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漳*作者系王永江之次子
家父王永江，字眠源，号铁龛，1871年1月9日生于奉天省金州。辛亥革命后，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于 1916 年以武力驱走段芝贵，开始统治东北三省。家父从此辅佐张作霖，历任奉天省警务处处长、财政厅厅长、代省长等要职。1926年，家父因与张在对日等问题上政见不合而坚决辞职归乡。1927年10月9日病逝，终年57岁。
我是家父之次子，现仅就记忆所及，概述家父一生，供史家参考。
一、家庭
家父原籍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清朝时因山东闹饥荒，为活命，家父的前六辈老祖先后被迫携妻拖子，背包挑担，逃荒闯关东，落户于奉天省金州。开始时，以乞讨和扛长工出卖劳动力度日，后因儿女长大，劳动力增多，钱财日积月累，自家开垦了几亩荒田，逐渐成为小康农家，分为三家居住。
我的曾祖父有三个儿子，虽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但还是让三个儿子自幼读书。后来，曾祖父将其次子王克谦送到当地双兴货栈当学徒，继而升任账房先生，这是王家由务农转经商之始。
双兴货栈的曹东家因王克谦忠厚老实，其两个儿子入私塾读书亦好，文章写得不错，致使曹王两家结成儿女亲家。曹家的第五、六女，分别许配给王的两个儿子。
两家结亲后，王克谦便在曹东家的帮助下，又在金州南街开了个“永庆和”小杂货铺。其长子王水江考取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优贡，次子王永朝考取岁贡生。后来，永朝去河北省保定候补知县，但久候不得实缺，郁郁寡欢而染病，死于保定。永江去保定运弟之灵柩归金州老家。
家父见“永庆和”本小利薄，赚钱尤几，家庭生活困窘，自己在家也无事可做，乃征得姐夫李景周秀才的同意，拼凑资本，去旅顺开了“采真堂”中药铺，二人合力，坐堂看病卖药。当时旅顺被俄国侵占，港口初建，市面繁荣，小药铺生意尚可维持。
1904年，日俄在旅顺开战，日本夺取了口，大批日商从此涌入该地区，中药铺受到日本西药铺的冲击，生意日衰，“采真堂”被迫倒闭。
家父回家闲居，正值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奴化中国人的学校，需要聘请汉文老师。
家父遂被聘为南金书院的汉文教员。但是，因日本人不准学生读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与日本校长意见不合，故辞职他去。
在任教期间，家父对日本统治东北所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诸方面的侵略政策曾留心研究。他特别对其中的村屯制度和警察制度有所研究，认为某些优点对改革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大有可取之地。
二、初上宦途
袁金凯是父亲的至交。他在日俄战后曾任辽阳地区的团总，他想实行新政，首先要确立新的警察制度，为此写信给父亲，询问日本在东北实行的警察行政制度情况。父亲复信后，袁即请父亲来辽阳办警务学堂。
父亲在警务学堂的教学中，按照日本的警察行政制度结合当地情况加以改革，编出讲义、章程、法令等，教学效果明显。后来，他又出任辽阳县警务所长，秉公执法，颇有成效，受到官民好评，被东三省总督奖为办警政的第一名。当时东北流行鼠疫，因父亲懂中医，在防治中成绩显著，又被东三省总督保荐为候补知县，调至总督府民政司民政科工作。
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党人夺取了铁岭县城。总督赵尔巽令家父和张景惠率巡防营围剿，仅数日即收复了铁岭、开原二县城，受到总督嘉奖，保荐父亲任民政司使。然而，此举因张作霖反对而未成。
辛亥革命成功后，东三省总督让家父署理兴风道。
兴凤道辖区靠近鸭绿江，隔江与日本殖民地朝鲜相望。日本人常驱使朝鲜人过江耕占中国良田，或修渠，引起中外交涉事件。家父对此总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引起上层不满，他被迫辞职。
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通令各省保荐人才。家父被保荐进京，以内务部道尹存记，归省任职，曾历任辽康、牛海、省城等地的税捐局长。
三、初佐张作霖
1916年，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用武力赶走奉天将军段芝贵，自任奉天将军兼东三省巡检使，成为奉系领袖，统治东北。
张上台后，为巩固统治地位，嘱其秘书长广纳人才，家父当然在其中。
