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1日，上海的报纸上刊载了一则消息：

“南京政府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于今晨在虹口斯高托路私邸中被杀身死。傅身卧床上，头部被砍数刀，血染棉被，枕旁遗有凶刀。当局据报，正着手侦查缉捕凶犯。”

所谓南京政府特别市市长，实际上就是指汪伪政府伪上海市市长。

图|傅筱庵

大汉奸在家中毙命，对于正在沦陷中的上海来说，不啻于是一件喜讯，当然这也是本年度以来，第二次让人高兴的一件事。

就在傅筱庵被杀前两个月，大汉奸张啸林被家中雇佣的保镖林怀部刺杀，林怀部本人也被捕，后来被法租界当局判处15年有期徒刑，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两个汉奸毙命，众说纷纭之下，有人直指两案都是“军统”所作。

尽管两案在各种性质上存在很多相似性，但根据线索，逐步抽丝剥茧的分析，两案的真相并不完全相同。

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虽然针对张啸林发出了锄奸令，但行动组组长陈默两次策划刺杀均遭到失败，林怀部本身是张啸林在遭遇刺杀后雇佣的保镖，后来因为工资问题曾与张啸林起过争执，加上请假又不被批准，出于义愤才打死了张啸林。

林怀部后来被逮捕后，原原本本地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来被判刑15年，抗战胜利后，林怀部曾托人找到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希望能受他推荐，沾一沾地下工作人员的荣光，但被万墨林拒绝了，但万墨林考虑到杜月笙与张啸林曾是结拜兄弟，而林怀部的行为并非是因为地下工作，所以婉言谢绝了他。林怀部后来生活始终潦倒，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受到照顾，尽管他是因为私人义气参与刺杀汉奸，但他的荣耀之举却依然值得我们称颂。

由此可见，林怀部与军统之间，应该毫无关系。

至于傅筱庵被杀，与张啸林的情况又完全不同。

虽然整个案件扑朔迷离，但基本可以肯定，傅筱庵是被他家中的厨师朱升源以菜刀砍死的，与林怀部不同的是，朱升源后来结局并不明了，甚至后来也流传出很多种说法。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与日媾和，成立南京伪政权。

一时之间，大量的汉奸纷纷浮出水面，他们投靠日伪，卖祖求荣，考虑到汉奸对抗日局面的危害性，军统多次策划对投降日伪的军政人员刺杀。

图|汪精卫

1939年2月29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于农历元旦之际来上海庆祝，突然被十余壮汉手持武器堵在家门之中，一场混战，陈箓当场殒命，时隔一个月，3月21日，前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曾仲鸣被刺杀于河内高朗街27号，经查证是军统所为。军统仅在1939年秋二个月时间中就暗杀了“名汉奸”12名，普通汉奸30多人。“名汉奸”中包括李士群的恩师季云卿。

军统对这批投降日伪的汉奸，一律采取手段刺杀，引起汪伪当局的恐惧。

汪伪政府随即开始考虑反制，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反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安保的工作。

作为有名的大汉奸之一，傅筱庵也惶惶不可终日，事实上为了应对军统可能的刺杀，傅筱庵自己家中不仅仆从如云，还雇佣了23名保镖，至于他的卧室更是守卫严密，就连家人轻易不能靠近，更别说是外人。另外，傅筱庵每次出行，都乘坐装甲轿车，在他乘坐的轿车前后各有四辆警卫车，里面坐满了警卫，在办公楼的周围也有大量的警卫队保护。

一开始重庆方面还企图策反傅筱庵为我所用，但后来发现，傅筱庵一心一意当这个铁杆的汉奸，于是才决定了刺杀。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在接到刺杀傅筱庵的任务后，连续几次策划，均告失败而终

然而，傅筱庵最终还是没能挡住屠刀。

就在陈恭澍也无计可施的时候，却听属下第二行动大队来报告：

“我们已经在傅筱庵府邸打通了一条内线，正在待机而动。”

这个被打通的内线，就是傅筱庵家中的厨师朱升源。

朱升源从傅筱庵父辈就在他们家做工，是傅家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当时军统在傅筱庵家的外围开了一个酒馆，朱升源时常去喝酒，军统在了解在了解朱升源的情况后，便伺机劝说朱升源“大义灭亲”。而朱升源也确实是表现出很多义愤之举，于是便同意军统的要求。

1940年10月11日凌晨3时40分，傅筱庵外出应酬归来，朱升源递上了一碗银耳汤，傅筱庵没有喝，朱升源便服侍主人睡下，等到傅筱庵睡熟以后，朱升源以早已准备好的菜刀，对傅筱庵的头部连砍了几刀，然后关上了门迅速离开。

图|朱升源

朱升源此时仍然很清醒，他知道如果此时逃离傅宅，外面都有警卫把守，自己一个人晚上出现，肯定会被怀疑，于是一直等到天蒙蒙亮，才挎上菜篮，骑着自行车假装买菜逃离。

因为傅筱庵平日里应酬就很晚，加上他又是睡在卧室，家里人都以为他是累了，所以没去叫他，一直等到日上三竿以后，家里人觉得不对劲儿，这才推门进去，发现傅筱庵早已被人砍杀在床头。

