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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1日，这是令薛岳喜怒交加的一天。

在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不久，薛岳接到了蒋氏的一份命令，把他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转正了。可同时，又把第9战区一分为二，新成立了一个第6战区。

两个战区的分界线在常德以南15公里的石门桥、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沿长江到武昌一线。

要仅是地盘大大缩小了，薛岳还并不是太在意，只要部队在就行。

可蒋氏却大笔一挥，把驻防在洞庭湖西岸的第20集团军也拨给了第6战区。

第20集团军可是第9战区的一支主力部队，下辖第2军、第37军、第53军和第54军。

尤其是第2军和第54军，那可是蒋氏的嫡系部队，无论是兵员数量和装备都是第9战区数得着的部队。现如今要他它们都调走，岂不是在拆自己的台吗？

而且，第6战区并没有公开成立，陈诚也仅是兼着这个职务。既如此，那为何又要急着把第9战区拆分开呢？

好在驻扎在洞庭湖南岸的第99军仍然在自己掌握中。

可就是这个第99军，却让薛岳和陈诚之间发生了冲突。

事情的起因是第99军的一个师长的职务。

本来，第99军是第9战区的部队，薛岳想用自己的心腹到某支部队任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没料想，陈诚却提前任命了。

从道理上讲，陈诚的做法确实不对。可陈诚是“土木系”的“家长”，薛岳又是他网罗来的干将，在自己干将的部队中安排一个属于同一派系的师长不应该是大问题。

可陈诚想错了，今日的薛岳已经不是过去的薛岳了。

如果说，薛岳没有把这个师长的位置许给别人的话，这件事也就罢了，可薛岳已经把这个师长的位置许给了自己的心腹，这就让他感到很难堪。

一般来说，都把薛岳视为陈诚的心腹干将，这倒也不假。可薛岳毕竟不是一般人，他之所以投到陈诚门下，完全是迫不得已。

当年，薛岳在北伐后就不被蒋氏信任，在万般无奈之下才接受了陈诚的网罗，可在心目中，他从来就没有佩服过这个军事才能并不突出的年轻人。

而现在，自己依靠着战功当上了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可陈诚却偏要在这个时候来挖自己的墙角，连一个师长的位置都不肯放手，难道自己接受了陈诚的网罗，就要一辈子在陈诚手下受气？

要是薛岳没有转正的话，他或许还会对这种事情采取默认的态度，可现在身份不同了，陈诚是战区司令长官，我也是战区司令长官，他凭什么这么对待我？

因此，薛岳还特意找到陈诚，为这件事大吵了一通。

可吵架的结果是，陈诚不仅没有把这个师长的位置还给薛岳，反而把第99军也调到第6战区去了。

紧接着，接到陈诚告状的蒋氏再次下令，第6战区的防线继续向南推进，再次压缩了第9战区的地盘。气得薛岳更加恼火：

“干脆把长沙也划归第6战区指挥好了。”

可话音刚落，蒋氏的命令再次传来：

“凡衡阳以北第6战区和第9战区有关的战争，由第6战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

这下子，薛岳终于老实了。看来，小胳膊还是拗不过大腿啊！

可老实归老实，却并不意味着薛岳真的认同蒋氏和陈诚的做法。他还在等待时机。

终于，这个机会让薛岳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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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大胜，薛岳在国内、国际上赢得了世界名将的美誉。

可在胜利的欢腾结束之后，薛岳的毛病又开始发作了。

薛岳的优点很明显，那就是果决坚强，有军事才华；可缺点也很突出，那就是好大喜功、文过饰非、刚愎自用、情感冲动。

如果说，在前两次长沙会战后，薛岳还不敢过于炸刺是因为并没有取得太大功劳的话，那么，在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薛岳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了。

反观陈诚的第6战区，在枣宜会战、反击宜昌之战中都未能获取，反而损兵折将，二者相比，薛岳名将的光芒愈发璀璨。

因此，薛岳开始打蒋氏嫡系部队的主意了。

在第9战区所辖的部队中，直属于薛岳的部队其实很少。

在抗战初期，第9战区有粤军的第4军、第64军和66军。可随着日军对东南沿海用兵，第64军和第66军分别调给了第4战区的张发奎部和第7战区的余汉谋部，仅有第4军留在了第9战区。

