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6日，彭老总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总结前一段战事的经验教训，并制定新的战役计划。

也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时任四纵司令员的王世泰遭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批评。

之所以要批评王世泰，主要是源于此前西府陇东战役中，四纵“抗击不利，擅自撤兵”，导致了整个战局濒临崩溃，虽然彭老总在会上做《春季攻势报告》中，肯定了西府陇东战役对于全局的贡献，但西北野战军全军也为此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战役总歼敌2.1万人，西野伤亡1.5万人，要知道整个西北野战军总兵力也不过7.5万人，这其中还包括非战斗人员，伤亡1.5万，西野损失的实际战力至少应该是在五分之一以上。

彭老总也罕见的发了脾气，并怒斥王世泰：

“你的纪律性在哪里？按照你给野战军造成的损失，杀头都不为过！”

彭老总也把此战列为生平四大败仗之一。

不过，在时隔多年后，彭老总再次总结此战教训时，话中却没在提到四纵的过失，王世泰后来回忆起此事，还颇为感慨。

“虽然彭老总在土基会议时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我，但正是他的这种博大胸怀和严格要求，使我终生都铭记他的教诲，并始终将他视为良师益友。”

从西北野战军成立之初，就一直面临后勤上的困难，往前追溯历史，从红军长征结束到陕北开始，后勤就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难题。

哪怕是有晋绥解放区供应，但晋绥地区本身也很贫瘠，并不足以支持大军作战的消耗。

每打一仗，西北野战军就要掰着指头算后勤。

1947年2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西野（当时还叫西北野战兵团）在极大困难下，打了青化砭、养马河、蟠龙三大战役。

据说蟠龙战役前，西野指战员连冬天的棉衣也没换下，后来是摧毁了国民党军在蟠龙的物资补给中心，才彻底来了一次全军换装。

不过，随着全国战局的变化，西野迎来了发展的机会，特别是1947年冬至1948年初进行了“新式整军”后，战斗力有了极大的增加。当时全国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西野也决定趁此机会发动反击。

1948年2月，西野集中主力发起了宜川战役，全歼国民党军刘戡所部整编29军2.9万余人.

对于西北野战军而言，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胜利。

宜川战役后不久，西野适时发起了黄龙山麓战役，黄陵、鄜县、宜君、白水等县，逼近蒲城。彭老总决定兵围洛川，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吸引敌军来援。顺势夺取洛川的同时，伺机收复延安。

可这么一来却出现了困难。

西野大军兵围洛川，久攻不克，胡宗南五个整编师虽然出动驰援，但一路小心谨慎，西野竟没能寻找到战机。

时间一长，我军出现了困难。

黄龙山区十分贫瘠，不适宜大军久驻，战事拖下去，我军吃得穿得都会出现问题，彭老总思来想去，决定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他决心趁着胡宗南抽调大军驰援洛川，西安以西泾渭之间（俗称西府地区）兵力空虚，计划留下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川吸引国民党军注意力，主力伺机出动西府地区，歼敌的同时伺机夺取敌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宝鸡。

1948年4月13日，西野司令部在马栏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前总（前线指挥部）关于进行西府陇东战役的计划。

王世泰作为四纵司令员，也参加了马栏会议，他记得很清楚，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利用敌人在西府地区兵力不足的情况，寻找战机歼敌一部分。

“如果快速进攻宝鸡，不但可以搞到大批物资，开辟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并可在这一地区相机消灭敌人。”

为了能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前总将4个纵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

一、二纵、四纵为左路军，由张宗逊统一指挥，攻取高王镇，南渡泾河，夺取监军、乾县，得手后四纵队相机夺取礼泉，向咸阳佯动，一方面给敌人造成夺取咸阳之假象，另一方面牵制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二、六纵为左路军，隐蔽集结于杨坡镇、麻村河一线及以东地区，17日向职田镇包围攻击前进，得手后取道太峪镇、世殿镇，从亭口、彬县间渡泾水后待机。

三、一纵为中路军，隐蔽于马乐白草城一线及以东地区，17日向句邑包围攻击前进，得手后从张洪镇渡泾水，向麟游、凤翔挺进，协助二纵夺取宝鸡；

四、三纵继续围困洛川。

整个战役计划从一开始就很顺利，西府地区敌人兵力本就不多，面对西野大军进攻显得有心无力，至4月25日，西野大军已经逼近宝鸡。

4月25日夜，一纵、二纵逼近宝鸡，并于第二日发动进攻，至晚22时夺取宝鸡，并全歼敌整编76师，敌师长徐宝在此次作战中被我军炮火击伤，次日身亡，宝鸡宣告解放。

宝鸡是陕西国民党军重要的军事补给基地，西野这一招不仅直接切断了敌人后勤中枢，而且还极大的补充了自己的损耗。

事实上，就在西野逼近宝鸡时，胡宗南就已经做主了，下令整编17师、整编90师撤守延安、洛川，回防西安，不仅如此，还下令调裴昌会的第五兵团连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共11个旅的兵力，自三原、镇原地区分路驰援宝鸡。

趁着这个空档，西野大军于4月21日解放延安，4月25日解放洛川。

战事到这一步，可以说是旗开得胜。

可没想到的是，还是发生了变故。

一个没想到的变化是裴昌会，之前驰援洛川，裴昌会担心步刘戡后尘，是以行军过程中极度缓慢，四个整编师齐头并进，因此我军没能抓住机会，可此次驰援宝鸡，裴昌会一改往日动作，他意识到我军主力都在西府地区，是以放心大胆的前进。

