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山和东京的天际线。视觉中国/图

2024年上半年，日本投资海外获得收入19.2万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以上数据来自日本财务省8月上旬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其中，因海外子公司分红等而获得的“直接投资收益”11.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5％，这是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直接成果。通过投资股票和债券而获得的“证券投资收益”7.12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0%。

2005年，日本宣布放弃坚持了百余年的“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二十年间成绩斐然。

广场协议后的1980年代末，在日元升值的逼迫下，日本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同时，还面临着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来自西方国家的贸易限制，左右腾挪下，开辟了新局面，产生了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日本出海经验。

在此前的报道《出海七十年，日本何以“再造一个日本”？》中，我们复盘了以政府部门主导的日本出海之路。本篇聚焦于近三十年里，通过进军海外，日本经济用相对柔软的身法规避了贸易冲突。

代价却是，集体出海导致了国内产业空心化，并在政府解除外汇限制后使得海外日企资金回流，助推了当时的经济泡沫。泡沫被戳破后，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三十年”。那些早早出海的企业却“独善其身”。

三十余年的贸易冲突中，日本的出海政策究竟得失几何？

1985年，东丽株式会社（简称东丽）这家如今全球知名的化工企业，正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这一年，美日两国签署了“广场协议”，即与德、法、英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日元大幅升值，导致便宜的“外来货”充斥本土，本地产品竞争力急剧下降，也给出口制造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当时主营纤维、纺织的东丽深受其害。

继续向外走，几乎是唯一的答案。大量日本企业开始在海外开设生产基地，东丽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是当时步子最大的一批。

公司官方传记记载，它的事业结构作出了战略性转变——“留存核心事业和（加强）全球化”，内部简称“生存行动计划”。

时任社长前田胜之助对全体员工说，“东丽在纤维领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销售经验，唯有重振纤维事业才是企业获得新生的捷径。”重振纤维事业，关键是走向海外。

日本纺织业的出海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随着尼龙和涤纶等合成纤维的问世，日本纺织业就开始了全球扩张。

官方传记记载，彼时东丽除了向出口量大的地区派遣常驻人员，并没有进行直接的销售活动，而是将拓展顾客与营销活动都委托给了商社，自己只负责生产，以及在当地提供技术服务。

这一时期的日本企业出海，大多只将海外作为销售地，没有在当地进行实业投资。进入1960年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国家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扶持自己的纤维加工业。纯粹的出口行不通了，日本企业开始采取与当地资本合资的形式打入纺织、编织、染色、缝制等当地制造业。

譬如东丽的合资模式，由其负责资金和技术，当地政府负责土地和劳动力。这类合资帮助东丽的业务大幅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截至1973年，东丽的出口已涉及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40 家公司，覆盖了原材料、工厂、贸易销售等全产业链。

该模式起初并不挣钱。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各国经济增长停滞，受此影响，东丽在东南亚的投资长期亏损，公司甚至一度考虑放弃海外业务。

峰回路转发生于广场协议后。虽然日元升值使得本土业务遭受重创，但东丽这样早早布局海外的日本企业，海外产品反倒因为他国货币兑日元贬值，成本更低、市场更大，企业“因祸得福”。

1980年代末的日本处于“泡沫经济”之中。从1986年12月起，经济出现过热，股价、地价持续上涨，至1991年2月止，这一“繁荣景象”历时51个月。其间，原料价格高企，出口疲软，让仍留在国内的传统制造业苦不堪言。

那些早期出海的企业则尝到了“甜头”，海外市场不仅利于增资扩产，还能与国内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形成对冲。

这更使东丽坚定了海外扩张的道路。1990年，东丽成为波音公司777型号的炭纤维材料供应商，标志着东丽从一家低端纺织业向化工业转型。为了能在当地生产，东丽将新厂设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波音公司工厂附近。

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李海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本企业出海形成了一套极为有效的打法：先由大企业，如丰田、三菱出海，两三年后，就能看到中小企业依次跟随的过程。

“以大带小、供应链依次出海的层次感非常鲜明。”李海燕曾于1990年代在日本求学、工作多年。

东丽是当时日本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大多跨国日本制造企业都经历了类似的三个阶段：将货卖到国外，然后在海外建厂，最终形成国内、国外业务双循环。