张作霖让家父创办警察行政，整顿全省警务。家父说，叫我接管警务处可以，但我办事认真，如果惹出麻烦来，恐怕与督军不好办。张说，没有关系。我叫你整顿警务，就是叫你别像那些不认真办事的人。
父亲上任后，修订法规，整顿警务，不论是谁，凡违章者皆依法严惩。
但是，当时张作霖刚上台，其部下居功自傲，横行霸道，谁也不怕，故警察常受当兵的气，挨当兵的打，警察被称为巡警狗。所以，警察在值勤时只能管老百姓，不敢管当兵的。
一次，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旅长的部下在沈阳西关平康里闹事，不仅不服警察的管治，而且还殴打警察，结果被关押起来。汤旅长亲自去要人，遭拒绝，汤大怒，声称要带兵包围警察局，非要人不可。
家父闻讯后，更是大怒，说张作霖叫我整顿警务，我就要秉公办理!汤玉麟胆敢包围警察局，我就和他干!他令警察全副武装，还在院内准备小炮，严阵以待。
汤玉麟要求张作霖撤换父亲职务。父亲也将事件的详情呈报张作霖，要求严办。但他认为自己与张没有较深的关系，虽秉公办事，但张、汤二人是生死之交，与其让张撤我职，还不如我先行辞职。于是，父亲称病去汤岗子温泉休养，并向张提出辞呈。
张见辞呈后安慰父亲，不准辞职。汤则因张不给他面子，一怒之下，带兵离开省城，投奔到新民县的张勋处(应为徐州)。
四、整顿财政
张作霖统治东北之初，政局不稳，金融混乱，每年财政税收不过千余万银元，开支不足处皆依靠外债弥补。因此，张上台后首先要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以巩固其统治地。
1917年，张作霖任命父亲为奉天省财政厅长。张说，现在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千余万元，不够开支，全凭借外债过日子。东三省这么大地方，为什么穷得没钱呢?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出在什么地方，该整顿的整顿，该办的办，你动脑子想想办法吧。
父亲说，我任财政厅长可以，但你要相信我，我一定秉公办事，两三年之内，财政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并还清外债。但是，这恐怕有人说闲话，妨碍我整顿财政。
张说，你只管干，什么也不要听!
父亲当过税捐局长，知道其弊病在何处，所以他首先整顿捐税的项目及税收队伍，制定出赏罚分明的各种规章制度，定出各项税收的定额，即按照各税捐局所管辖范围的耕地亩数、人口、商户以及农副产品的生产情况，决定该局每年应征收的税项及税金总额。凡超过规定定额征收的税金，按超收的若干提成，作为奖励税局及税收人员。反之，若不能完成规定的税收金额，如因自然灾害而未完成任务，可呈报财政厅请求酌情减少，如办事不力或贪污税收则按章严惩。
经改革整顿税收后，改变了过去各税局放任自流，上交多少是多少的弊端，减少了各税局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财政厅还常派官员到各局巡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父亲还精减税收机关人员，对贪污腐化、老病无能、滥竽充数、人浮于事者彻底精减。
他还重新清丈地亩，划清官地和私地的亩数，鼓励贫民百姓开垦荒地，以利税收。
他整顿市面流通的货币杂乱的局面，简化统一，以官银号、兴业银行所发行的纸币
为主。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在由财政厅盖上官府监理小红印章后也可以在市面流通。同时，严格禁止私帖、小洋票等在市面流通，并限期收回已流通的各种禁币。
他还规定银元与纸币的兑换额为1：1.20元，还规定10枚铜元可兑换奉票1角。严禁奸商扰乱货币市场，违者严办。
由于实行了这些整顿措施，清除弊害，革新人事，使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停借外债，并还清了日本、朝鲜两国银行的外债，东北三省的金融状态由混乱变为稳定，市面日见繁荣，库存日见增加，百姓生活亦随之改善。
1919年，张作霖将自己兼任的奉天省长让给父亲来干。父亲说，财政厅的事就够我办的了，省长的事还是另委任别人吧。因为父亲认为张的疑心大，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如家父职位太高，稍不慎，恐怕就招来祸害。但是，张执意要父亲干，说你不为我，为东北百姓着想你也应该干。你我兄弟相处多年，你有什么还信不过我的。只要是我交给你办的，我就不管了。父亲说，论公谊，论私情，我都应该出任，为桑梓尽一点义务。既然这样，我只干省长的事，但不挂省长的名。省长仍归你兼任，我代你办理省长的事。张只好答应此条件。
五、整顿省政
