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2年的一个春天，山西盂县羊泉村，14岁的少女万爱花因为照顾生病的公公而未能及时逃离，被侵华日军抓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原本1米63的清秀少女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被关押、凌辱、拷打，三次被抓，三次逃脱，最终几乎失去生命。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身高已萎缩至1米45，头骨凹陷再也长不出头发，浑身伤痕累累。50年后，她选择站出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公开指控日军暴行的慰安妇受害者。然而，在长达8年的诉讼中，她始终未能等到一句道歉。这个倔强的老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她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那句令人心碎的话？
一、少女的噩梦（1942-1943）
1942年初春，日军第一师团在山西地区展开新一轮＂扫荡＂行动。3月15日清晨，一支约200人的日军部队突然包围了羊泉村。村中的八路军地下联络员提前获知情报，紧急通知村民躲避。然而，因公公李季贵卧病在床，14岁的万爱花未能及时撤离。
当日军进村时，万爱花正在院子里准备为公公熬药。日军闯入民居搜查，将她与另外4名年轻女性一同抓获。这些女性分别是：18岁的张秀珍、16岁的李翠花、15岁的王春梅和14岁的赵桂兰。日军将她们押送至距离羊泉村约5公里的狮子峪据点。
狮子峪位于山区要隘，日军在此设立了一个临时军事据点。据点由改建的窑洞组成，共有七间，其中两间用作囚禁室。日军将这五名少女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窑洞内。第一晚，日军就开始了残暴的凌辱行为。
三天后，一名叫做王长贵的汉奸向日军告密，揭露了万爱花曾参与地下工作的身份。日军立即对她实施专门审讯。据点指挥官田中大尉亲自审问，要求她交代地下组织的成员名单和活动情况。在审讯过程中，日军使用了多种刑具，包括竹签、烙铁和老虎凳。
被囚禁期间，万爱花曾两次试图逃脱。第一次是在被囚禁后的第十二天，她趁守卫打盹时从窑洞后方的通风口爬出，但因体力不支仅逃出约300米就被抓回。第二次是在四月初，她趁着一个雷雨天气，再次从后方逃脱，这次成功逃回了村中。
然而，日军很快就派出搜索队，在清查羊泉村时再次将其抓获。这一次，日军对她的惩罚更加残酷。他们用铁丝将她吊起，施以鞭打。一名戴着戒指的军官连扇她耳光，导致她的左耳垂被撕裂。更为残忍的是，日军在寒冷天气中剥去她的衣物，用冰水浇淋，并用两根扁担压迫她的肩膀，造成了永久性的脊椎损伤。
这次囚禁持续了29天。五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万爱花抓住了最后的逃生机会。当时看守的士兵喝醉了酒，她忍着剧痛，蹒跚着逃出了据点。然而三个月后，她再次被捕。这是最为残酷的一次，日军对她实施了长达数周的酷刑。最终，日军认为她已经不行了，便将奄奄一息的她丢弃在河边。
所幸，一位姓郭的老农在河边发现了她，将她救回并秘密医治。这时的万爱花已经面目全非：原本1米63的身高萎缩到了1米45，颅骨多处凹陷，脊椎严重变形，全身伤痕累累。这些伤害给她造成了终身的创伤，成为了日后她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重要证据。
二、漫漫维权路（1992-2000）
1992年8月，在中国政府开始收集慰安妇受害者证据时，已经64岁的万爱花第一次公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当年9月，她向山西省档案馆提交了个人陈述材料，成为中国第一位主动站出来作证的慰安妇受害者。
1993年4月，万爱花接受了日本律师团的走访调查。律师团详细记录了她的遭遇，并收集了相关的物证，包括当年日军据点的位置图、村民证词以及她身上永久性的伤痕。同年8月，在律师团的协助下，她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赔偿个人损失2000万日元。
诉讼过程异常艰难。1994年春，万爱花第一次前往日本出庭。当时她已经无法独立行走，需要由两人搀扶。在法庭上，她展示了身上的伤痕，并用方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由翻译转述。然而，日方律师对其证词提出质疑，要求提供更多证据证明她确实是慰安妇受害者。
1995年，为了收集更多证据，万爱花带领调查人员重返狮子峪据点旧址。在她的指引下，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多件物证，包括日军使用过的军用餐具、弹壳，以及被囚禁室内的铁钩和铁链。这些实物证据被整理后递交给法院。
1996年底，东京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此案。在为期三天的庭审中，包括原羊泉村民在内的多位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了万爱花的遭遇。同时，一位曾在狮子峪据点服役的日本老兵也以书面形式作证，确认了据点确实存在强征慰安妇的行为。
1997年，案件出现转机。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在对照军事档案时，发现了第一师团在山西地区的行动记录，其中提到了在狮子峪设立临时据点的信息。这份档案成为了支持万爱花诉讼的重要历史证据。
