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核电行业的“报警器”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的启示 殷 雄 8月15日，是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一天，《能源》杂志社编辑王高峰同志给我发微信，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陈晔同志希望他推荐一位核电业内人士，为出版社的一套丛书撰写书评。陈编辑很快将书寄给我，其中一书是《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作者是沙希利•浦洛基，出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该书已经于2020年7月正式出版，到2023年7月已经是第9次印刷，由此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说实话，值此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持续了500多天的军事冲突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之际，阅读发生于37年前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相关文献，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尤其是近期日本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捍然将未经彻底处理的福岛核事故的核污水排放入海，更是触发了我作为一名从包括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和日本福岛核事故这三次核事故中受到心灵震撼的核电从业者的更加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危机感。 本书作者浦洛基作为一个在乌克兰长大的学者，对于这场发生在他的童年谣篮的核事故，一定是经历了其他人不曾有过的心里路程，有他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思想感情和价值选择，表现在史料的选择和观点的表达方面，肯定会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感情色彩。对于这一点，读者不应该、也不能够提出过分的苛求。作者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鲜明的观点：苏联的僵化体制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在我读过的许多有关这场核事故的著作中，类似的观点比比皆是。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与反思。他在其回忆录《孤独相伴》中写道：“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的许多病灶：隐瞒灾难和负面事件、无责任感、粗心大意、工作懈怠和酗酒成风。然而，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会通过使用行政压力、纪律或严厉措施就得到解决。”“对于我而言，这是改革时期的重大关头之一，也是我人生的重大关头之一。我们必须忍受艰难困苦，进行反思，得出结论，面向未来。可以这么说：我的人生分为两大时期，即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之后。”2006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的一篇文章的开篇就语出惊人地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前后的两个时代迥然不同。” 戈尔巴乔夫是当年苏联的当家人，他的话是有一定权威性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恶劣政治影响，以及天文数字般的善后费用，都给了苏联沉重的打击。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压垮苏联这头巨型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其实不是一根稻草，而是一股具有雷霆之力的洪流，它就是阿基米德手中那根能够撬动地球的杠杆，所产生的效应就是：摧毁了一个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个政党（苏联共产党）和一种制度（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体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无可否认。不过，如果把任何事情的后果都推给体制，那么这种反思就是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情绪化、标签化和政治化了，最后的结论必然是肤浅的。如果说苏联因体制不好而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么发生于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是不是说明美国的体制也不好？由此推之，发生于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是不是也说明日本的体制更不好？苏联核事故之后的放射性物质扩散到欧洲的天空，人们可以口诛笔伐；那么，最近日本把福岛核事故之后积存的核污水排放到美丽的太平洋，人们、尤其是西方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又该说些什么呢？因此，对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个具体的事件，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真正找到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2007年5月16日，我当时任职的大亚湾核电站举行了一场关于核安全的讲座，主讲人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调查委员会首任主席的纳扎罗夫。他从前苏联重大的核事故、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经验教训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对核风险的无知是造成这些事故的主要原因。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堆型缺陷已经有人注意到，但是由于对核风险的无知而没有去研究这个缺陷。纳扎罗夫院士指出，由于同样的原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处理的很多决策是错误的，最初对核事故原因的认识也有问题。他对“灾难”的理解是：时间短暂，过了临界点就是不可逆的，人为控制不起作用，组织被彻底摧毁。最终的结果，就是苏联的解体。 纳扎罗夫院士指出了知识的重要性，而知识的运用首先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但由于现场指挥员和操纵员的判断失误，最后引发重大事故。判断的失误，源于基本功不扎实，没有完全搞懂各个现象背后的本质，也没有将相关控制系统的作用理解清楚。事在人为，人的能力与水平达不到一定的高度，事情怎么会做好呢？有一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曾经说过，核电站任何问题都来源于人因失误。正是基于对于“人”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我在大亚湾核电站和阳江核电站从事管理工作中特别反对“对事不对人”的中庸作风，而是强调经验反馈和根本原因分析一定要涉及具体的人。找到具体的人，并不是要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通过分析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从而找到导致事件或错误的根本原因，进而采取恰当的技术与管理措施，避免或杜绝类似的重发事件。 要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核电从业者的最大经验反馈，就是要重视核安全文化。核电事业是一个需要大团队合作的事业，组织的导向是第一要素，必须积极倡导并践行“安全是第一业绩”的具有核电内禀特征的绩效观。核安全文化的第二个要素是“人人都是一道最后屏障”的职业操守，只有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作用，组织的功效才能发挥到极致，没有每个人的“一滴水”，便不会有组织的“汪洋大海”。核安全文化的第三个要素是“公开透明”的工作态度，弄虚作假、遮遮掩掩的态度与行为，永远是核电从业者的大敌。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如果说“公开透明”也是一种习惯的话，那么核电从业者要有意识地选择这种习惯，组织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强迫”员工做出这样的选择，使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忠实地践行“个人的安全我负责、同事的安全我有责、核电的安全我尽责”的理念。 道理是直的，道路是弯的。打开核能的大门，将原子核内部潜藏着的巨大的能量为人类所利用，这是人类的崇高目标之一，我们绝不能够放弃。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中，肯定会碰到困难和障碍，需要我们去努力克服。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核安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进和增强核安全，这是人类认识和运用核电规律的不二法门。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整个核电行业的“报警器”，不断地对事故进行反思，可以对核电从业者起到警钟长鸣的震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