另外一个没想到变化是马步芳，彭老总认为胡宗南与西北二马之间出于派系争斗，不会很卖力气驰援宝鸡，可此次为了争夺地盘，马继援率领的整编82师竟然不顾一切猛扑过来。

这么一来，也导致宝鸡形势岌岌可危。

王世泰后来回忆，一纵、二纵协同进攻宝鸡之前，四纵主要的任务是接替二纵六旅在扶风杏林镇的防务。

根据整个战场形势来看，四纵接替二纵六旅防御阵地后，主要是在岐山、扶风一带应对的是裴昌会兵团，而六纵教导旅则是在长武、彬县地区阻击敌整编82师。

可因为敌人行动迅速，四纵一开始就遭到敌猛烈进攻。

4月25日下午4时，四纵接替二纵六旅防务，就立刻遭到了敌整编65师的进攻，因部队是匆忙进入阵地，来不及组织防御，阵地很快就被突破了，四纵只好且战且退。

可到了第二日，形势更加严峻，正面之敌除了整编65师外，整编第一师、第36师也尾随跟进。

四纵在青化镇、益店镇遭到了敌三个整编师挤压，整编65师兵分两路，于4月26日凌晨发起进攻，仅三个小时，就突破了四纵的阵地。

四纵阵地失守的消息传来，也迫使彭老总不得不做出决断，撤出宝鸡。

更糟糕的是，我军撤离宝鸡后，胡宗南抓住时机，以三个整编师北上，猛扑西野大军，六纵教导旅作为先头部队，轻敌之下，竟被敌整编82师的步骑兵三团包围，彭老总不得不去调一纵、四纵解围。

因电台联络不畅，各个驰援的部队抵达的时间也不一，因此未能发挥有效的增援，教导旅后来虽然突围，但战损严重。

有鉴于此，彭老总决定放弃陇东作战计划，主力部队撤回黄龙山麓休整。

从整个过程来看，四纵没能挡住裴昌会兵团，导致敌人长驱直入，当然事实上，六纵教导旅也没能挡住敌整编82师的进攻，从而导致了宝鸡面临威胁。

挡不住后撤是情有可原，

让彭老总恼怒的是，四纵撤离时并没有向前总汇报情况，而且也没有通知隔壁友邻部队，二纵六旅。

在大兵团作战中，这无疑是相当致命的。

要知道六纵教导旅在长武失利后，六纵司令员罗元发曾向野司请示后撤，经同意后才转移到冉店桥和彬县，继续阻击敌人，并在事后奉命与大部队会合。

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以后来土基会议上，王世泰遭到了彭老总批评。

不过，当时四纵挡不住敌军，客观上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1947年11月，四纵成立后，下辖警一旅、警三旅以及骑六师，合计六个团，总兵力9645人。尽管后来打了几仗，但在西府陇东战役之前，并未形成一定的战斗力。

警三旅可以说是四纵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该旅下辖三个团，占全纵队一半兵力以上，骑六师虽然有对外称一个师，但实际只有千余人，只相当于一个团，而且还是起义部队过来的，战斗力很弱。而警一旅就更夸张，下辖的第二团才刚组建，全团只有500人。

是以后来几次作战，四纵承担的都不是繁重的重任。

西府陇东战役中，王世泰接到任务，接替二纵六旅在扶风杏林镇布防，王世泰派出警三旅紧急出动，当时警三旅出动的只有两个团，战力也不全。

可一到杏林镇，警三旅立刻遭到了敌整编65师猛攻，还来不及休整阵地，就败退下来。

之后西野北上陇东，野司命令四纵到南庄李家宿营，并担负警戒任务，可前去执行任务的警三旅在抵达南庄李家后，又撤回称该地已经被敌人占领，给执行警戒任务的路过的友军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土基会议上，彭老总就杏林镇擅自撤军和在南庄李家不执行命令一事，批评王世泰“抗击不力”、“擅自撤兵”。

王世泰不是个不接受批评的人，对于彭老总指责的两件事，他后来全都认，甚至后来几次填写履历表，在奖惩一栏中，他也没有忘记填上曾在土基会议中遭到批评的事。

客观来看，四纵有错误，这一点身为指挥员的王世泰难辞其咎，不过，如果把所有的战事失利都归咎于四纵身上，其实也是不恰当的。

王世泰认为，西府陇东战役失利，根源上去看，在于全军上下都有轻敌思想。

“特别是对马步芳与胡宗南的关系，只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忽视了他们之间反共反人民的一致性；对马步芳部队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认识不够。”

也正因为轻敌，西府陇东战役过程中，几次小的战事失利。

比如，洛川久攻不克；围点打援期间裴昌会兵团没有靠上来；攻克宝鸡后，裴昌会兵团与马继援合兵夹击的情况。

彭老总对于西府陇东战役的认识也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后来他在自述中谈到这一点，也认同了这一点。

“在宜瓦战役取得胜利之后，西北野战军应当紧缩兵力，进行休整，但当时陕北和晋绥干旱，粮食匮乏，于是产生了轻敌思想，想打下胡宗南的后勤基地宝鸡，既解决部队吃饭问题，又破坏了国民党军后方，一举缩短解放西北时间。结果胡宗南迅速从延安和河南调集重兵，勾结马继援向我夹击，我军不仅被迫早早撤出宝鸡，而且一路上被动挨打，部队搞得很疲劳。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