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越来越觉得，只有那些低调、沉默且善于示弱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历史上有无数案例可以验证这个说法。本质来说，表面上的聪明是短期内稍微有作用的术，只有那些将守拙、藏锋视为长期战略的人才是真正有道行的人。比如，唐高宗李治。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六日，太子李承乾因为谋反之罪被废，次日，李世民正式册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给贞观朝的储位之争画上了句号。

之所以选择晋王，太宗给出的解释是：“如果朕立李泰为太子那么就是明确向后世释放一个信号，储君之位是可以通过经营得来，而且，李泰若是上位，承乾和李治的性命都将不保，而如果选择晋王，承乾和李泰都不会有性命之忧。”

一个父亲为了子孙的性命选择了仁孝的晋王，无可厚非，这是家庭层面的考虑。当然，太宗选择晋王更多是为了服务政治，希望通过立李治为皇太子终结李唐皇室围绕储君之位的恶性竞争。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创业、开国期间的一系列事件都会形成贯穿其整个周期的基因，太宗强势整顿草原秩序、佩戴“天可汗”的标签已经注定大唐在武力层面极具攻击性，所以大唐才会成为世界性帝国。

同样，作为秦王的世民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帝位也给大唐注入了另一种基因：储君之位是可以通过刻意经营甚至武力进行争夺；皇权是可以挑战的。

自此，政变就成了大唐的家常便饭，几乎伴随了大唐的整个历史周期，太上皇也成为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且很少有能够安全穿越储君的周期成功走上帝位的太子。

作为优秀的政治选手，太宗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给大唐政治生态带来的恶劣影响。果然，这种恶性基因首先就在自己子嗣身上表现出“症状”。

当年，秦王世民是以军功不断给太子建成制造压力，如今，魏王李泰是凭借过人才华不断压缩太子承乾的生存空间，一部《括地志》就是魏王对太子发出的政治挑战。而且，李泰此人确实极具政治天赋，虽然一招一式都是在打击太子，但事情做得却是滴水不漏，根本让人找不出任何破绽。

不以道德为评判标准，李泰确实比承乾更适合储君的位置，因为，皇权的稳定本质就是个人才干和位置的高度匹配。

和当年的建成一样，承乾在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前动作也就逐渐变形，不仅在东宫进行各种军事模拟训练，还性情极度不稳经常殴打东宫官吏，如张玄素、于志宁。

在博弈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承乾直接使用了诬告的手段，甚至刺杀魏王。

可是，人往往都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隐秘的表演不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一个人站在楼顶观察地面上的一切，那么所有细节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如今，太宗就是站在楼顶的那个人。所以，承乾和魏王的表演自然会被他发现。

从强者欣赏强者的角度出发，太宗是看好魏王的，因为，在三个嫡子中，只有李泰和自己最像，最有才华和政治能力，且通过雍州牧和左武侯大将军的角色锻炼出了出色的军政能力，太宗在潜意识中认为魏王是接手自己贞观事业的最佳选手。

而正是这种潜意识左右了太宗对诸子的区别对待，比如，允许李泰在魏王府设置文学馆，有自行招募文学士的权力，甚至特许身体肥胖的魏王可以乘坐小轿子进出朝堂。贞观十三年（639），太宗还指责大臣们对魏王礼数不到，让他们要特别尊敬魏王。

要知道，魏王完全可以通过文学馆来打造自己的政治班底，李世民、武则天都曾经以同样的手段打造其政治势力。

这就导致魏王产生了一种错觉，于是果断向储君之位发起挑战。当太宗发现事态的严重性时，局面已经不可控。

随着齐王李祐的叛乱被平定，太子承乾的造反阴谋也被揭发，走到这一步，太宗也只能将承乾废掉。

复盘承乾的造反，太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给魏王的种种特权就是在变相向其传递一个信息：魏王可以向储君之位发起挑战。

当年，李渊是被动面对秦王不断积累军功的事实，而李世民却是鼓励魏王向储君之位发起挑战。承乾后来也曾坦白，要不是魏王逼得过紧，他是不会铤而走险的，而且，所谓的预谋造反只不过是为可能的被废做准备。如果储君之位安全，他是不会造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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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分析，太宗之所以在储君一事上表现矛盾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强者崇拜，慕强基因的影响。因为，游牧民族崇拜强者，而李唐皇室本来就有鲜卑血统。

由此也可见皇帝这个角色的难度指数，就是李世民这样的天降猛男也不能导引着所有事情都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李世民在为皇帝的生命区间，在内被诸子之争困扰，和关陇集团博弈，在外，始终无法搞定辽东问题，甚至因为东征差点走了隋炀帝的老路。其在五十多岁的年龄驾崩和长期的压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虽说他缔造了贞观盛世，但这其实也是王朝处于上升期的顺势结果，如果让太宗自己给自己打分，估计他的心里也是百味杂陈。虽然他在做皇帝期间很努力。

