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3日，由于苏联与我国在新疆的造成军事冲突，林趁此机会于18日发布了“第一号令” ，宣布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令北京机关、学校人员疏散，全部搬到外省偏僻的山区。这一号令，把那些“倒下的”、“靠边站的”对手，驱离北京，分而治之。

基于此种恶劣的情况下，即便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邓公也感到很震惊且无奈，他家里只有他、卓琳以及继母夏培根三位老人。膝下五个孩子，分布在大江南北，其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不仅伤残了，还不被批准回家。

此次因“一号令”扫地出门，目的地在江西南昌。当时江西省的领导是敌方一伙的，幸好周总理看穿了“一号令”的真正意图，提前给各省的负责人打了招呼，一定要妥善照顾好这批老干部，其中重点提醒了江西的负责人，而事后看来，这个电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邓公到达南昌机场之后，被负责人“请”上了汽车，带进江西军区招待所，先是经历了必不可少的训话，然后就是不准外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并调了一个姓黄的管理秘书，名义上是为了邓公一家三口的生产劳动、学习资料和生活上的事，实际上主要是监护。

几天后，邓公三人被送到了南昌郊外一所无人管理的步兵学校，其校长的住的两层灰砖楼成了邓公的下榻之处。这地方算是安静，但是军校因常年无人而变得残缺不全，大风呼啸，穿堂而过，这股凉意直冲头顶。

又过了几天，在邓公的申请下，他和妻子被人带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劳动，距离住所大概20分钟的脚程。邓公在年轻时曾留学法国学过钳工，此时倒是发挥了作用，他像一位老工人一样熟练地工作，而妻子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

看管的干部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生怕他与别人说话或者干别的事。

不过与在北京的那段时间相比较，在这里的处境似乎变得更令人宽慰。在北京，电话线被剪断，不能看报纸和电视，可以说是与世隔绝。而在厂子里，他可以听电台的广播或者看报纸，甚至通过工人的交谈，了解到外界消息，这对这位忧国忧民的老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邓公夫妻每日上午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就在军校校园里，开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蔬菜，这样三位老人也可以补充一点食物，他们当时的工资已经被扣发，只留了一点生活费，三位老人的年纪加起来都超过200岁了，邓公还要负责拖地、劈柴以及砸煤之类的重活，卓琳则要洗衣和打扫卫生，而且她还患有高血压，时常卧床不起。

值得庆幸的是，邓公得到许可，可以带书籍进来，使这位老人可以用书本来排解寂寞的时光，除了大量马列著作之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各种中外许多书籍，这些书都是以前工作繁忙之时无暇顾及的。

三年来，邓公与妻子从未缺勤过一天，厂子里的工人从一开始好奇这位声名显赫的老人，到后来发现他其实很慈祥也很勤劳，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工人们慢慢得对两位老人产生了好感与同情。

为了防止“坏人”危害到邓公夫妻的安全，工人们特地在厂子外围的墙上开了个旁门，修了条小道，直通军校住所，以免与外人接触，邓公在这条路上走了三年，后来这条路就叫“邓小平小道”，以此纪念这位伟人的坎坷经历。

1971年11月5日，邓公夫妻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会议，这是邓公来南昌之后，首次让让他参加政治活动，这已昭示着某种转机，果然是林出意外了。1972年秋天，邓公和妻子又被安排到井冈山参观，并且重访了瑞金，参观了景德镇瓷器厂，邓公知道，自己出山的日子不远矣。

1973年2月20日，在江西度过三年之后，邓公离赣赴京，同年3月10日，根据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提议，中央决定恢复邓公的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8月，邓公被评选为中央委员，并开始协助周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