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产到组”到“大包干到组”，虽然生产或核算单位尚未细化至每户，但其变革之深刻，远超包“产”到户。因为在包产到户中，“包产”部分——即生产所得的绝大部分——仍需上缴生产队，换算成工分，进行统一分配。而“大包干到组”，如前所述，实际上是将土地、生产资料、上缴提留等任务全部分配到了“组”这一层面，这里的“组”往往就是农村中的传统“大家庭”。这一变革取消了工分与统一分配的环节，相当于将生产组织的决策权重新交还给了农户，彻底动摇了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在农业生产中的核心地位，扩大的家庭再次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
实践的结果迅速为农民的改革探索给出了答案。由于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这两种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操作简便，增产效果显著，因此最受农民欢迎。基于此，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当年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当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是首次对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性质给予明确肯定。自此，全国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彻底摆脱了“包产到户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双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农村推广，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至1982年6月，全国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71.9%，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总数的67%，包干到户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流形式。
1982年，我国农业迎来大丰收，粮食产量较前一年增加2948万吨，这是多年罕见的佳绩。“双包”责任制的威力已不言而喻。1983年1月，在当年下发的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将“双包”责任制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文件还为进一步推动和引导农村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明确提出要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政社分设。此后，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撤销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的改革也逐步推进，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迅速释放。我国沿用了二十余年的计划经济传统模式，首先在农村改革的浪潮中被成功突破。
谈及华西村，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若亲赴华西一探究竟，定会感慨万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西村便在全国率先成为“电话村”、“彩电村”、“冰箱村”、“煤气村”、“空调村”、“别墅村”，乃至“中国轿车第一村”。
对于那些有幸踏足华西村的人来说，无疑会有诸多感悟；而对于未曾亲临其境的人而言，究竟需要了解华西村的哪些方面，才能解开心中的疑惑？华西村数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无疑会引发公众无尽的思考与探讨。
金塔，那座矗立于华西村边缘的标志性建筑，远远望去便令人心生敬畏。它高达98米，耗资竟达1.2亿元之巨，掩映在葱郁的绿树和豪华的别墅群之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塔顶上，“中国华西”几个大字熠熠生辉，而塔尖上的金黄色葫芦，更是据说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塔的西侧，龙凤广场宽阔壮观，通向广场的两条长廊入口处，分别巧妙地建成了龙和凤的模样，寓意着吉祥与和谐。广场上，旅游大客车络绎不绝，停得满满当当，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画面。在华西村，流传着一句名言：“不登金塔，等于没到华西。”确实，就像造访任何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一样，踏入华西村的第一步，便是购买那张每人100元的门票。
正当我驻足迟疑之际，导游热情地招呼我上了电梯。这座塔共有15层，底层是大堂和商场，顶层则是眺望台，中间各层则是华西宾馆的所在地。想要到达顶层，非得乘电梯不可。而乘电梯的费用，每人需支付10元。在电梯上，导游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单靠这部电梯，华西村一年的收入就能超过300万元。
毕竟，华西村一年的游客数量高达100多万人，几乎每个游客都会登上这座华西金塔，一睹华西村的全貌。这样一来，每部电梯一年就能载送50万名客人，每人10元，收入自然相当可观。当然，有些嘉宾是可以免费乘电梯的，但即便如此，300万元的收入也算是保守估计了。我注意到，这部电梯并不大，装上七八个人就显得相当拥挤；而且，它的速度也并不快，不是那种商务写字楼里常见的快速电梯。
