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民摔成脑震荡
一九三0年一月，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攻占龙岩城。闽西特委也随后赶往龙岩，并着手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
在红四军入闽后一年里，闽西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级党组织、群众团体普遍建立。分田运动蓬勃开展，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喜人。
这时，闽西特委作出决定，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就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都来齐了，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里。邓子恢和我们住在二楼。会场就设在学校的礼堂里。
第二天就要开大会了，大伙儿都很兴奋，交流着各地的情况，所以那天大家都睡得较迟。那时蔡协民的身体较差，晚上常要起来解手。那天晚上，他只身起床下楼，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栏杆断了，他便从二楼一头栽到了楼下的三合土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爬上二楼稀里糊涂地走进另一代表住的房间，昏倒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那位代表起床，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吐了一地，还有血块。大声惊呼:“唉呀!这是谁倒在这里?”
当时蔡协民从厦门回来不久，很多人不认识他。楼里的代表们听到喊叫，都围拢了过来。有的人认出了他，便来敲我的门:“快来看看是不是蔡同志?”
那时我也刚起床，一看蔡协民不在屋里，就急忙跑过去。一看果然是蔡协民倒在地上，我把他扶回房间躺下休息。
这样，我只好在楼下找了个房间，搬到楼下去住，并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医生说，他摔成脑震荡，还好地上有堆垃圾，尽管身上多处擦破皮肉，但没有骨折。医生要他卧床休息，起码要二十来天。
这一来，蔡协民就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了。我那时是团特委书记，必须参加会议，还得安排大会发言。这样我只好两头兼顾，一边开会一边照顾他。他摔伤后，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伤感。我要是几个钟头或半天没去看他，他就非常难过，责怪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看他。我知道他心里难过，他有时甚至还像个孩子那样，难过得流泪，很希望有人去看他、陪他、安慰他，所以我就尽量挤时间多陪陪他。
说实话，他当时摔得的确很重，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头疼得很，翻身说话都感到困难，要一句一句断断续续地说。等代表大会开完之后，蔡协民还没全好，只是可以起床，下地走一走。直到两个多月后，他才完全康复。
五月间，福建省委的军委书记王海萍来闽西视察工作，我和贺子珍去见他。还是蔡协民去厦门汇报工作回来后，曾对我提起过王海萍这个名字，并说厦门省委机关的一些同志曾问过他:听说你的爱人长得不错，但很厉害，是否像《水浒传》里的“母夜叉”孙二娘?他告诉那些人，没那事。
当时我听了就觉得奇怪，省委那些领导到底听谁说的，怎么把我比作水浒里的女强人!
一进门，王海萍正端着饭碗在桌前吃饭。他看到我们两人进来，听了我自我介绍后，就用两个眼睛看了我半天。我不知他是否也以为我是“母夜叉”而这样奇怪地看着我。
那天我穿了件闽西土织布机织的，染成蓝颜色的粗布对襟衣。这件衣服原是贺子珍穿的，她怀孕后将我的较宽大的衣服换去穿。另外，我在闽西已呆了较长时间，皮肤也比部队行军打仗时白嫩多了，所以并不难看吓人。他大概觉得面前的我，同他听说的“母夜叉”判若两人，感到很惊奇。尽管我没有问他，但我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出来。
王海萍回厦门不久，我和蔡协民便接到省委的通知，到厦门省委机关工作。我知道那将是一种与部队和苏区完全不同斗争形式的生活。尽管我更喜欢在苏区工作，但是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惟有服从。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六月初的一天，我和蔡协民踏上了前往厦门白区漫长而危险的旅途。
第五章白区历险
“老板太太，’的高风险工作
一九三0年六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错误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当时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军阀战争的爆发，已经具备了全国各地大规模武装暴动的条件。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于是，作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中央可能认为，福建已经在闽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如果把农村武装斗争与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就更容易在福建首先取得胜利。
为了贯彻中央的路线，福建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加强城市白区的工作，组织厦门暴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和蔡协民奉命调到厦门省委机关工作。
当时，福建省委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闽西特委和红军提供的，都是取之于地主豪绅的浮财。临行前，特委将一大笔经费交给我们转交省委。所谓的经费，就是几十两的黄金首饰。我找来一把雨伞，把竹把掏空，把三十多个戒指拉直，一个个塞进雨伞的竹把子里。我又缝了个布袋子，将金项链装进去，缝在裤带上，缠在腰身间，大约有一斤多重。剩下的几个金镯子就戴在左右的手腕上。
七月初的一天，我和蔡协民在一位姓赖的同志护送下，从龙岩出发。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三人不走大路，由永定的赤白交界处，翻山越岭，趁着黑夜来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峰市。这是一个集镇，归广东大埔县管辖。