通过培训当地员工、投资上下游企业，以及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东丽扶植了大批东南亚生产企业。正是在成功开拓海外市场后，东丽从一家纺织企业成功升级为一流化工企业、尖端材料制造商。

为何日本第一批吃到海外螃蟹的会是东丽这样的纺织企业？除了行业本身更依赖海外廉价劳动力之外，更因纺织业是第一个在贸易摩擦中被日本政府“放弃”的产业。

在1969年11月的日美首脑会晤上，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达成协定，表示“作为返还冲绳领土的交换条件，日本愿意接受对美纺织品的出口限制”，史称“以线（纺织品）换绳（冲绳）”。

根据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原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浦田秀次郎的统计，日美两国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1995年，至少发生了16轮贸易摩擦，从最初的棉纺织品、钢铁、彩电等，延伸到电信设备、药品、半导体、汽车等领域。

日本二战后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直接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作为日本商品主要出口地的美国与欧洲，首先出台了贸易保护措施。

企业为应对出口限制条款或关税，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通过第三国出口，或在现地生产，以降低统计上的顺差数字。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日本称之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此后不久，尼克松政府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日元被迫升值，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大乱，被称作“第二次尼克松冲击”。

日元升值和贸易壁垒两大压力，让日本政府不得不加紧推进企业出海。客观上，被日本政府放弃后，纺织企业也不得不在海外“自寻生路”。

浦田秀次郎指出，当年美日的贸易谈判诉求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减少或消除贸易逆差，二是纠正日本国内产业政策造成的不公平贸易，“首先在贸易逆差问题上，贸易保护等政策并不是解决逆差的有效途径，美日贸易摩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过增加关税或者构建进口壁垒，虽能一定程度解决美国等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但失去了便宜的外国货，容易导致国内物价攀升。日本企业集体出海，本地生产、本地销售，很大程度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从1940年代起，日本企业开始出海，最初三十年是由以通产省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主导，但1970年代后仅凭激进的产业政策已经难以应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

行政指导于是退居幕后，私营企业走向台前，财团和商社成长为日本投资全球的主要推手。第二个问题也被逐步消解。

对于出海这件事，商社们“轻车熟路”。

早在明治维新前，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财阀就是日本海上贸易的主力。一战期间，来自欧洲、以军需品为主的订单络绎不绝，使不少日本商户在战时聚敛了巨额财富，形成知名财团。日本因此经历了“暴富的时代”，“造船暴富”“矿山暴富”等产业蓬勃涌现。二战后，旧财团开始拥抱现代化的经营体系，并有了新的名字——商社。

日本长期将贸易确立为“立国之本”，因为它不仅能带动进出口经济，还能对工业发展产生助力。譬如产品运输促成了日本海运业的崛起，对船只需求的增加刺激了造船业发展，而造船所需的钢铁等产业亦随之繁荣。这种相关产业链的繁荣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出口领域的高利润又造就了一批“新商社”。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武田晴人在其著作《财阀的时代》里指出，如果说一战期间日本经济的增长是由出口扩张主导的，二战后日本经历了“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1954-1961年），此间的经济增长则是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内需扩大主导的，“这一时期成长最迅速、赢利最丰厚的行业之一是贸易业”，也是商社的主营业务。

二战后，作为“经济民主化”的措施，十余家头部财团一度遭遇分拆，但出于经济重建和本土保护，并未完全执行。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以关西地区的纺织品贸易商（如伊藤忠、丸红、东棉、日棉）和钢铁贸易商（如岩井、日商），以及三菱、三井等传统财团重新凝聚在一起，形成新的大规模贸易公司——综合商社。

商社成为出海的主力，除了因其对海外贸易十分熟悉外，还在于它有独特的组织结构，非常利于开拓海外市场。

首先是融资方面。和企业通常向银行、股票等金融市场融资的方式不同，财团内部有自己的资本市场，自己成立银行，或控股、持股大型商业银行，如三菱有三菱银行、住友有住友银行，从而不依靠外部融资，形成“内循环”，企业更容易获得低息贷款。这被称作“主银行模式”。