站在塔顶俯瞰华西村，尽收眼底的便是那些屡屡出现在电视画面里的别墅群。这些别墅错落有致，豪华气派，无不彰显着华西村的富裕与繁荣。说起华西村的富裕之路，就不得不提到那位贫苦出身的吴仁宝。他对干部描绘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他不止一次地对村民们说：“城里人的好日子，我们乡下人也要过；城里人有的，我们乡下人也要有！”正是这份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让华西村走上了富裕之路。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61年，华西大队正式组建，吴仁宝担任了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面对地少人多的困境，他深知光靠种田是行不通的。于是，吴仁宝和大伙一起算了笔账，算出了一个道理：仅靠种植业，农民再出力流汗，也只能混个温饱。“无工不富”！这是吴仁宝得出的结论。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吴仁宝悄悄地办起了一个地下小工厂。
“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说道，“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了保密，吴仁宝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了围墙，窗户也蒙上了厚布，对外更是守口如瓶。这个小五金厂就这样隐姓埋名了10年，为华西村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也让华西村完成了第一次资本原始积累。从此，华西村村民全部搬进了大队统一盖建的新瓦房，并且家家都有了存款。此前，华西村的帅小伙还难以找到感情的归宿，但从这时候起，外村姑娘嫁到华西村，甚至小伙子倒插门来华西的风潮便一直延续至今……
“华西村穷怕了，也穷够了，”吴仁宝解释当年的动机时说道，“要富裕起来，光靠种地能行吗？”他因此感慨万分：“当年有位领导发现了我的小工厂，痛骂我一顿，说你是农民搞什么工业？这是忘本！”但尝到甜头的吴仁宝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他带领华西村村民继续走在了富裕的道路上。
20世纪70年代初，原本贫穷落后的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初步建成了土地成片、瓦房成排、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亩产吨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成就，无疑是对吴仁宝和华西村村民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吴仁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是都嚷着单干，哪有华西村的现在？
坚持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是华西村一直以来的发展理念。他们很早就提出了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的目标，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华西村也注重思想文化建设，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路。20世纪80年代，华西村创办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一创举被法国《路透社》称为“这是一个外国没有、中国唯一的公司”。
多年来，华西村始终依托“精神文明开发公司”来抓好村民和职工的教育工作。他们投入200万元创建的“华西特色艺术团”声名远扬，成为对内、对外展示华西三个文明建设的窗口。该团以华西村的发展变化为蓝本，以华西村的好人好事为对象，编排了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村民喜爱的文艺节目，还先后多次进京演出，在中央党校、全国妇联、全国政协等礼堂作汇报演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华西人还特别善于开发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滋养、浸润村民和职工。他们联系国情、村情实际，编写了《十富赞歌》、《十穷戒词》等歌词易懂易记、村民易于接受的文化作品。同时，他们还建造了“华西之路展廊”，上面雕满了《水浒传》、《三国演义》故事、24孝组图等等，在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方面可说是独具匠心。
早在上世纪以粮为纲、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华西人就展现出了不唯上、不跟风的精神风貌。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他们悄悄地办起了粮食饲料加工厂等村办企业。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初期，华西人按照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指示精神，根据华西村人多地少的实际，坚持以集体统一经营为主，同时大力兴办乡镇工业，确立了符合华西村实际的“以工支农、以工促农”的农村工业化之路。
进入90年代后，乡镇企业改制的浪潮在全国掀起。然而，华西人依然坚持从华西村的实际出发，按照“抓大放小”、“抓大扶小”的改革思路，一方面继续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在大力度整合全村钢铁、毛纺、旅游等企业资源的基础上组建了华西集团；另一方面对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进行“转制”，转为个体经营。这一举措既保留了集体经济的优势，又激发了小企业的活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华西人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与众不同的是，华西并没有走合资合作的道路，而是走上了独特的“三外”之路，即人才在国外、市场在国外、融资在国外。这一战略使得华西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同时，华西还实施了名牌带动战略，先后注册了“华西村”牌和“仁宝”牌商标，成功打造了“华西村”这一“中国驰名商标”。
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华西人并没有忘记农业的重要性。他们按照“以工支农、以工促农”的思路，积极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华西村结合集体亩产吨粮和工业起步的实际，实行了“集体承包”制度，将全村500亩粮田交给30名种田能手承包。这一举措既保证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