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一天，徐向前元帅偶然看到《文摘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他曾向毛泽东、周恩来开枪》

图|何畏

文章中称，1935年8月4日，党中央在四川毛尔盖开会，因会议一开始就红军“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各方面起了争执，张国焘使眼色给何畏，何畏竟然拔出手枪向对面的毛泽东开枪，好在当时坐在旁边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把何畏的手枪往上一抬，子弹打在天花板上，留下了一连串密密麻麻的弹孔。

徐向前看到这篇文章后，颇感讶异，因为文章中刊载有关何畏的这件事，纯属是无中生有。

作为当事人之一，徐向前自然对此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他以“徐向前元帅办公室”的名义，致函给《文摘报》，文中称有关何畏开枪一事完全是无中生有，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会议，并且徐向前元帅还表示：

“对待历史要采取严肃的态度，决不能随意编造。”

时至今日，网上依然还有文章中，讲述何畏开枪这段经历。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6月26日，党中央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开会，商讨红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等事项，会议最终决定， 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可当时以张国焘为首的少部分红四方面军将领，并不赞同中央做出的决定，决议南下，因而双方产生争执。

文章中称，著名的“毛儿盖会议”于8月4日召开后，会议中再次就北上还是南进的问题产生激烈的争执，但并没有收到效果，时任红九军军长的何畏在张国焘示意下，站起来言辞激烈的表示，赞同张国焘南下的主张，反对中央提出北上的意见。

图|毛儿盖会议旧址

何畏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深受张国焘的信任，何畏对张国焘的指示，一贯言听计从，对中央的指示不大服从，特别是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上级决定调何畏到红军大学任政委，被何畏认为是有意削夺他兵权。

因此在整个会议期间，何畏言辞激烈，甚至破口大骂，一旁坐着的徐向前几次劝说他要冷静，但何畏置若罔闻，后来更是受张国焘暗示，拔出枪来，好在一旁的徐向前眼疾手快，才没酿成恶果。

几个卫士听到了会场上传来的枪声，一起闯了进去。

毛主席神色从容的表示：“是何军长的枪走火了，没事儿，你们可以出去了。”

张国焘在现场也很尴尬，因为中央早有规定，开会不准带枪，在现场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不得不站出来表态，被毛主席打断。

尽管会议上各方均剑拔弩张，但毛主席始终神态自若，也表示会议上讨论的重大问题，各方有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可毛主席随后又严肃表示：

“党中央的决定要坚决执行！”

最终与会者一致决定，同意毛主席的报告，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不少文章煞有介事的讲述这个故事，并肯定毛主席临危不乱的气魄，可整个故事中，不少的历史细节均出现了错误。

历史上的“毛儿盖会议”是1935年8月20日召开的，是作为两个月前两河口会议的补充，但在这两个会之间，即8月4日，中央还在毛尔盖以南的沙窝开了一次会，史称“沙窝会议”。

沙窝会议也是两河口会议的一个补充。可见在整个故事中，他们把沙窝会议与毛尔盖会议的开会时间混淆了。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故事中还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周恩来参加了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但唯独没有参加毛尔盖会议。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沙窝会议中刚刚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周恩来，因患了阿米巴肝脓肿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周恩来也是在会议结束后才通过文件了解了会议详情。

也无怪乎徐向前元帅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讶异的表现，此事显然是无中生有的结果。

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红军中的一员高级将领，何畏本人脾气古怪，性如烈火，也因为这个问题，后来直接导致了他悲剧的命运。

与绝大多数红军将领的经历不同，何畏本人是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

1900年3月15日，何畏出生于海南乐会县博鳌乡朝烈村，虽然在3岁时，何畏就跟着何良炳到了马来西亚，但乡音未改，一直到后来参加红军以后，还说着一口海南话，也因为晦涩难懂，加上脾气古怪，何畏与跟他搭班子的人起过很多冲突，这一点被曾与他共事的同事如周希汉等人证实过。

何畏到了马来西亚后，在当地中华中学读书，并把原名何世富改为“何畏”。

图|黄埔军校

何畏在马来西亚读书期间，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当时马来西亚是英国、荷兰的殖民地，据琼州政协原副主席卢家昭在建国后撰写的文章《琼海籍红军将领——何畏》中称，何畏当年在马来西亚参加革命时，就已经是马共知名的领导人。

何畏也积极参加当地反抗活动，被马来西亚当局驱逐，何畏也因此回到了国内。

那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百姓依然民不聊生，何畏回到国内后，考入了厦门大学，从大学毕业后，何畏被派到香港一家服装厂，继续从事革命运动。1925年6月，为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何畏才香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香港大罢工。