在行业本身，商社也善于打通全产业链。“比如在汽车领域，从上游的原料生产、勘探和开发整合，到下游的加工、批发和零售，都有商社组织，并提供战略建议。韩国财阀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现在印度的信实集团、塔塔集团，走的都是这个路子。”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宏伟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

他解释，商社常见的运作模式是，先在内部建立企业发展小组，帮产品部门找到市场。通过信息搜集和分析，确定商品应由哪条产品线来负责，如果生产部门间出现冲突则由总部协调，也可调动外部资源来协助产品部门。

这也是为何在日本跨国企业的股东名单中，常会出现“某某商社”的名字。商社就像是产业链的枢纽，让上下游企业间彼此照应，这样的“抱团取暖”让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能面对未知风险。

根据南加州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Robert W. Dziubla的研究，早在1970年代，各大商社就成立了全球总部。例如，三井物产在北美、南美、欧洲和大洋洲设立了区域中心；丸红商社在布鲁塞尔设立了欧洲总部，以管理欧洲的全资子公司和遍布全球的数十个办事处。

商社模式的成功，让竞争对手美国都学了起来。1982年，为加强本国贸易出口，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出口贸易公司法》，允许美国企业发展成类似日本商社的国际综合贸易公司，而不必担忧涉及垄断。

到了1990年代，综合商社除了自身业务的海外贸易，还能为其他行业提供一站式的出口服务，包括融资、市场研究、企业管理、航运、保险、仓储、批发零售等方面。

大型商社除了在海外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还会在内部形成“决策智库”。时至今日，日本仍有大量的行业智库、民间智库脱胎于这一体系，如经济产业省旗下的IDE-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REITI（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等。

日本经济走向全球的决心，不只发生于产业界，还有金融业。

1980年12月，通过修订《外国资本交易外汇及贸易管制法》，日本资本账户从“原则上封闭”放宽为“除非禁止开放”。外汇管制被取消。

这一时期，日本大藏省将政策目标集中于将日本建设为全球金融中心。大藏省是当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集中央银行、财政局、国会预算委员会、国税局等功能于一身。

但起初，无论是大藏省，还是日本海外企业，对于扩大日元的使用都心存疑虑。

大藏省不愿失去宏观政策调控的自主权，企业则担忧日元价格能否保持平稳。“当时大部分日本出海企业都选择挣美元、花美元，不愿用日元来结算。”孙立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曾在日本留学多年。

其他国家对日元“走出去”也态度复杂。

日本筑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R.塔格特·墨菲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1980年代的他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当时日本与马来西亚贸易往来频繁，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加大购买日元。

墨菲参与了四笔交易，包括为马来西亚公路管理局提供300亿日元的一揽子融资计划，用于柔佛州-吉隆坡高速公路的建设。

这笔交易是有史以来国际市场上期限最长的固定利率日元融资，如果成功，无疑是日元国际化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些融资都来源于日本的人寿保险公司。

当时日本国内的金融企业面临日元升值后怎么投、投什么的问题。墨菲形容，“在马来西亚，日本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蜂拥而至，就像一群饥饿的青少年坐在一张刚摆上披萨的桌子上一样。”

然而马来西亚人很快后悔了。广场协议后日元价格飙升，使马来西亚政府的日元债务也随之急剧扩大。时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公开指责日元飙升给马来西亚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日本还做了其他尝试，比如通过国际援助，鼓励被救助国使用日元，以达到日元国际化的目的。

1985年广场协议后，1987年美国国会再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将政府开发援助（ODA）的规模增加至国民生产总值的3%。于是，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推出了“黑字环流”计划，给落后国家的最高捐助额将超过600亿美元。

“黑字”在日语中意为顺差，指从其国际贸易顺差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优惠贷款或捐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产业的发展，实现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David Arase曾对东亚地区的国际援助政策有深入研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指出，日本早期的国际援助项目一直因为缺乏透明度、不考虑受援国实际需求，以及缺乏连贯协调的政策而受到批评。

“黑字环流”计划的问题包括借款、捐款不明晰，捐款比例过小，以及大部分资金来自日本的私营机构，贷款的附加条件是用以购买日本产品，这让受援国怀疑是在接受援助还是在帮助日本企业出海。