父亲于 1919 年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后，就实行了一系列的省政改革与整顿。他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整顿从县至省的各级政府机关吏治，反对贪官污吏，振作精神，提高办事效率。择其要者如下：
(1)他特别强调各机关首脑的用人。过去多是用同党或朋友，一任更换，则前任部属相率离去。新官到任，其总属引类同来，由此弊端不绝。如此新旧不接，前后龃龉。既不合行政之规，也不可能有利民之政。因而，他实行甄试普通文官的办法，合格者，由上级委任，各级长宫首脑随时留心考察，上报革除不称职者，不得包庇掩护。为了剔除任用私人，制定官吏任用章程、甄试文官章程、甄试专门学生章程，颁发知事须知小册子和功过赏罚章程等以约束官吏。
(2)他认为教育为培养人才之本，故提倡振兴教育，以利国民。普及教育首要问题是解决学制。他说，我们的学制抄自外国，难于适合国情，使学校多一毕业生，就给社会添一无业游民，耗父兄勤劳之血汗，误子弟宝贵之光阴，所以须改革学制。改革学制必须注重职业教育，并以中国的经训教育为职业教育的基础。这样，使学生既能知伦理道德和国家政治，又能得职业教育谋生的技能。总之，因材施教，学有所用，地方经济方可谋发展，国民精神方可振奋。为此，他倡导改革小学、中学、专业学校的学制，设立职业学校，还创立了东北大学。
(3)建立区村公所制和保甲制。建立区村公所可以辅助县行政之不足，使政令民情上下通达。确立保甲制度，以辅助警察行政之不足。为达保甲清乡之目的，在省城设立保甲总办公所，监督实施保甲事宜。他规定了县知事与区村保甲之间的从属权限，使基层行政组织日臻完善。为加强联系，他又令各县普遍架设城乡电话。
(4)他认为交通是便民利政之举，提倡修筑道路。规定各县修路工程皆在农闲期间进行，每农户出一丁，无丁者出钱代工。他还规定道路两旁种树，并制订各种护路、护树的制度以资奖惩。他还主持修建了东北的沈海铁路和洮昂铁路。
(5)设立水利局和水利分局，制订兴修水利计划，修河道，修桥闸，防水灾。规定每年垦辟水田2000亩以上者，给县知事记功一次5000 亩以上者，给县知事记大功一次。
(6)振兴实业，奖励开矿、种桑养蚕、种棉，奖励发展畜牧业、渔业。他在省城创办官商合办的奉天纺纱厂、东北大学铁工厂等，以增加民用生产生活物品。
(7)重视医药卫生事业，创建了设备齐全的各科室完善的奉天公立医院。为了防止庸医误人事故的发生，对中医人员甄试，合格者发证后方准行医。
由于实行了这些新政，东北社会逐渐安宁，财政收入逐渐增加，为张作霖独霸东北作出了成绩，受到张的赞扬，也为张日后向关内进行军事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六、郭松龄叛奉
张作霖率部于1924年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进驻北京，掌管北洋政府大权。
张的领军首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在河北省滦县通电反张，并率部一路无阻地向沈阳进攻。此时，张作霖的主力已全部进关，沈阳城内皆为老弱病残之兵，于是张向日本顾问本庄繁求援，日军答应保护张离沈去旅顺。
一日晚约8点，张电告我父亲速到帅府。父亲到后张说，我现在要走，省城的事情交给你办。我已准备好了汽油，我走后，你就把房子烧掉。
父亲听后，笑着说，现在还不到走的时候，就是走，也不能你一个人走，咱们一块儿走。你在东北多年，应该给东北人留个好念想，不能烧房子。我从《易经》上推算，郭松龄到这场大雪过后就完蛋了。我已和吴兴权谈过，黑龙江省的骑兵从辽源一带星夜赶来，我看有救，没问题。
张听后，给父亲作个揖说，岷源老师，我听你的，切拜托你，我不走了，也不放火烧房子了。
但是，张仍求助于日本，通过省公署日本顾问岩间德也、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驻省城公所长镰田弥助与日本领事馆联系援助。很快，岩间和镰田二人带来日方答复，日本满铁守备队已派出一个师团，以保护铁路沿线为名，阻止郭军通过铁路线而进军省城。同时，吉林、黑龙江两省的轻骑援军也及时赶到，郭部溃逃。
同年11月22日，郭夫妇被俘，被张判处死刑。
七、反对张答应日本的领土要求
在郭松龄叛奉过程中，日本答应保护张作霖是有条件的。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满铁公所长镰田弥助提出，日方的满南铁路两侧用地太窄，需要拓宽。另外苏家屯火车站是安奉线联轨的大车站，用地也需要扩大。他们还提出日本南满铁路与中国铁路联轨等要求。张说，趁我姓张的说了还算的时候，我答应你们。张决定暂不逃跑后，日军顾问本庄繁提出，日本铁道守备队派出一师团到铁路沿线阻止郭军进省城，条件是要在内蒙驻部分日军。张说，可以再考虑一下，但未作肯定答复。
平息郭叛奉事件后，日方要求张兑现原先答应的保护条件，张叫他们找王代省长去办。
日方见家父后说出事情的由来，父亲感到惊奇!心想，张事先为什么不和我说呢?
