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海某律所的杨律师和他的团队，在江苏宿迁就一奇葩案件进行控告走访，但由于来时匆忙，没有提前打印好所需的控告材料，因此他们只能到宿迁当地的打印店去打印。

令杨律师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宿迁的打印店，竟碰到了一件更奇葩的事儿！

涉事律师杨律师

杨律师刚刚把自己手机里的内容，输入打印店的电脑，站在身后的店主突然将他叫停，店主告诉杨律师，当地派出所是禁止打印这类控告材料的，违者将被处以2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店主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还特意拿出手机让杨律师看了当地公安机关发送给他们的这个通知。

顶端新闻记者，为了弄清楚杨律师的说法是不是当地的实际情况，还电话采访了宿迁当地的多家打印店。

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告诉记者，“控告材料、红头文件等内容，还有一些模棱两可我们判断不出来的内容，一律是不给打的”；另一家打印店也表示“除控告材料外，一些信访类的，也不能打”，当地公安部门还经常给他们开会，重申这些规定。

打印店不得打印邪教、反动类的内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内容对社会、国家是有明显危害性的，它也是国家明令禁止和法律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

但若说，不让打印控告、信访类内容的材料，这就有些讲不通了，因为公民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这是国家宪法赋予的，而且公民的这个权利是由国家的多部法律法规来保障实现的，同时，检举、控告也是人民群众最重要的民主权利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这项权利竟被宿迁公安的一句话，给剥夺了，该事件折射出的恐怕并不是当地公安机关的法律知识的缺乏，而是公权力失控下的肆意妄为，肆无忌惮，甚至无法无天。

“宿迁封印”事件，看似是小事儿一桩，但实际上，它反映出的问题本质，却是令人细思极恐的，因为宿迁公安的这个举动，令当地法治的社会却充满了人治的味道。

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有权规范公民行为的只能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政府的行政法规，以及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但绝不是某个部门，更不是某位领导。

其实，老百姓的检举、控告也好，信访、举报也罢，从本质上看，这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一种监督行为。

说到老百姓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这让我想起了79年前的1945年春，伟人在延安的窖洞中，同民主人士黄炎培的那次著名对话。

黄炎培对伟人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伟人郑重的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从这个角度看，宿迁公安禁止打印店打印控告、信访材料的行为，其本意就是阻止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而宿迁公安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在积蓄民怨，积累民间矛盾，换句话说是在挖我们这个大厦的“墙角”。

其实，我们国家对老百姓的自主行为是高度包容的，叫“法无禁止即可为”，即只要不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那么老百姓的一切行为，均是合法的。

同时，国家对政府的行政权，却是严格管控，高度约束的，叫“法无授权不可为”，即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要经过法律的授权，必须要于法有据，否则，就是非法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呢，这两句话，竟被包括宿迁公安在内的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给完全搞反了。

在这些行政机关的认知里是，老百姓的行为不仅要有法律的授权，关键是必须还要经过他们的点头、同意；而他们的行为，不仅无需法律授权，关键是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任意解读、随意发挥，甚至以言代法。

从近期一些地方发生的涉警事件来看，这些手握社会管理重权，但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执法者，国家确实到了该对他们动真格的管一管的时候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从表面上看，损害的似乎只是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但实质上，他们伤害的是这个国家的机体，啃食的是大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