大藏省原本希望通过金融出海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方面推进日元国际使用，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其次输出日元、加大对外投资，平衡长期的贸易顺差。

更重要的是，通过海外制造基地融入当地经济，消解来自美国、欧洲等贸易进口国政治上的压力。Arase解释，通过ODA捐助基础设施和培育当地环境，能够帮助日本经济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

但日元国际化并非坦途。中国银行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一篇研究显示，1999年日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6.37%，2009年滑落至3.23%；1989年日元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占比达28%，2007年下降至17%。

该机构指出，这既是由于日本经济衰退所致，也与“黑字还流”计划等对外投资陆续到期、境外日元连本带利回流日本有关。

墨菲指出，归根结底日本政府不愿意采取更彻底的日元国际化方案，比如，开放本国市场、允许其他国家通过向日本自由销售商品和服务以换取日元来赚取日元。一味向他国输出日元，并不能让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真正流通。

1980年，日本外汇管制被取消。视觉中国/图

日元走出去，并不容易，但走出去，又流回来，则加剧了资产泡沫。

有观点认为，是广场协议引起的日元升值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衰退，但孙立坚的结论略有不同，“广场协议后，日本的GDP仍在大幅上升，它对日本制造业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相比西方国家的步步紧逼，日本经济更大的问题在于“脱实向虚”。

孙立坚仍记得自己1980年代留学日本的场景，当时日本所有资产几乎一夜疯涨，尤其是房地产与金融业，“最流行的就是炒地皮、建造高尔夫球场，甚至有许多人开始炒高尔夫会员卡。”

根据日本央行数据，1986-1989年，土地和股市增值了1751万亿日元，超过了这四年日本GDP的总和。日本经济出现严重泡沫。

此时已有大量的出海企业挣到了相当数量的外汇，但他们并没有将资金投入再生产，而是助推了资产泡沫。这可以说是日企出海对本土经济的一大反作用。

孙立坚介绍，彼时日本市场最流行的是名为“財テック”（意为“获得财富”）的投资策略，就是出海企业赚取外汇后，转头就将部分资金投回日本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当时有大量海外资金涌入日本进行投机，除了少数真正的外国投资者，剩下基本都是这些出海企业。”

企业在海外投资实业，同时在本土做金融投资，这样海外分公司可以规避由于日元升值导致的汇率风险，国内母公司又可以享受到本土资产疯涨的好处，一箭双雕。

但这种策略下，日本央行遭了殃。

为减轻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升值压力，彼时日本央行采取量化宽松的方式来降低日元价格。但那些回流的资金，不断在市场上回购日元来购买日元资产，和央行成了“对手盘”，使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当时央行的撒钱策略根本阻止不了日元的上涨，只要央行一在市场上放出日元，就有人接盘，央行撒多少、外资买多少，（市场上）根本没有剩余的日元。”孙立坚形容。

如果说日企的出海浪潮伤害了谁，除了日本央行，还有本土的中小企业。

此前，日本的中小企业极度依赖大型财团或大企业的订单和资金。当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在国外建立生产基地后，这些企业逐步失去了唯一赖以维生的客户。

“在1985年之前，日美之间已经打了近二十年的贸易战，大企业嗅到风险，早早完成海外布局。广场协议后，日元疯涨，中小企业也开始往外走，因为国内的生产成本过高了，根本经营不下去。”孙立坚谈道。

JETRO全称日本贸易振兴会，是原通产省下属的贸易促进机构。曾在JETRO任职四十余年的樱井悌司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到了1980年代末期，JETRO的服务对象逐渐集中在了中小企业，尤其是帮他们寻找海外生产基地、收集各国进出口会展资料等。

樱井悌司曾任JETRO展示事业部部长、投资交流部次长、拉美中心主任等职。他介绍，从1949年的经济振兴计划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一共制定了12项经济计划，“到了昭和63年（公元1988年），通产省的施政纲要加入了有关进口的内容，作为当时最紧迫的课题。”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1988年的通产省年报，其中写道，“今后，我国为了切实纠正对外（贸易）不均衡，必须将产业结构调整为与国际经济社会相协调的结构……同时，为了应对国际横向分工发展带来的就业不稳定和产业空心化，发展内需型的新型产业非常重要。”