令人诧异的是，朱升源刺杀傅筱庵，家中的保镖、近侍竟然无一人察觉，就算朱升源能够凭借关系顺利地进入傅筱庵近前，但砍死一个人，总要有点动静，日本军部后来在傅筱庵住所周边展开调查，最终却一无所获，倒是周边的百姓深受其害，敢怒不敢言。

以上基本上便是刺杀傅筱庵一事的前因后果，各方在事后撰写的文字记录，虽然多数都有出入，但整体过程上相差并不大。

可在各方记载中，有关该案的细节上也有不少出入。

一个是花边新闻的说法。

网上流传有不少的说法，是说朱升源与傅筱庵的内眷私通，被傅本人撞破，傅筱庵要开除朱升源，但是碍于自己的面子，要求朱升源在若无其事的做一个星期工再走，工资照发，然而就在这七天时间里，就发生了朱升源刺杀傅筱庵的事。

以上记载来源于一个上海知名中医陈存仁在战后发表的回忆《抗战时代生活史》。

图|《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作为上海名中医，经常往来于上海一些富贵之家巡诊，因此对这些人家的秘闻多半都有所听说，而且他所回忆的文章，都是当局传媒所不敢公开的秘闻。

然而这个“花边新闻”的说法，仅存在于陈存仁的记录中，各方对此事的回忆中，均没有这个记载。

另外一个就是为钱的说法。

朱升源做这件事，是冒着杀头的风险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要求无可厚非。

万墨林的《沪上往事》、陈恭澍的《上海敌后抗日行动》、军统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汉奸傅筱庵之死》中，都提到了朱升源要钱的情况。

万墨林在回忆中提到，杜月笙有一个姓张的保镖，来自山东，有一天神神秘秘地来找他，说有一桩大生意，要不要接过来做，万墨林问了一句，这个姓张的保镖只说了三个字：“傅筱庵。”

作为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自然知道军统的一些内幕，知道他们早有计划除掉这个大汉奸，一想有机会能够除掉这个汉奸，万墨林的心中也很欢喜。

“有什么门路。”

老张凑上来告诉万墨林：

“我的一个同乡，名字叫朱生，他是傅筱庵的保镖。这桩生意，是他自己跑过来兜的。”

图|傅筱庵

万墨林知道军统计划刺杀傅筱庵颇为不容易，一听能够从傅身边人入手，觉得这件事情八九不离十，于是问了一句：

“那人什么条件？”

“很简单。”老张耸了耸肩：

“他要两万块钱。”

万墨林觉得，能够花两万块钱，杀一个汉奸，很值得，于是嘱咐了一句：

“你去相机行事，办成以后，到我这里来拿钱。”

不过，在万墨林的回忆中，傅筱庵后来虽然被杀了，但也没有人来找他要钱。

陈恭澍也提到了，当时他属下的第二大队来向他汇报接触朱升源的情况时，提到过朱升源希望事成之后能给五万元奖金，考虑到当时情况紧急，陈恭澍来不及多想，只能够暂时答应下来。另外陈恭澍还回忆，在刺杀傅筱庵一事上，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要求先给钱，再办事。

图|万墨林

事情办成以后，军统也很大方，戴笠当即就批复给了7万元，除了给朱升源的5万元以外，还有两万元奖励给第二大队，而且陈恭澍在回忆中特别注明了，这5万元是给了朱升源的，并交由他签字确认的。

也就是说，朱升源实际上应当是为钱办事，倒不完全出于是因为义愤的关系。

无论如何，刺杀汉奸首脑，在当时社会上来看，都认为首恶死有余辜，或者云是军统、蓝衣社所谓，或者云是某某义士，但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不管是军统特务，还是某某义士出于义愤，他们都是普通的一个人，只要是个人，就要养家糊口，所以索取报酬一事便不再是那么不可理解的一件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有关这个朱升源索取报酬一事，军统方面也有自己的解释。

首先是朱升源与军统接触，是与陈恭澍下属的第二大队，这个第二大队实际上是“冒功领赏”，从后来军统的宣传上，他们也一直在强调是自己的功劳可见一斑。

据军统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汉奸傅筱庵之死》，朱升源后来人到了重庆，军统奖给他的伪法币只有3000元，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军统不仅管朱升源的住宿，每月还会发给他一笔100元法币的津贴，据朱升源后来同郭旭的交谈中可以得知，他在离开上海的时候，军统发给他的只有路费，而没有其他费用。

根据这个描述大概也可以得知，戴笠这次发出的费用，基本上都被军统的人冒领了，以致于朱升源到重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穷无所归。