为了加强自己在第9战区的力量，薛岳就把目光盯在了李玉堂的第十军身上。

在第2次长会战的时候，由于第十军损失过大，李玉堂遭到了蒋氏的严厉处罚。可在薛岳的特意关照下，李玉堂东山再起，很听薛岳的话，第十军也在第3次会战长沙中大放异彩。

可蒋氏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岂会不知薛岳在打什么主意？

因此，在第3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氏就以有功为名，把李玉堂提升为27集团军副总司令，军长一职由预10师师长方先觉接任。

而方先觉呢，眼睛里只有蒋氏一个人，薛岳白忙活了一场，在第十军的话语权随着李玉堂的离职而烟消云散了。

薛岳对此大为不满，因此在公私场合都痛骂方先觉忘恩负义。

既然向嫡系部队伸手困难太大，薛岳就把目光放在了“杂牌”军身上。

1943年，薛岳开始对“杂牌”部队动手了。他先是对暂编第54师师长孔荷宠动手。

大家没看错，就是那位红军叛将孔荷宠。

孔荷宠在叛变后，为蒋氏大卖力气，组建别动队，屡屡偷袭红军，为主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抗战时期，孔荷宠所部别动队改编为暂编第54师，主要担任敌后游击任务。

可叛将走到哪里都是不受人待见的。

当时，孔荷宠开办了一个小型的兵工厂，大发其财，这就让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眼红了。

为此，杨森找到孔荷宠，表示要大家一起干。可孔荷宠知道，这哪里是一起干？完全就是要独吞嘛！因此，就拒绝了杨森的提议。

没想到，杨森转过头来就把孔荷宠给告了。当然，理由肯定不是开办兵工厂，而是克扣士兵军饷。

蒋氏也知道杨森的目的，可一来，孔荷宠的利用价值已经被榨干；二来，杨森可是第9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地位要远远超过孔荷宠，而且还是自己的姑侄亲家，自己哪有帮理不帮亲的道理？

因此，蒋氏大笔一挥，孔荷宠被判刑三年。

可如此一来，暂编第54师师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薛岳赶紧把自己的心腹饶少伟派了过去。

不过，暂编第54师这支部队还是很英勇的，后来参加了衡阳保卫战。

得了暂编第54师的兵权，薛岳自然是不满足的。他又把目光盯在了川军身上。

罗卓英 图片来自网络

第2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原本驻扎在赣北的19集团军罗卓英部被调往云南，一部编入远征军，一部防守西南国防。为了补上赣北留出来的空子，蒋氏调第29集团军王瓒绪部出川。

在陈诚的“土木系”中，罗卓英是第2号人物，他留在第9战区，不仅仅是配合薛岳，还有就近监督、监视薛岳的作用。

对于罗卓英的作用，薛岳也心知肚明，因此，他也没有把罗卓英当作下属，对于赣北的战事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予干预。

可随着罗卓英被调走，第9战区就失去了一个能够制约薛岳的人物，第9战区其余的两位副司令长官杨森和王陵基二人势力单薄，不是薛岳的对手。因此，蒋氏急调王瓒绪出川的目的就是想让三位川军将领联起手来对付薛岳。

那么，蒋氏就不害怕这三位川军将领联起手来和薛岳一起来对付他？

这个蒋氏还真不怕。

因为杨森、王陵基和王瓒绪这三个人是当年川军混战时期的主要人物，互相之间的矛盾很大。要不是抗战爆发，这三个人都是生死仇人，又岂会坐在一起？

蒋氏之所以把这三个人都调到了第9战区，就是让他们互相制衡。

要说这三个人在自己的命令下联合起来对付薛岳，蒋氏相信他们能做到；可要是这三个人联合薛岳来对付自己？蒋氏是不会相信的。

而薛岳那面呢，在暂编第54师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又盯上了王陵基第30集团军了。

当时，王陵基第30集团军有第72和第78两个军。可在1944年，由于第78军军长夏首勋辞职了，这就把第78军军长的职务空出来了。

这个机会薛岳岂能放过？

因此，薛岳赶紧派第9战区长官部的沈久成中将去接任。

眼看自己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部队就要被薛岳吃掉一个军两个师，老谋深算的王陵基哪能吃这个亏？

可王陵基也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军长出缺，司令长官派人来接任，走到哪里都合理合法。

