸张的材质、字迹的保存状况等细节。

1959年春，中央办公厅开始系统整理领导人的文稿。工作人员在整理周恩来的文件时，发现了这首诗的复写件。这份复写件是用蓝色钢笔誊写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复写件的右上角有周恩来用红笔标注的日期，左下角则有陈毅的一行批注。

196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后，开始收集整理周恩来的诗文资料。这首诗作为重要史料被列入收集范围。当时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最初的草稿本，上面还留有周恩来修改的痕迹。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研究人员发现诗作经过了至少三次修改，每次修改都着重推敲了用字和韵律。

1975年，为了编纂《周恩来诗词集》，编辑组专门调阅了这首诗的所有版本。他们发现，除了官方保存的版本外，还有一些私人收藏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这些手抄本大多出自当年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之手，虽然文字基本相同，但在标点和注释上略有差异。

1978年，中央档案馆对馆藏文件进行全面检查时，特别关注了这份档案的保存状况。检查发现，由于保存条件得当，诗稿和相关材料都保存完好。档案馆随即委托专业人员对这些文件进行了修复加固，并制作了特制的防酸纸套，以确保长期保存。

1980年代初，一些历史研究者开始关注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他们通过走访当年的亲历者，收集到了不少关于诗稿撤回过程的细节。这些口述资料后来被整理成文，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补充。

1990年，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二周年，中央档案馆首次对外展出了这首诗的原稿。展出期间，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检查展柜的温湿度，确保文物安全。参观者只能隔着特制的防紫外线玻璃观看，拍照也要遵守严格的限制。

2000年以后，这份档案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名录。档案馆专门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方案，包括定期检查、专业修复等一系列措施。同时，档案馆还利用现代技术对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建立了完整的电子档案，以便永久保存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