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出生于淮安，他给世人带来的革命精神以及崇高的品德就像是一座丰碑屹立史册，他自己也说过：“一个人的幼年所受到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

在周总理童年及青年时期所受的家庭教育中，那些亲人们都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痕迹。

周总理的家世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周总理有两个故乡，分别是绍兴与淮安。

淮安是周总理的出生地，而绍兴则是周总理的祖籍。

那篇《爱莲说》流传已久，而此诗的作者周敦颐正是周总理的祖先，这个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诸暨县志·山水志》的记述；周氏后裔迁徙成族者五十多处，各族都有宗谱记载，任何一份宗谱记载的源头都是周敦颐。

历史上的周敦颐除了那句“出淤泥而不染”之外，他还有个重要的身份：中国理学的创立者之一。

周总理为“恩”字辈，周氏到这个字辈有记录的共有14人，他排名第七，这才有了“七哥”或“七弟”的叫法，从称谓便能看出，这个大家族的内部是非常和谐的。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堂课，周家同样如此。

周总理的生父周贻能便是个典型的读书人，他不仅考中过秀才，还当上了“国学生”，在清政府规定中，这也是最高学位。

1991年，18岁的周贻能结了婚，对方为万东儿。

万家过去同样是名门家族，她的外祖父在淮安府清河县当了30年知县；由于万东儿从小就表现得伶俐乖巧，因此父亲很喜爱她，还送她去读了好几年私塾。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万东儿知书达理、乐于助人，后来与周贻能成婚。

嫁到周家后，万东儿主动担起了周家的一切家务，当时年迈的婆婆体弱多病，整个家庭都由这个“当家媳妇”操持着。

周总理便是万东儿与周贻能的长子。

可当时的清政府腐朽没落，时代的灰尘散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大山，就算周贻能再为努力，始终无法越过时代的鸿沟。

他的性格极为忠厚，自从家中的老爷子去世后，这个家的经济情况也每况愈下。

为了能给家中多赚取一些钱财，周贻能有时给人家当幕僚、有时去当文书，还有的时候去当私塾先生。

万家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最初在周家情况变差后，万东儿便将孩子带去了外祖父那生活，外祖父去世后，万家的家境也逐渐没落。

那会周总理尚且年幼，可他早早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也自知寄人篱下的不易。

万东儿也不愿受气，便带着孩子离开了万府。

生母陪伴周总理度过了一段时光，也让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善意，而她的一些经历，也让周总理意识到凡事都要依靠自己。

在周总理的印象里，生母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有一次父亲周贻能与舅舅合买了一张彩票放在母亲那，那张彩票恰好中了奖，不过兑奖要去武汉才行。

一个亲戚见钱眼开，提出要代替去兑奖；万东儿坚决不同意，提出自己去武汉兑奖。

到了武汉后，她才发现这张彩票中了1万元头奖，全家人都高兴万分，这笔钱也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

万东儿这样的处事方式也是受到万老太爷的影响，因为老太爷长期当官，所以做事缜密、考虑周全，万家也很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这种能力，后来无论周家还是万家都很信任万东儿，只要是涉及对外处理争端，都是万东儿出马。

在对周总理的教育上，母亲万东儿也很注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即便时值乱世，她也十分注重知识，且十分严厉地教育周总理。

有一次，周总理的乳母看天气寒冷，在课堂上安放了一个炭盆，但教书先生却不同意。

那天先生还要带着周总理去关祠瞻仰，乳母觉得孩子太小出去要冻着，可万东儿却表示同意，乳母这才发觉，万东儿这是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娇生惯养。

母亲的教育让周总理从小就养成了战胜困难的坚韧品格，也正是这种性格，促使多年后的周总理渡过了革命生涯中遇到的各种危机，后来周总理谈到生母时还说：“她是一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1907年的那个夏天，正当周贻能在外地谋生时，家中噩耗传来：妻子病故，时年仅31岁。

万家对葬礼的要求很高，棺木要楠木的，还要白绫。

周贻能不仅没有见到爱人最后一面，还无力支付这笔丧葬费，他只好再度出去找活做。

天下大乱的年间，周贻能任何工作都无法稳定，能领取到的薪金更是少之又少；家中10岁的周总理也被迫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重任，家中的大小家务也都落到他的身上。

将“孝”放在心头

在周总理的童年时期曾有过3位母亲，除了生母万氏外，还有嗣母陈氏与乳母蒋氏。

陈氏早年间嫁到了周家不到一年，丈夫便因肺结核去世，因此家中无儿无女。

这个大家族很注重相互之间的关心，周贻能便在与妻子商量之后将长子周总理过继给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总理都是在这位嗣母身边度过的。