回归老话题。太宗在经过权衡之后最终选定了晋王李治为储君，一是为了全活承乾的性命，二是为了终结大唐因为储君之争的恶性政治生态。再说，大唐已经结束了创业周期，李治的素质也足以守成。

贞观十六年（642）六月六日，太宗之所以下诏追认哥哥建成为太子，其实就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希望玄武门的悲剧不要在贞观朝上演，储君之争不要成为大唐的政治常态。

如今，只是以册立晋王的方式再次剖明心迹而已。

从整个过程来看，晋王似乎什么也没做，纯粹属于躺赢，是被命运砸中的幸运之子，但真相却是，李治也参与了贞观朝的储君之争，只是，他的段位比承乾和李泰都更高。

先说一件事。李泰为了排除竞争对手曾经私下威胁过李治，劝他最好不要和自己竞争储位，为了进一步恐吓李治，李泰还将李治和造反的汉王李元昌强行链接，言外之意就是，李治如果参与竞争他就以这个为由打击李治。

这件事对于李治来说其实是一道多选题，他可以选择硬刚魏王，可以将此事向父皇及时汇报，也完全可以装怂彻底忘掉这件事，服从魏王的意志。

但李治却跳出标准答案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每次见父皇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故意让父皇发现自己的异常。众所周知，晋王是在长孙皇后去世之后被太宗亲手养大的，甚至在年满十四岁之后还被太宗留在内宫居住，根本就没有撒手的意思。

所以，不管是距离原因还是太宗对李治的深度了解，对方的异常都会被及时发现，于是，李治就顺势将李泰的作为讲给父皇。

在这件事上，太宗一定是给魏王做减分，给晋王加分。

想想，如果李治选择和李泰争论，或者给太宗及时汇报，这都会影响太宗对他的打分，一个情绪极容易被人拉动且喜欢打小报告的人怎么会被太宗这种雄悍的英主看中？

不可能。

如果李治选择隐藏此事，那就更是彻底认怂。

为了达到曝光李泰参与竞争的目的，李治就将主动权转交给了父皇，最终，李治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既打击了李泰，又给自己做了加分。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李治此人极有心计，且擅长表演。虽然处处表现出无意于权力，但一招一式都是指向储君之位。

由此可见，李治是深谙斗争艺术，他比谁都明白，两虎相争必然是两败俱伤，而胜利者往往会是那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用电视剧《天道》中的台词来解释就是，让太子和魏王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晋王只需本色出演就可不战自胜。

此时的李泰也顿时乱了方寸开始乱出牌，他向父皇保证，将来做了皇帝就杀掉自己的儿子以弟弟李治为皇太弟。

放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一个极其拙劣的表演，因为它不符合逻辑且违反人伦。李泰属于故意给政治对手制造机会，于是，褚遂良果断出手，建言太宗：“陛下若是要立魏王为太子最好还是做好对晋王的保护方案。”

言外之意就是，魏王若立，承乾和李治必死。

为了避免武德末年的人伦惨剧在自己子嗣中间上演，太宗最终决定，放弃魏王，立晋王为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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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注意，魏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欲望裹挟着动作变形，最终暴露了自己。任何时候，只有情绪、动作最稳的人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因为，着力即差。一个人被目标裹挟就会过度用力，过度用力就会动作变形，动作变形就会暴露自己，暴露自己就会失败。

当然，这是公开的说法，太宗之所以立晋王为太子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持政治的稳定。当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重臣是晋王的坚定支持者，其实力在魏王支持者岑文本和刘洎之上，如果太宗选择魏王，那么太宗百年之后大唐庙堂必然上演残酷的政治斗争，这是太宗不想看到的局面。

而如果选晋王的话，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内斗，因为，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作为军界、关东士人代表的李世勣也是晋王的支持者，毕竟，晋王是并州都督，李世勣作为长史和晋王属于上下级关系。同时，贞观名臣马周也是李治的支持者，因为，马周也曾做过晋王府的长史。

也就是说，晋王的覆盖面比较广，选择晋王可以维持大唐政局的稳定。从这就可以看出，决定储君人选的最重要因素，能力只是其一，背后的政治势力才是重点。皇帝立储本来就是在寻求一种政治平衡，就像当年的晋武帝在明知儿子司马衷是个傻子的情况下还坚持立其为太子一样。

从太宗决定立晋王为太子时的话我们就能看出他当时的无奈：“你快谢谢你舅舅吧，是他同意让你做太子的。”

言语间，都是无奈。

后来，为了政局的稳定，太宗甚至不得不配合长孙无忌对刘洎的打击，就连房玄龄都差点未能幸免。

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太宗还同时将刘洎提拔为侍中，岑文本提拔为中书令。太宗不仅要终结围绕储君之位的恶性竞争，更要给因此而起的党争划上句号。

也就是说，太宗想通过立李治为皇太子解决武德朝和贞观朝的所有政治矛盾，让此后的大唐轻装上阵。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太宗的一厢情愿。

至于长孙无忌为什么要支持晋王则是因为，李治外在所表现出的“羸弱”特质符合无忌的政治诉求，他想通过拥立李治为帝达到将来全面控制朝政的目的。

只是，当李治后来真正走上帝位之后无忌才猛然发现，此前的李治纯属表演，他忽悠了所有人，包括太宗。

在成为太子之后，李治就将所有的精力用在了保住储位这件事上，因为，武德朝和贞观朝的历史已经验证了太子属于高危职业。再说，父皇本来就是出于无奈才立自己为太子，而他的竞争对手李泰、李恪也随时可以代替他的位置。

对于此，李治没有急于表现，通过作出政绩来证明自己，而是继续经营他“仁孝”的人设：贞观十七年（643）五月，李治上书皇帝，要求提高废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的待遇；贞观十八年（644），太宗东征辽东，李治是各种关心父皇...