1926年3月，何畏经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是当时黄埔军校中为数不多的先获得了大学学历，又去投考黄埔军校的学生。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畏南下参加了广州起义，1927年12月，何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从何畏早期革命经历来看，他的成长相当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领导革命上，何畏具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当年他在马来西亚时革命时的一段经历，极大的开阔了他的眼界。广州起义后不久，何畏还被派往越南，与越南的革命党人一起抗击军队。回国后又被派往广西，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因经验丰富，对广西的兵运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1年，何畏随红七军主力离开广西，抵达中央苏区后，红七军划归红三军团下辖，为了支持地方革命，红七军拨出70多支枪在江西上崇县建立了一支游击队，并调何畏任营长。

1932年10月，何畏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参与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创建工作。

何畏成长迅速，短短一年时间，便从团长直升军长。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击败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并将下辖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其中何畏任师长的红12师扩编为红九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政委，值得一提的是，许世友当时任红九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

毫无疑问的是，何畏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将领。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无奈只能越过平汉铁路经枣阳七房岗向西挺进。

部队那时面临相当严峻的考验，因连续 作战，部队相当疲乏，更重要的是，脱离了根据地后，部队很难获得物资补充，士气低落。当抵达鄂豫陕边境郧县南化塘，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主力，已经被数倍于己的敌人三面包围。

图|徐向前

张国焘惊慌失措之余，竟然提出了分散突围的馊主意，关键时刻，是徐向前、陈昌浩（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站出来，力排众议，坚决攥成一个拳头打出去。

当时何畏率领的红12师（何时任副师长）是全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漫川关以东之康家坪、任岭地区，徐向前立即命令，红12师与红73师配合在正面强行开路，命令第10、第11师坚决抵御住西面、南面之敌。

漫川关战斗中，何畏率领红12师身先士卒（当时红12师师长旷继勋已调红四方面军总部，何畏以副师长之职指挥作战），强行开道，时任红12师34团团长的许世友在红73师219团的配合下，向敌44师发动猛烈进攻。

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漫川关战役中，发挥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竟然连续突破了敌两道封锁线，彻底打通了红四方面军经漫川关入陕南的通道。

何畏也凭借这一战的表现，得到了张国焘的重视。

事后不久，张国焘找到了何畏并告诉他：

“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批准，何畏担任红12师师长。”

图|张国焘

不久之后，红四方面军趁着川军内讧，由陕南地区入川，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由原来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何畏担任了红九军军长，正式成为了红军中一员杰出将领。

不可否认的是，何畏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不少的红军将领在这方面上都比不过他。

当年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途经秦岭，何畏与部下周希汉就秦岭进行过一番细致的讨论。要知道，论文化水平，周希汉只年过私塾，远不及有大学经历的何畏，但胜在自幼好学，更兼脾气相投，所以能聊到一起。

尽管周希汉自诩对秦岭了解颇多，但三言两语之间，就被何畏问倒。

“你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吗？”

何畏用手往北一指，周希汉一时有些语塞，他可没何畏看过的书多。

“秦岭的北面是关中八百里平原，历史上一直叫它”八百里秦川”。自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这里农耕、定居，是我国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何畏引经据典，洋洋洒洒说了一大气儿后忍不住心生感慨：

“可惜呀，当前军情紧逼，连红军生存都成了我们必须下力气解决的首要问题。要不然，我真想到那里领略中华民族灿烂文化，还有那里的生态景观。”

图|周希汉

不仅仅是文化水平高，何畏指挥作战的能力在当时名将辈出的红军中也是首屈一指，斯诺曾在他的传记中，称何畏是红四方面军的“小诸葛”，这一点就连他的敌人也不能不认可。

据李璜在《共匪西军观察记》中称：

“共军在老匪区，所编练的赤卫队、少先队为数也近两万，故红四军在二十二年十月(指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笔者注)也共有能作战兵力六万人，而以何畏、王(应为王树声 笔者注)确能协助军方，对敌作战。故刘湘一就任剿匪总司令后，分五路出兵进剿。”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记》中记载，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何畏部曾数次击败川军军阀杨森部，并占据渠县。

当时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主要将领悬赏，何畏被分在第四个档次，与王宏坤、王树声、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并列。

“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两万元。”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准备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了促成这件事，张国焘、徐向前命何畏为懋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统辖25师、27师横扫懋功地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

从后来事实不难看出，何畏这件事干得非常出色，而且也是他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可遗憾的是，这样一员红军猛将，却囿于性格，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

“毛儿盖兵谏”一事虽然经徐向前元帅澄清，可从他人的描述中，却能看出何畏爆裂的性格。

之前我们提到过，何畏是海南人，说的一口海南话，与他共事的人大多数都听不懂他说话，以至于很难合作，后来周希汉调任作战参谋后，仔细揣摩何畏的发音习惯，这才勉强能听懂他说话，何畏也很高兴，经常夸周希汉：