图|陈恭澍

不过这个所谓的“冒功”，在军统内也属于稀松平常的事情，据沈醉交代的军统组织架构来看，军统局并没有主要的外勤行动组织，每次的行动都是依靠下面的别动总队、行动小组来进行，这一些人的经费，完全是依靠完成任务以后，由戴笠下发的奖金所开销，所以刺杀傅筱庵这一功绩，很有可能被军统特务，当做向上邀功的本钱了。

至于真正执行者朱升源，反倒在军统内部默默无闻。

万墨林在《沪上往事》谈到了一件往事：

杜月笙后来告诉他，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遇到了朱升源，那时朱升源的生活情况已经很不好了，万墨林事后了解到，朱升源到重庆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人自食其力，也从不找人寻求帮助，要知道那时朱升源年岁已经不轻，但是却在街头摆香烟摊为生。

对于这样一个有功人员，杜月笙认为很有必要帮助，于是特别带他见了戴笠一面，好让他声明一下自己的功劳，据说这次戴笠很大方，不仅给了朱升源五万元，还帮他找了工作。

万墨林的这个记载，倒与朱升源后来在重庆时所留下的一张呈词比较吻合。这也是证明朱升源历史事实的一份重要文件。

朱升源在呈词中，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还提到了与戴笠的这次见面，不过原呈词中记得是戴笠给了他“国币一万元”，另外戴笠也没有帮着找工作。整份呈词中体现的是朱升源对于奖金被“冒领”一事无奈的申诉。

这一点上不仅与郭旭的《汉奸傅筱庵之死》记载不同，与万墨林的《沪上往事》记载尽管相似，却也有所出入。

图|潜伏进军统的中共地下党员陈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陈恭澍所属第二大队队长陈默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4月27日牺牲于上海，他的小传中曾明确记载了，曾率部刺杀上海伪师长傅筱庵，至于当年贪功冒领一事，应该不是陈默自作主张，而是大家当时共同决定的，毕竟当时陈默主要的工作就是潜伏在军统中，如果显得特别标新立异，恐怕会影响他在军统中立足，以后工作也会更难展开。

郭旭所著《汉奸傅筱庵之死》中，大多有关细节方面均为杜撰，无法考证。这是他比较容易为人诟病的一点，但郭旭所著重点谈及的是朱升源在重庆时，有关他在上海刺杀整个经过，是在重庆寓所听朱升源介绍，所以有所出入甚至是细节杜撰情有可原。

比如郭旭所提到的朱升源时，还反复强调朱升源在刺杀傅筱庵之前，曾反复劝说他辞去日伪当局的职务，实际上以朱升源文化水平和地位，不大可能劝说傅筱庵。

还有郭旭提到朱升源谈及傅筱庵时，他总是涕泪交加：

“对不起老主人，辜负了老主人的嘱托。”

突出朱升源“义仆”的一面，。

尽管有或多或少的问题，郭旭所著《汉奸傅筱庵之死》最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朱升源人在重庆时的经历，这一点恰好与陈恭澍的《上海敌后抗日行动》形成互补。

图|朱升源呈词（明确写明岁数是53岁）

朱升源刺杀傅筱庵成功后，据陈恭澍的描述，在他（朱升源）完成任务以后，由陈默护送将其送往浦东，然后经军统的安排乘船，预定在镇海一带登岸，然后在往大后方送去，至此陈恭澍的回忆也就宣告一个段落，他自然也没想到，后来朱升源还到了重庆，并于戴笠见了一面。

据朱升源呈词中描述，他后来还辗转过许多地方，历时月余，抵达嵊县时还被当地民团误会被逮捕，并被转送至江西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几经调查才弄清楚事实经过，当时江西第三战区司令为顾祝同，在听说事情经过后，特别拨给朱升源300元，并派出宪兵护送他到战都（重庆）。然而因为误会未解除，朱升源又被关了两个月才释放出来。

朱升源到重庆以后的经历，基本上就是各执一词了，朱升源本人所说、万墨林的回忆、郭旭的回忆三个版本虽然相似，但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多数的记载中，对朱升源的描述到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句话，在重庆开了一家手工卷烟厂度日。

与林怀部的情况不同，他在抗战后被无罪释放，一直活到了建国以后，但朱升源就在做了那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后，后来就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了，除了一部分他在重庆的经历尚能追溯外，他身后怎么样了，是否是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呢。

不过根据考证来看，朱升源出生于1872年，到1940年刺杀傅筱庵时，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如果他能活到新中国建立，至少也应该有八十岁高龄，在那个年代，在贫苦的条件下，能够活到年近八旬的年龄，似乎算是高寿了。

然而根据朱升源留下来的呈词显示，他在写这份呈词的时候，仅53岁，这么来看，他应该不是出生于1872年

不过能肯定的是，朱升源一辈子没有接受过什么文化教育，至少相对傅筱庵而言，但他能在民族大义上做出正确的抉择，足以证明他是一个英雄。

“不求名而得名”

或许对于朱升源而言，这一切对他都不重要，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只渴望过普通人的生活，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