思来想去，王陵基都没有好办法，只得采取“壮士断腕”的手段来。

在沈久成刚上任不久，王陵基就给蒋氏写了一份报告，主动提出要把第30集团军两个军四个师的番号降为3个师，取消第78军的番号。

当时，很多人都不解王陵基的做法。可杨森却看得很明白，这都是薛岳给逼得。

蒋氏见王陵基竟然提出这种要求，立即照准。

就这样，那位可怜的沈久成中将刚上任不久，就灰溜溜地回到了第9战区长官部。薛岳见后，虽然气愤填膺，可也无可奈何。毕竟，第78军番号都被撤销了，沈久成还赖在第30集团军算哪门子事？

在这件事中，蒋氏占了个便宜。不费吹灰之力，就削减了川军一个师；而王陵基也没吃亏。反正两个军四个师都不满编，撤编1个师，把裁撤下来的部队编入其他三个师，战斗力并没有减弱，还在蒋氏面前卖了乖，讨了好。

只有薛岳，明摆着被王陵基摆了一道，还有口难言。

1944年5月，长衡会战爆发，由于薛岳过于自负于“天炉战法”，并没有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地制定战略战术，守了3年都未丢失的长沙在3天之内沦陷。

当时，蒋氏命令薛岳率残部赶赴湘中，在湘桂线两翼阻击日军向南推进。可薛岳并未服从命令，而是命令各部向湘东南集结。

而在此时，已经感觉到薛岳大势已去的三位川军大佬们纷纷急电他们在军中效力的子侄们不要服从薛岳的命令，改往湘中集结。

这其中固然有薛岳违抗蒋氏命令在先的原因，但这三位副总司令之所以在薛岳的危难关头不顾丝毫袍泽之情，定要置薛岳于死地的原因却并非这么简单。

原来，这几位川军大佬早就恨薛岳入骨了。

杨森 图片来自网络

在蒋系部队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对规定，即战区补给的兵站总监，皆由兵站负责补给所在防区的集团军总司令保举。

如此一来，战区司令长官和集团军总司令就可以利用兵站的油水来满足自己的腐化生活。

在薛岳看来，要想控制“杂牌”军，上佳的办法就是控制后勤补给。只要控制了“杂牌”军的后勤补给，这些部队还不得乖乖听命？

在其他战区，大家都执行得很好，各战区长官和集团军总司令都吃得脑满肠肥。可在第9战区，这些利益皆被薛岳独吞。凡是能够担任兵站总监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薛岳的心腹。

在罗卓英还未被调到远征军的时候，薛岳看在陈诚的面子上，把赣北地区的兵站总监的人选留给了罗卓英。可罗卓英一调走，薛岳马上就撤销了赣北的兵站。

滇军的高荫槐集团军和川军的第30集团军驻地原本也是有兵站的，可都被薛岳撤销，改为由兵站总监部直接派员供给。

如果驻兵尚少，薛岳派员进行直接补给还可以，可驻扎在湘北的部队很多，不得不设立一个兵站的分监。负责湘北防务的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的杨森也没能派人执掌这个兵站分监，仍然由薛岳派出的心腹来担任。

可如此一来，原本由各集团军总司令享有的利益全被薛岳一人独吞，这些人能不恨薛岳吗？

因此，杨森才会不满地说：

“薛长官才是大的贪 污犯。”

在薛岳春风得意，权势煊赫的时候，这些人自然不敢太岁头上动土。可随着长衡战役的失利，薛岳抗战名将的光环开始褪色的时候，这些人哪里还会给薛岳面子？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薛岳自从被陈诚网罗进入“土木系”的圈子之后，其在军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先是在“围剿”红军的作战中有功有劳，后又在抗战中历任兵团司令，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功业可谓已经达到了高峰。可他毕竟不是陈诚夹袋内的“贴心”人，本身又桀骜不驯，不甘于人下。

这种苗头在一次长沙会战中就已经显现，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已经暴露无疑，以蒋氏和陈诚这种人物又岂会放心让薛岳再掌握大兵权？

长衡会战后，第9战区已经名存实亡，薛岳也由过去全盛时期执掌17个军变为只能领着5~6个兵员不满的军“打酱油”。

官做得大有什么用？即使官做得越来越大，可权力却越来越小。这就是薛岳在抗战后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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