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创刊的一份期刊杂志，这一度是我国相当重要的一本理论刊物，曾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称为“两报一刊”。

这就可以看出《红旗》的重要性。但现在已经没有《红旗》杂志了，取而代之的是《求是》杂志，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实际上对于《红旗》改名为《求是》，有一部分人是始终感到不满意的，他们觉得，《红旗》的格局远比《求是》大，如果说改成《求是》是时代的需要，那么现在就应该改回《红旗》，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认为？

· 毛主席亲自倡议创刊《红旗》

1953年时，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当时，毛主席表示，我党此前一直有《向导》等杂志，理论性的刊物则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的刊物，因而我们应该创办一个理论性的刊物，以补上这一块短板。

1958年，我国第一本理论性期刊杂志终于创刊，毛主席亲自从“集思广益”而来的数十个名字里选定了《红旗》作为它的名字。

毛主席是有“红旗情结”的，他在自己的诗词里曾多次提及红旗，比如“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等等，红旗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是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从延安到西柏坡、从农村到天安门广场上一切胜利的象征。

因而，我国第一本理论性刊物就定名为《红旗》，杂志的刊头是毛主席亲自题写的，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杂志上正式标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主席决定的。

正是因为《红旗》从创刊以来的“规格”就特别高，所以其编委阵容也格外强大，包括了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他们都是理论知识丰富、职务高的干部，为《红旗》杂志也出了很多力。

在《红旗》创刊之后，发表过很多著名的社论，也大力宣传过毛泽东语录，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舆论阵地。毛主席对于这本杂志也格外关注，不仅几乎每期都仔细阅读，他本人也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

《红旗》杂志还有三面红旗，那就是专门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专门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向东和专门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这是三个集体写作班子，专门负责向大众传递这三方面的内容，一度很受读者欢迎。

而且，毛主席，当年中苏论战时，《红旗》也是一个主要阵地，红旗杂志的影响力，曾经覆盖过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期刊杂志，海内外发行量高达数百万份，可以说是相当畅销。

但现在，曾经风头无两的《红旗》杂志早已改名为《求是》，“两报一刊”中也只有《红旗》落得如此下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与时代和《红旗》编辑部的问题都有关系。

· 从《红旗》到《求是》，是时代需要

在动荡时期，《红旗》杂志也难免受到牵连，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总编辑、副总编辑等人相继遭到处理或审查，《红旗》杂志遭受了重创，不仅连着好几期没有刊印新内容，后来连有影响力的内容都写不出来了，导致《红旗》杂志的声量步步减弱。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虽然《红旗》杂志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但这本杂志本来就是以内容质量高出名的，没有了好文章之后，《红旗》其实在那时候就不能和《人民日报》相提并论了。

而到了1978年之后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红旗》的沉默成为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8年，《光明日报》刊发了一篇引发全国大讨论的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一场解放思想、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运动在全国展开，社会各界都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红旗》杂志却保持了沉默。

大家都知道《红旗》的定位就是党内的“宣传口”，可在那个大家都在讨论接下来中国的路该怎么走的时候，《红旗》最后一任总编辑熊复却一意孤行地认为，他们不应该介入这场讨论，不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让《红旗》在这场大讨论中“失去了颜色”。

有人认为，熊复很显然是支持“两个凡是”的，所以才不愿意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管是不是因为这个，《红旗》的沉默让它彻底“落后于”时代。其实，当时有很多读者都对《红旗》怀有感情，不管是党内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曾给《红旗》投稿，希望能够刊发自己的相关文章，但熊复就是无动于衷，在涉及到思想路线的问题上，都一律按此前的论调处理，这让越来越多读者对《红旗》产生了意见。

1978年9月，《红旗》杂志社找到了老革命谭震林，希望他能在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时发表一篇悼念文章，谭震林一口答应并按时写完了文章，只不过在文章里他多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让熊复感到很为难，他想让谭震林把此类观点都删除再发表，后者就是不愿意，最后两人还吵到了中央。

邓公得知此事后，批复认为这篇文章“很好”，如果《红旗》不愿意刊发，就由《人民日报》刊发。

其实，这就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而且，中央多名高层领导都认为，《红旗》在当时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卷入”真理标准的探讨，本身就是一种“卷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到了这个时候，熊复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同意《红旗》刊发探讨“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但那时已经是1978年底，基本上是“大局已定”，《红旗》再刊发相关文章，也无法挽回其影响力了。

逐渐地，《红旗》杂志在我国舆论阵地上被边缘化，到1987年，中央决定将《红旗》停刊，由中央党校主办党内理论刊物《求是》。

《求是》这个名字来自于“实事求是”，这是当时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烙印，《红旗》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 应该改回《红旗》吗？

毫无疑问，在解放思想的年代，《红旗》这本理论性刊物的落后，是有问题的，但这似乎不妨碍现在仍有很多读者怀念《红旗》这个名字，不少人认为，如今应当将《求是》改回《红旗》，因为“求是”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而“红旗”的格局则更大一些。

支持者认为，“求是”是资本主义也可以用的，是一种思想方法，而“红旗”则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它象征的是一个伟大的党和国家的性质和目标，它完全可以指导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则不可能指导“红旗”，所以，“红旗”的格局更大。

而且，支持者还觉得，在如今的时代，很多名字的更改已经让人眼花缭乱，甚至献出了自己的“浅薄无知”。比如，支持者觉得，人民群众这个称呼就很好，现在又改回旧称“老百姓”，似乎就少了那种“当家做主”的味道；比如，干部叫“官员”了，人民警察叫“警官”了，似乎就多了一点资本主义的味道，少了一点亲近人民的亲切感。

在这一基础上，支持者认为“求是”是此前一个时代的烙印，现在大家已经都明确接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党的理论刊物也应该重新改名为《红旗》，因为《红旗》才是永恒不变的、指导我们的前进方向的旗帜，只要高举红旗，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当然，从名字上来看，可能“红旗”的格局是大一点，但《求是》作为《红旗》的延续，体现得也是时代特色，同样是这个时代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不改回“红旗”，也不代表它就“浅薄”了。

《红旗》是《求是》的前身，这是无可否认的。

这充分表明，《求是》是《红旗》的延续，是《红旗》顺应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就像我们的指导思想一直都有与时俱进地发展一样，党的舆论阵地，自然也是要发展的，其实也不必一定要追求改回《红旗》的原名。

因为只要我们心中有《红旗》，红旗就能一直照耀着我们前进，那些损公利己、倒行逆施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