当时的局面是，大企业们早已远走他乡，剩下的中小企业，1980年代初跟着走了一批，1985年后又消亡了一批，还有些成了“僵尸企业”，空有外壳、没有业务。

这些变化给日本制造业带来致命一击——产业空心化。那些本土仅存的企业采取了极端保守的经营策略，少投资、少研发，日本制造业就此失去了竞争优势。

樱井悌司强调，早在1980年代初期，通产省就意识到，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和第五代计算机可能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并在当时的产业构想报告中引入“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概念，提议将此作为未来日本的主导产业。

然而此时的通产省早已无力像过去三十年那样全权指导日本制造业的发展，企业也惧怕将资金投入到新技术中，日本就这样错过了“互联网时代”。

这种对风险的极端厌恶，被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称为“资产负债表衰退”。辜朝明曾担任日本安倍政府经济顾问。

他指出，日本正是由于所有人都将资金用于偿还泡沫经济时期的债务，即便有机会也不愿贷款，或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结果是，央行的量化宽松无法发挥效果，大量资金囤积在金融体系中，无法进入实体经济，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缩。

企业大规模出海并非日本泡沫经济的直接诱因，却在这种“非理性繁荣”中充当了重要推手，给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埋下伏笔。

2024年上半年，日本投资海外获得收入创历史新高。视觉中国/图

日本经济“失去”了三十年，也蛰伏了三十年。

这期间，日本企业通过海外收购实现国际化已成为平常现象。在很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饱和的传统产业，一些企业通过跨国收购实现了新的生长。

李海燕举例，比如白色家电领域，日本企业在2000年以后影响力下降。但大金空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却不断上升。大金空调就是通过海外收购成为了全世界空调领域的巨人。

“1998年后，日美之间再没有大规模的贸易和金融摩擦。之前开放市场等压力都来自美国，但之后的改革更多源于日本自身求变。”他说。

200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布《日本21世纪蓝图》，明确了国家发展战略：用三十年时间完成“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的战略性转型，“投资海外”成为关乎国家命运的“百年大计”。

在孙立坚看来，日本企业出海至少达成了两个重要目标，一是海外企业现金流充沛，抵御住了数次全球重大金融危机，甚至抄底其他企业，保持做大做强；二是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依然保留了数个尖端科技产业，如半导体、集成电路、精密加工等。

日本用投资海外的方式，绕开了西方国家近三十年的贸易围堵，最大程度保留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硕果。

它吸取了早年与亚洲四小龙竞争的教训，与投资国之间建立了隔离防线，比如使用日本技术设备要支付大量的专利费用，并形成保密文件，核心技术岗位一定要用日本培训的工人和工程师，必须采购日本的某些设备等，从而加强了对海外的产业控制。

“对制造业企业来讲，走到海外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技术转移，这对于极其保守的日本企业来讲，也是共识。他们最后得出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日本总公司要不断地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才能保持对不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李海燕指出，这倒逼了日本企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维持自身的技术水平高于投资目的地国家一代或两代。

根据经济产业省数据，2020年日本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已达到总公司营业收入的近70%，利润占比超过75%。

孙立坚坦言，曾经日本民众对出海巨头的心情复杂，因为日企虽然在海外收入屡创新高，但其收入大多留在了国外，“日本大型企业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涨工资了”。

对日本而言，近期的一个好消息是，2024上半年，日本破天荒地出现了“用工荒”，还有不少大企业决定加薪，近三十年的经济通缩之路有望完结。

“是否走出通缩，还要观察日本央行是否有决心进一步加息。虽然恢复到过去的高速增长已经不可能，毕竟日本经济的繁荣依然仰仗于外部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但日本仍有机会在其中发挥作用，我对它的未来并不悲观。”孙立坚说。

（参考书目：《财阀的时代》武田晴人；《日本及其历史枷锁》[美]R.塔格特·墨菲；《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都留重人；《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荷]卡瑞尔·范·沃尔夫伦；《战后日本政治的轨迹》蒲岛郁夫；《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美]高柏；《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伊藤隆敏等）

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馨予

责编 张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