便告诉日方，因为老帅没有对他说，他不知道，等他见老帅后再说吧。
几天后，日方又找家父。家父事先已问过老帅张作霖，但这种口头答应，没有书面文件，既不合理，也不应该。所以，家父当时说，现在郭乱刚平息，很多事情待办，此事稍候再谈吧。
后来日方又来两次，父亲仍搪塞不谈，引起日方不满。
但父亲对张随便把国土给日本很不满，同时因处理郭松龄叛奉事件过程中劳累过度，便产生了不愿跟张混下去的想法，并向张做了最后一次的劝解，希望张回心转意。家父劝张，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关内的地盘，而是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巩固根本。我们的军队已足够保境自卫了，不需要远去关内逞兵和争夺新地盘，不需要把我们有用的钱消耗在关内无益处的内战上。东三省地大物博，但民生调弊，苦不堪言。所以发展实业、教育、屯垦、交通等事业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裁减军备，缩小兵工厂，把裁减下来的军队放到东蒙开荒屯垦，把兵工厂改成民用修械厂，金融不受军费的牵动，有三四年时间，东北将有很大发展。否则，一切期望将成幻想，前途令人忧虑。郭松龄叛奉事
件就是前车之鉴。
张作霖答复，在关里的奉军暂不能撤回东北，你还得多准备几个钱。显然，张拒绝了家父的建议。
紧接着，时任东省军事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的杨宇霆，为1926年军事预算问题要求父亲增加军费，父亲坚持要缩减，二人相持不下。杨搬来了张学良，二人要求家父增加关内军队开支。此时，家父已耗尽心力，遂蒙生了退意。
1926年阴历正月初六，父亲在家宴请好友，来了两桌人，职位大小不一。宴请的头道菜是鹿尾白菜卷，客人不知其名，父亲笑而不答，让众人猜。最后，他才说，这是鹿尾。饭后，他赠每位一张自己的半身像片以作纪念，客人们又不解其意。待他不久向张作霖递交辞呈后，客人们才明白这是告别宴会，鹿尾之谐音是路尾，即他已走到路的尽头，无路可走，只有辞职下台了。
八、辞职书
正月初九是父亲生日。初七，他向张作霖请假，要回乡探望十余年未见面的父亲，得到允许。初八，他离开省城回金州后，即向张写了辞呈，全文如下：
签为才弱事纷，留职无益，请开去本兼各职事。窃永江从将军治奉，将十年于兹矣。初意本期举实业教育吏治交通屯垦诸大瑞，逐渐发展，兼经营东蒙，以为利用厚生根本之图。唯是将军督奉之初，岁入不过千万，全恃抵借内
外债以济军政各费之不足，故债累日深。自民国六年，俾永江以财政重任，勉竭愚忱，不避劳怨，得以财政日裕，内外债渐次偿清，度支由是以不乏，此正艰巨缔造之时也。然枯竭始苏，余款无几，仅办轻而易举者数事。至民国十一年秋，又俾以兼任省长，节用剔弊，岁入益增，达三千万以上，而至四千万矣。乃又值时局不靖，战端屡开，知进而不知退，而卒因军事之牵动，致金融紊乱，且犹复牵动不已，则一切期望，将难达到。民生日蹙，复何以固根本而图发荣?夫金融财政为万化之母，东省西连蒙古，地大物博，仅凭此有限之财力，即使收神反顾，专精致志，以经营之，犹非数十年难以尽举。诚使以将军之雄才大略用之于此，未始不可洋洋乎称东北之大风也。今观将军之雄心，竟在彼而不在此，得毋借箸为筹者，计有所失乎。郭叛以后，非数年休养生息难复元气。夫时局如此，简练军实，自属必要。然备兵自卫与逞兵争雄，则利害相反。昔管仲治国三十年，始一用兵。燕赵礼士十九年，仅乃报齐。汉武连年穷兵，卒有轮台之悔。古之明王贤佐犹且如此，况中原兵交方始，民生凋弊之秋，独东北一隅，最得地利，本足以自强，无待外求，而不速为图之，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将自投入荆棘之中，而纳人民于水火之内也。年来屡值震撼危疑之局，永江劳精疲神，致左目失神，心脏漏血，或愈月而一病，或一月而数病，勉力维持，非不自惜也，顾桑梓之邦，忧心独切，不遑计一身之安危，非见利则趋，见害则避者之比也。