1998年，万爱花第二次赴日本出庭。这次，她带去了更多的证据，包括当年救她的郭姓老农的书面证词、村委会出具的人口档案，以及一份详细记录她伤势的医疗检查报告。然而，日方律师继续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驳回诉讼。
1999年初，东京地方法院对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以＂国家无需对战时个人损害负责＂为由，驳回了万爱花的诉讼请求。她随即提起上诉，但东京高等法院仍维持原判。2000年底，最高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再次驳回了她的上诉请求。
在这漫长的八年诉讼过程中，万爱花往返日本达七次之多。每一次出庭，她都要忍受巨大的身体痛苦。即便如此，她始终坚持要讲述真相，要为那些已经离世的受害者发声。这场诉讼虽然最终失败，但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推动了对慰安妇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三、坚持发声（2000-2010）
尽管法律诉讼以失败告终，万爱花并未就此沉默。2000年12月，她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国际研讨会＂，成为唯一一位受邀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代表。在会议上，她用方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2001年3月，万爱花开始在山西省各地进行巡回讲述。她先后到访太原、大同、长治等地的多所高校和历史纪念馆，向年轻一代诉说历史。在太原师范学院的一次讲述中，她展示了自己头骨上的伤疤，这些永久性的伤痕成为了最有力的证据。
2002年，日本NHK电视台派出摄制组，专程前往盂县拍摄纪录片《战争与女性》。摄制组在万爱花的带领下，实地考察了狮子峪据点旧址。在遗址前，她指认出了当年被囚禁的具体位置，并找到了几件遗留的军用物品，这些都被收入纪录片中。
2003年夏天，万爱花接待了来自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两位老人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翻译交流了各自的经历。她们一同参观了位于太原的山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在馆内的慰安妇史料展区留下了手印。
2004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开展了＂慰安妇口述历史＂项目。万爱花作为重要的受访对象，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被整理成书，收入《战争中的女性：中国慰安妇口述实录》一书中，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2006年初，万爱花再次前往日本，参加了在大阪举办的＂东亚和平与女性人权＂论坛。在论坛上，她见到了其他国家的慰安妇受害者，包括菲律宾的玛利亚·罗萨·韦拉斯科和韩国的李玉善。她们共同发起了＂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的联合倡议。
2007年，山西省档案馆开始系统整理慰安妇历史资料。万爱花多次前往档案馆协助工作，帮助核实相关史料。她提供的个人物件，包括当年穿过的衣物碎片和从据点带出的一块木牌，都被收入档案馆永久保存。
2008年，万爱花参与了中国政协委员发起的《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她不仅提供了个人证词，还帮助联系了其他在世的受害者。这份报告最终递交给了全国政协会议，推动了国内对慰安妇问题的重视。
2009年底，已经81岁的万爱花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东京审判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活动现场，她展示了一份保存了近70年的文物：一块刻有日军部队编号的木牌，这是她在1942年从据点逃出时带出的唯一物证。
2010年春，万爱花接受了最后一次公开采访。在采访中，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多年来持续发声的经历。这次采访的录音和文字记录被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资料，成为永久性的历史见证。
四、晚年生活（2010-2019）
2010年之后，万爱花逐渐退出公众视野，在山西盂县羊泉村过起了平静的晚年生活。村委会为她安排了一间独立的房屋，配备了专门的护工照料她的日常起居。每月，当地妇联都会派人来访，为她送来生活必需品和药品。
2011年春，山西省民政厅将她列入特殊照顾对象，每月发放2000元补助。同年，当地政府出资为她安装了供暖设备，改善了居住条件。由于早年的伤势，她的脊椎严重变形，无法平躺，只能侧身而卧。为此，政府特意为她定制了特殊的护理床。
2012年，羊泉村开展了新农村建设。在规划中，特意在万爱花住所周边建设了一个小型休闲广场。村里的老人们经常在那里下棋聊天，陪伴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每到傍晚，总有邻居来她家串门，为她送来新做的饭菜。