陈氏早年间读过私塾，很早就教周总理读书认字，周总理儿时听过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梁红玉击鼓抗金”等故事都是从陈氏口中说出的，而且，陈氏在教育的过程中还讲究循循善诱和奖罚分明，也对周总理的成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遗憾的是，在万氏去世后不久，陈氏也因为染上肺结核去世了，周总理曾写下的《念娘文》正是表达着内心对母亲的思念。

乳母蒋氏的善良更是给周总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万氏与陈氏接连去世后，蒋氏始终对周氏兄弟几人不离不弃，尽管周贻能已经无法支付工资，但蒋氏始终把周家的孩子当作亲生孩子来看待。

后来周总理去了东北念书，蒋氏更是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周总理在外照顾不好自己，经常会给他写信。

当周总理到了南开大学后，蒋氏更是担心这个她一手带大的孩子，甚至不惜借了高利贷当路费也要去看看孩子的情况，这次蒋氏在天津待了10天，周总理也带着她去了天津很多地方。

对于这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母亲，周总理始终将她装在心里，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在托人寻找蒋氏的下落。

不过，最终打听到的只有一个消息：1942年蒋氏去世，终年68岁。

这三位母亲的性格各有不同，她们对周总理的好是真真切切的，也给予了童年时代的周总理不同的养分。

好在，周总理的父亲周贻能见证了周总理一步步成为杰出人物。

在1922年，周贻能在兄弟的介绍下去了齐齐哈尔市做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日子终于也算安定下来了，慢慢也有了些积蓄；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周贻能再度失去了工作，为了生存，他离开了东北前往上海。

当时周总理正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工作，父子俩有过短暂的相聚，时局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周总理的处境也在发生变化。

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周贻能还在报纸上看到了蒋介石通缉自己儿子的通告，他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一生都在致力于平稳生活的他虽然不懂双方的革命主张，但他也愿意相信儿子的选择，在上海的时候他还帮助周总理从事了一些秘密通讯工作，但当时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凶险万分，周贻能还是去了天津。

他在先后从事了两份工作后，终于攒下了钱于1935年返回清江浦，将妻子万氏的灵柩带回了淮安，安葬在周家祖茔地之中，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或许，那时的老人家想着终于能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了。

谁曾想短短2年后全面抗战又爆发了，四处都是病兵荒马乱，在淮安的周贻能生活也没有着落，一个人无依无靠。

周总理很关心父亲的安全，最初他也没有急着将父亲接到身边。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后，周总理与武汉国民党进行了谈判，他本人后来出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也有了稳定的生活。

父亲终于被接回来了，当周总理正在汉口出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时，他在讲话的最后眼含热泪告诉大家：“我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点要抵达汉口。”

这句话说完后，全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都在为周家父子团聚而感动。

日寇的铁蹄于1938年10月逼近了武汉，此时城内机关工厂继续向内迁移，周贻能辗转衡阳、贵阳、桂林等多地终于抵达重庆。

这位善良的老人并没有凭借儿子的地位养尊处优，他还是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年龄比较大，他选择去看仓库、扫院子，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与所有工作人员的相处都极为和睦。

童小鹏曾回忆道：“老爷子待人宽厚，平时就是喜欢喝酒，偶尔周总理闲下来能和老爷子对酌两口，其余时间都是老爷子一个人喝，周总理会提醒他不要喝多。”

有一次，周贻能心情不好多喝了两口，脚下站不稳了，有人专门扶着他回到房间。

恰巧那天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前来探望，看到老爷子这番模样，还说：“爸爸，我们这里人口少，您喝成这样就得有人照顾，这多不好。”

周贻能一直都是个明事理的人，听到儿子这样说，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句话都不说。

邓颖超见状劝道：“你不要再说了，让老人休息一会嘛。”

后来，周总理还专程来找父亲喝了一次酒，爷俩又把话给说开了，周贻能特意举起杯子对儿子说：“你说得没错，现在哪里是喝闲酒的时候！”

父子俩那天的交谈十分愉快，这也是周总理在艰苦岁月里尽量满足父亲的事情了。

不过，1942年周总理因小肠疝气发炎住进医院时，周贻能老先生也因长年累月的奔波而累倒，病情不断恶化而离世；周总理在病中关怀着父亲，而南方局的领导一致认为不该把消息告诉休养中的周总理。

7月14日，一场简朴的悼念仪式后，老人家就这么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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