“这小子是个天才。”

可即便如此，何畏与周希汉之间也有争执，周希汉本身也是一个宁折不弯的性格，只要认准了的事，从来也不认错，据说有一次周希汉和何畏争执起来，气得何畏拔出枪来，当着周希汉的面连开五枪。

“老子枪毙了你！”

周希汉并不闪躲，侧身站立，可事后他却毫发未伤，周希汉笑称：

“何畏枪法不行，老子命大。”

何畏也笑称：

“老子不过吓吓人，哪舍得真打。”

何畏很赏识周希汉，但有时脾气一上来，会忍不住做出过激的行为，周希汉为此挨过不少处罚。

图|川陕革命根据地区域图

但从另外一面讲，何畏对同僚下属，始终很念袍泽之情，一次他处罚周希汉，打了他20军棍，但事后又觉得自己做的太过火，不仅亲自到医院探望，还嘱咐医院政委董贤映：

“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因反对张国焘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调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那时刘伯承身体很不好，何畏听说后，还派人送来五十块大洋，让刘伯承补身体，但刘伯承并未手下，并写信婉言谢绝。

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何畏还是有很强的原则性的，但他过于刚烈的个性，也让他吃了无数的苦头，特别是后来到了延安以后，何畏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委屈，却又无法对人细说。

更重要的是，何畏从内心深处感觉，自己已经不再被信任或者说已经失去了信任。

图|北伐军政治部合影（后排右一位何畏）

1937年4月19日深夜，何畏带着警卫员悄悄离开了延安，脱离了革命队伍。

有关何畏的结局，长期以来流传着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张国焘叛变后，何畏也跟着一起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有说加入中统的，也有说加入军统的。

第二种是，何畏叛变加入中统后，也长期郁郁不得志，后来埋头钻研中国农业发展，还当过金陵大学农林系讲师，1949年解放前夕被捕处决，还有一说渡江战役前夕投水自尽。

第三种是，何畏离开延安后，回到了老家务农，1960年病逝。

据卢家昭的文章《琼海籍红军将领——何畏》称，何畏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籍贯也不明确，因为那时投身革命，时时刻刻面临危险，所以很多人都隐瞒家庭住址，甚至改名换姓，一直到多年后，根据广东省党史资料以及部分将军回忆，才确定何畏是广东人（过去海南属广东省管辖），并进一步确认何畏是海南乐会县博鳌乡朝烈村。即便如此，何畏的家庭也遭遇过不少磨难。

何畏在马来西亚时，曾娶妻曾国彩，并育有一子何达梧，因丈夫被驱逐出境，曾国彩生活没有依靠，只好带着儿子回到了丈夫老家海南乐会县博鳌乡朝烈村定居，到1946年，曾国彩接到了丈夫从广州寄回老家的信，才知道丈夫在广东省救济院安老所，已另娶罗明新为妻，育有一男一女。

图|五十年代，何畏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彩年轻时也参加过红军，并在战斗中负过伤，并且在解放后还担任过了乐会县博鳌乡第一届妇联主任，2003年病逝，享年100岁。

1955年，何畏因与罗新明发生婚姻纠纷，一起之下，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同曾国彩以及儿子何达梧生活在一起。

回到老家后的何畏生活很低调，从不对人说自己过去革命时的经历，据卢家昭询问见过何畏的同村老人回忆：

“何畏中等身体，五官端正，体格健壮，脚有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知书达理，知识面宽，精通医术，能说善道，出口成章，毛笔书法流利，是个非常有文化知识的人，且精音乐，见歌会唱。”

1960年，何畏在老家寿终正寝，享年60岁。

何畏与妻子曾国彩的长子何达梧接受采访时称，何畏去世时，曾对妻子曾国彩说过一句话：

“我的同事都在北京当大官。”

何畏还把一柄刻着“校长蒋中正赠”的剑（应该是中正剑）和一枚纪念勋章给妻子，可惜的是，后来在特殊年代，被何达梧给扔到了河中，何达梧老人到晚年还对此事悔恨不已。

何畏与妻子罗明新育有一子一女，在丈夫离开后，罗明新五十年代初带着子女定居香港，儿子何达桐后来定居加拿大，女儿何汤月明后来一直定居香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罗明新在得知丈夫何畏已经去世的消息，还曾到丈夫老家去寻找祭拜，后来还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引得人们啧啧称奇，罗明新于2002年去世。据文章中称，罗明新的女儿何汤月明与何达梧家一直有联系，还在经济上照顾何达梧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