最终，李治平稳度过了储君的过渡期，成功上位。

由此就可以看出，李治其实是参与了贞观朝的储君之争，只是他是通过故意示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保住储君之位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出了李治刻意经营的痕迹。

总结起来就是：李治争夺储君靠不争、示弱；保住储君靠对伦理的坚守。

一切都是表演。

如果以上事件能够证明李治真实段位的话，那么有一件事就更能说明他的表演才能：李治在照顾父皇期间秘密和父皇的才人武则天保持着暧昧关系。

宫中到处都是眼睛，而李治却能将此事做得完全不留痕迹，只能说，在表演这件事上，他确实是天赋型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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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英明一生，在眼皮子底下被儿子欺骗，到去世时还坚持他对李治羸弱的基础判断。当然，李治和武则天之所以能瞒天过海这和唐初后宫管理松散也有关系。

另外，太宗为什么在生前急于解决辽东问题，就是怀疑李治的能力想提前为其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在驾崩之前，太宗之所以将李世勣贬往外地，也是为了验证其对李治的态度怕李治将来不好驾驭对方。

如果太宗泉下有知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纯属自作多情，因为，成为高宗皇帝的李治后来威武得是一塌糊涂，不仅在长孙无忌垄断朝政的情况下将其打败，还同时解决了困扰隋唐两代皇帝的关陇集团专政的政治困局。

唐朝的士人政治正是从高宗李治时代开启的。

当然，李治能够对关陇集团进行洗牌也是吃了时代的红利，因为，随着关东士人的大量渗透以及科举制的发展，李治能够广泛结盟对关陇集团亮剑。

许多帝王的成绩都是迎合了时代的发展趋势。

这是李治在政治层面的成绩。在武功层面，李治也将大唐的武力拉到了最高值。永徽三年（652）、六年（655）、显庆二年（657），唐朝连续三次出兵平定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最终生擒阿史那贺鲁。战后，唐朝以碎叶城（安西四镇之一）为基地经营中亚，势力范围越过葱岭延伸到了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当时，从和田以西到波斯以东都接受唐朝的册封。

显庆五年（660），唐朝联合新罗一举灭掉了百济，唐朝在其地设立了五个都督府，驻扎军队进行羁縻统治。

乾封元年（666），高宗以李勣为将从海陆两路用兵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唐军灭掉高句丽，在其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进行羁縻统治。

当然，高宗能够解决隋唐两代皇帝都没解决的辽东问题也是吃了时代的红利，一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对辽东的持续打击，二是高句丽当时爆发了内乱。

只能说，有些人运气是真的好，但能够打好时代的牌也需要相当高的智慧。

总章三年（670），唐朝达到了在疆域层面的最大值，势力范围东到朝鲜半岛，西到咸海，北到贝加尔湖，成为实打实的世界性帝国。

同时，高宗在文治层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乾封元年（666），高宗举行了封禅泰山大典，向天地汇报了自己的成绩。自古封禅都是有极其苛刻的条件的，必须在文治和武功两个领域都取得巨大的成就，高宗封禅能够顺服人心，说明其是达标的。

复盘高宗的人生，我们可以看出此人极其复杂，能够随时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打法：在贞观朝，他能够隐藏自己、伪装自己，骗过所有人；称帝之后，他能够以雷霆手段清洗了长孙无忌集团，收回了皇权，就是对待王皇后、萧淑妃、陈王李忠等亲人都是以极其残酷的方式。

这些都需要强悍的能力、完美的表演艺术和对亲情的铁石心肠来支撑。

有人说，高宗的皇权被武则天代理，这是不对的，事实是，高宗直到驾崩前都牢牢掌控着皇权。至于武则天，只是他的政治盟友而已。要知道，要不是政治和后宫斗争的需要，武则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次进宫进而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

至于李治的政治水平为何如此之高，笔者思考的结果是：李治是太宗亲手养大的，有机会长时间观察太宗的政治行为，并善于学习、总结，在成为太子之前就已经修炼为顶尖的政治高手。

要知道，李治在被立为太子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其在成年之后必然是一个顶级的政治选手。

和武则天一样，李治也是一个细心之人，知道偷师学艺苦练内功。

只能说，道家的智慧被李治在政治领域发挥得是淋漓尽致。

高宗的一生，无为而无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