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争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诸大政，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使永江在职，不过等于脑满肠肥之一大官而已，无益于桑梓人民，并无裨于将军也，如其进而违心求合，不如退而息影蓬门，倘将来时局变换，有可以实修内政之时，苟余年末尽，尚可勉效驰驱。今非其时，务请开去本兼各职，另简贤员，不胜感激之至。
张作霖接辞呈后，当即复电：
王省长鉴：来函敬悉。自与我兄同舟共济以来，辛苦维持，深资倚俾。当此时艰日亟，尤应念群策群力，共励进行。若因时局之难，辄思远引，则弟亦未尝不欲求退，其如求去不得何。吾人作事，当为后世计，不当为一时计，尚望以大局为重，早日言旋。若有为难之隐，尽可从长计议，我兄爱好之意，亦复相同，原不难一致商洽也。张作霖冬。
父亲见张的电文中有责难之意，便又复电张，再次说明自己的辞意，全文如下：
来电敬悉，永江前请辞职，非畏时局之难别无难言之隐。唯前签所谓实业交通屯垦教育史治诸大端，皆非财政莫举，而财政尤非金融稳固莫办。今凡关于军事之繁费，皆不论有无，随便向官银号支取，是以金融紊滥，财政亦无从
整理。若就缩小兵工厂及军备，尚非三四年之期限不能恢复。今军备扩充如故，兵工厂之消耗如故，粮秣处之铺张如故，又间有购外国军械之费，而一切之浪费无论矣。试问凡此请教从何而来?区区盐款，不过二十分之一耳。夫官银号之票额，贷给商民，随时可以归还，今尽入消费之途，而无归还之法，奉票安得不失信用?而日益低落，奉票愈低，则经费愈增。譬如从前用一千万可以足用者，今非三千余万不能相抵。不思远虑，但顾目前，即使军备增至数十倍，兵工厂增至数百倍，粮秣处增至数千倍，而财力耗竭，奉票奉纸，人民破产，不待人之来攻，而奉省已不能自为生活矣。虽增至十百千倍何益?此自杀之道，尚何有于实业交通屯垦教育吏治之可为载。此永江为将军后世计，为桑梓祸福计者不亦远且大乎。人盲乱世人才为不祥之物，永江不愿留职，不甘为
不祥之物也。若将军能幡然改计，以兵足自卫为度，而将兵工厂缩小一半，作生产事业，汰粮秣处之冗费，去骈枝之机关，裁冗滥之闲员，省财力以救金融，均度支以兴庶政，永江虽竭驽钝，死而后已，又何所辞?此无待再计而可决者也。否则永江不忍视将军之投入荆棘，人民之陷于水火，唯有匿迹销声，不问世事而已。掬诚布公，不暇择直，维将军图之。
此后，张作霖派亲信、官银号总办彭香亭到金州传张之口信，劝父亲以当前大局为重，速回省城沈阳，有何问题，见面再谈，等等。父亲婉言谢绝。彭为此先后往返六次，他在第六次到金州时又带来张的口信，说只要父亲能回省城，张在北京作大元帅，奉天省全权交给父亲管理。
但是，父亲认为，只要奉军仍插足于关内军事，不退回东北，则如从前一样，他还是事事不好办。所以，父亲坚辞不就。
最后，张作霖派其子张学良到金州邀请父亲回省城主政。
父亲再次谢绝说：“我在辞呈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不按照我说的办，我回去也没有用。为了轸念灾黎，挽救艰巨，我才这样做的。我已经筹思再三，绝非率然。在郭叛奉事件未结束时，我已有所表示。就金融一项，被军费牵运，陷入万难维持，局势不变，我不能回去。请转告老帅，勿以我为念。”
张学良说，既然这样，你老不回去，我也不勉强了。现在的局势，恐一时不能变动，我也无法扭转。
父亲于1926年正月初八辞职后，仍忧国忧民，关心时局，痛心张作霖在关内发动的连年混战。张于1927 年6月，在北京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父亲于同年10月9日病逝，终年57岁。张则于次年6月匆忙退回东北途中，在沈阳的皇姑屯火车站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内容来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