2013年，一支日本民间访问团来到羊泉村，向万爱花当面道歉。访问团成员包括几位二战遗孤和反战组织的代表。他们带来了一面绣有和平鸽图案的锦旗，上面写着日语的道歉词。这面锦旗被万爱花挂在了堂屋的正墙上。
2014年，山西省档案馆工作人员来到羊泉村，为万爱花录制口述史视频。在长达一周的拍摄中，她详细回忆了自己的一生。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被永久保存在档案馆，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2015年，村里的小学将抗战历史教育纳入课程。每年清明节，学生们都会去看望万爱花，听她讲述那段历史。她还将自己保存的历史物件捐赠给学校，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历史陈列室。
2016年底，万爱花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当地医院为她组建了专门的医疗团队，定期上门诊疗。即便在病痛中，她仍然坚持接待来访的研究者和媒体，继续讲述历史真相。
2017年，一部以她为原型的纪录片《无声的证言》在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影片记录了她的生活片段，展示了她晚年依然坚持为历史正义发声的精神。这部纪录片在多个国家播出，引起广泛关注。
2018年初，万爱花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当地政府调派了更多医护人员，24小时轮流照料。她的房间里始终放着一个录音笔，记录着她断断续续讲述的回忆。这些音频资料后来被整理成文字，收入《中国慰安妇口述实录》一书。
2019年8月，90岁的万爱花在家中平静离世。临终前，她将自己保存了近80年的证物——那块刻有日军部队编号的木牌，托付给了山西省档案馆永久保存。在她的追悼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送别，包括历史研究者、媒体记者和普通民众。
五、历史见证（2019至今）
万爱花离世后，她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2019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正式设立＂万爱花史料陈列室＂，集中展示她生前捐赠的所有历史物件。展厅内除了那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日军部队编号木牌外，还包括她在诉讼期间使用的法律文书、个人日记和生活用品等共计127件展品。
2020年春，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抗战胜利75周年特展＂中，专门开辟＂慰安妇历史展区＂。万爱花的事迹占据了重要篇幅，展出了她在日本诉讼期间的全部档案材料，以及她晚年接受采访的录音资料。展览期间，参观人数超过50万，其中包括众多青年学生。
2021年3月，山西省教育厅将万爱花的事迹编入地方教材。全省中学的历史课本增加了＂慰安妇历史＂专题内容，并以万爱花为典型案例，向学生们讲述这段历史。同年，太原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口述历史研究＂课程，将万爱花的口述资料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
2022年，日本一家民间机构将万爱花的诉讼档案数字化，建立了在线数据库。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被翻译成日、英、韩三种语言，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数据库上线三个月内，访问量突破百万，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平台。
2023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万爱花的口述史料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些资料包括她1992年至2019年间的所有证言记录、影像资料和个人物件。这是中国慰安妇历史相关档案首次入选该名录。
同年8月，在万爱花逝世四周年之际，羊泉村建成了＂万爱花纪念广场＂。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座青铜雕像，记录着她在法庭上作证的场景。广场四周的展板上，刻有她生平大事记，成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24年初，一部以万爱花为主题的纪录片《九十年的等待》在国际上广泛放映。影片完整记录了她的人生历程，从战争年代的苦难，到晚年持续不断的维权之路。这部纪录片先后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新一轮关注。
目前，万爱花的故事仍在继续影响着新一代人。她的家乡羊泉村每年都会迎来众多访客，包括历史研究者、媒体记者和普通民众。村委会专门设立了讲解员岗位，由熟悉万爱花事迹的老村民担任，向来访者详细介绍这段历史。在她生前居住的房屋内，所有陈设都按原样保留，成为一处重要的历史见证地。山西省档案馆还在持续收集整理与她相关的史料，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库，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