在赖同志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地下交通站。这是一个老字号店铺，店铺的后门便是一条小河，乘小船可直达大埔县城。
第二天晚上，我和蔡协民乘小船去大埔，然后换乘小轮船到潮州。在小轮船上，我们偶遇在上杭为毛委员治病的那位医生。他显然也认出了我们，只是点头笑笑，没有同我们交谈。
我和蔡协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对此人也不甚了解。倘若医生去告密，我们保准被捕。因为轮船上就有国民党警察，且无藏身之处，况且我们又不会游泳，无法跳水逃跑。只好硬着头皮，故作镇静，听天由命。
船在江中不紧不慢地开着，我们心中却焦急万分，真希望船早点到达彼岸。好不容易看见潮州的轮廓出现在眼界，我们悬着的两颗心才渐渐落了下来。
船一靠岸，我们就急忙下船，混入熙熙攘攘的旅客人流之中。那位医生也紧随其后，但没什么动静。不一会儿，他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
此刻我们才松了口气，航程中绷紧的心顿时放松。那位医生真是个好人!他若告密，肯定会得到一大笔奖赏。我们细想，身处上杭苏区的这位医生，一定受过共产党、苏维埃的影响，至少对革命是同情和支持的。
当晚，我们在潮州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到了汕头。从汕头搭海轮到厦门，在波涛起伏、一望无垠的大海中航行了两天多时间。
轮船终于靠上了厦门码头。只见码头上军警林立，关卡甚严。这意味着，我们将要踏上的是一座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城市。
我和蔡协民一上岸，就有地下党的同志在等候我们，把我们带到省委机关驻地。那是两栋样式相同且紧挨着的房子，中间有一个院子，两屋内部是相通的。省委书记罗明就住在其中的一栋，我们住在另一栋。我是第一次见到罗明。他是广东大埔人，高高的个头，身体瘦弱，戴着眼镜，说话和气平缓，虽然只有三十四五岁，却像个长者，令人尊敬。
我们在闽西时早就听人说起过罗明，而且都是用很尊敬的口吻，他在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中威信最高。
在我们来之前，罗明单身一人住在那里，吃饭也都是在外头打游击，东吃一顿，西吃一顿。我们住下后，便请他和我们一道用餐，就像一家人。
安顿下来后，我抽空观察了一下房屋和周围的地形道路，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这栋房子看似两层，但实际上楼上与楼下是分割的，楼梯已被堵死。从屋后的山坡上有路直通二楼。
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二楼到底住着什么人。因为有几个早晨，我都曾见过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经常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此人三十多岁，穿戴不凡。我猜想他肯定不是等闲之辈，有可能是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为防止万一，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弄清此人的底细和来头。因为我们住在楼下，也许他能听得到我们的谈话。不查则已，一查足以让我们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此人是厦门市公安局的侦探长。作为国民党的鹰犬，这种人正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对头。
看来此地不能久留，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嗅出什么味道之前，另找地方尽快转移。我们很快在鼓浪屿的虎巷八号租到了一层楼房。它比较大，共有七八间，有一个门单独进出。房租也比较贵，楼下和对面的楼房由房东自用。
为了隐蔽视听，房子是由蔡协民以西药店老板的名义租下的，把它作为省委的机关驻地。我们称罗明为堂兄，称省委秘书处处长黄剑津为弟弟。
除我和蔡协民是正式夫妻之外，组织上分别从漳州石码一带调了个叫谢小梅的女同志，从闽西调了个小学女教师郭香玉，安排给罗明和黄剑津同志作假夫妻。她们就住在机关里，谢小梅负责刻蜡版，油印材料，郭香玉负责抄抄写写。我们还在当地请了一个五十多岁立志终生不嫁的“自梳女”，来帮助料理家务。
我在机关里的任务是抄写密件，与交通站联系;接送文件，与外界联络;同一些地下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其中有厦门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等。
在机关里我是个忙人，差不多每天都得外出。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西药店老板的太太，租住的又是好楼房，为了应付房东和邻居，所以每次外出都需要穿金戴银，而且还得换上我不喜欢的旗袍与高跟鞋。但有时还要看联络接头的对象，如果是来自苏区农村的，我在出门后，到了偏僻之处，又要取下金戒指、手镯和项链，以免在接头时暴露身份。
罗明安排我从事这些危险性很强的工作的同时，还是多次叮嘱我，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则，在街上碰到再熟悉的同志，也要装作不认识，甚至连眼睛都不能抬起来，以免引起盯梢的敌人注意。
我到厦门不久，有几位在“厦门劫狱”中胜利逃到闽西苏区的同志的妻子，听说我从闽西过来，想向我了解自己丈夫在那边的情况。经过组织的同意，我与她们相约在中山公园见面。公园里游人稀少，我们四人装作结伴而行的游客，找了个僻静之处聊天。当她们从我那里得知她们的丈夫的近况后，都十分高兴也很感激。
但事过不久，她们就在别人面前说起我的不是。原因是，有一两次我在大街上见到其中的一两位女同志，她们想与我打招呼。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将头转向另一边装作没看见，不搭理她们。由于她们不理解秘密工作的纪律，便认为“曾志这人非常傲慢，在路上碰到她，本想和她打招呼，可她把头一偏，理都不理，目中无人”。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心里也感到委屈和内疚。其实我何尝不想无拘无束地和自己的同志相聚，但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因此后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请她们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