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互联网
在百年变局下实现民族复兴大业，需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都有恰当的应对。这需要准确预测未来几年世界格局的变化，尤其在全球经济整体呈现下行的趋势时，需要通过同时考虑以下五个方面——中美博弈、巴以战争、俄乌冲突、多极世界的发展，以及全球多维度困境，找到应对之策。我们在原有大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双边关系、风险等指数的构建及全球热点追踪、基于信息论的全球政治不稳定性的时空演化、基于复杂性科学的国家内政和双边冲突的演化）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新的量化分析方法，对于上述五个焦点问题进行预判。 1 中美关系 近几年中美关系陷入急剧调整，许多讨论都集中在修昔底德陷阱甚至热战是否不可避免。因为俄乌、巴以冲突的爆发，中美博弈在近几年演变成直接战争的概率，虽然不是零，但极其微小，只要我们努力不陷入美国设计的陷阱。事实上，中美博弈的核心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美西方的目的已然非常明确，其与目标有关的行动就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即便在某个阶段看上去比较缓和。对中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与用“冷战”还是“热战”来描述，关系不大。近几年，美国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时不时通过我国的香港、台海、南海、新疆、西藏等地区说事。这里仅简要讨论两点：市场和核心科技及产业。除了禁止华为的核心产品进入美西方市场，2022年10月，美国通过了禁售14nm以下的芯片给中国的法案。后因中国在电动汽车和新能源领域成绩过于优异，没法足够好地遏制中国发展，就修改了法案，芯片尺寸小于28nm以下的，都属于禁售范围。2023年初，美方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在北美生产的电动汽车可享受7500美元优惠。这一法案基本阻止了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北美市场。2023年12月2日，该法案被加强——用了中国制造的新电池的新能源车，也不能够享受7500美元的优惠。因此，北美市场也对中国新电池关上了大门。容易理解，等欧洲各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后，很多国家也会跟随美国所为。关闭市场是近几年流行的脱钩论的根本内涵。其中一个直接后果是会让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甚至撤资。同时带来在华外籍人员的大幅减少。
美国遏制中国的目标可用一个基本变量，显示性比较财富（revealed comparative wealth, RCW）来表示。RCW是一国人均GDP与世界平均GDP之比。它是刻画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参量，就像马赫数是刻画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参量一样（如马赫数大于1为超音速，小于1为亚音速）。图1a）展示了1960~2022年间中国经济演变的历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现在的人均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表现为RCW接近1。为有效打压中国，美国最希望的是中国的RCW从现在的世界平均1降至2010年的0.5左右。2010年是中美关系质变的一年，因为那一年美国已不得不通过形成国际联盟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换句话说，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了美国所允许的极限。让中国的RCW从1降至0.5，不易实现，所以美国的中短期目标是希望中国的RCW从1降至0.7左右，即人均收入下降30%左右。
为弥补因中国经济衰退而减少的世界市场，美国已加强在越南投资，并让全球市场都对越南开放，以帮助越南的RCW从0.3增加至1左右。美国同时也鼓励印度发展，希望其RCW从不足0.2增加至0.4~0.5，见图1（c，d）。同时获益的还有墨西哥等国。为保证其目标的实施，美国也正联合西方诸强，包括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经济联系，以削弱中国。他们的这些行动，在近期全球国际新闻里已有很多体现。虽然因为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持续高通胀及美国长时间加息，美国的计划尚未如期奏效，但是毫无疑问，东南亚已成为美西方遏制中国的一个主要经济战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防止出现日本那样的持续衰退。如图1b）所示，日本近30年经济持续衰退，RCW已从1995年的8.16退至2022年的2.7左右。中国2022年的RCW已比2021年衰退了2%，如图1a）所示。因2021年中国的总GDP为120万亿，所以，2%相当于2.4万亿。这也是造成2023年全国多地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2 巴以战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作为以色列和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间冲突的一部分，由来已久。追溯历史，冲突的核心是不同民族对有限土地的争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犹太人回迁至此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建立犹太国家。自此，耶路撒冷历经沧桑，巴勒斯坦难民逐渐增加，巴以冲突也逐渐“常态化”。其中，70多年间，爆发了六次大规模中东战争（1948~1949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1967年的“六日之战”、1973年的“救赎日战争”以及1982年和2006年的两次黎巴嫩战争）以及不计其数的民间冲突。近几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居住环境的极限挤压，基本已使后者建国的愿望成为了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这对于将建国作为根本大业，甚至可以为之牺牲的许多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转折点发生于2023年10月7日。经过几年不可想象的努力，在没被以色列和美国发现的情况下，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偷袭，并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按立场和视角不同，全球各国对哈马斯的行为有不同定义。但无论哈马斯多快会被以色列彻底打垮，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梦想不仅已被复活，而且“哈马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被以色列消灭的想法或意识形态。鉴于巴以战争已进行了五个多月，以色列不仅时不时遭受重大损失，同时类比强大的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历经一、二十年的艰苦努力都不能竞功，只能推断，巴以战争在巴勒斯坦实现建国梦之前，已不可能和平结束。巴勒斯坦国能否建成？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所有参与方可能有的行为。一个重大问题是美国和伊朗是否会直接参与。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直接参与冲突与美伊的利益和目标相悖。但是，小规模的冲突，尤其与面子有关的，有时不可避免。因为让巴勒斯坦建国成为惟一出路，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希望出现之前，中东地区基本没有国家，包括沙特、埃及，会遵循美国意愿，与以色列交好。但是，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以色列内阁，也不可能改变对哈马斯打压的方式，因为改变等价于承认失败。更致命的是，巴以两国方案在2000年左右已经基本死亡。所以，巴以战争只能持续下去。因哈马斯并不能对以色列造成生存威胁，所以战争的强度会变小，巴以战争会变成巴以冲突，并逐渐演变为持续的巴方或同情巴方的组织（包括胡塞武装）对以的“恐怖袭击”。需要注意的是，中东战场的开辟，极大地帮助了俄在俄乌冲突中取得主动权。
3 俄乌冲突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利用国际新闻媒体大数据，我们通过计算俄乌各自的风险及美俄双边关系动力学的变化，预测俄罗斯为了安全考虑，只要美西方不作任何退让，俄乌冲突不可避免，并且假如美西方对俄施加极限制裁，则俄必须让战事发展缓慢，以便制造巨大的难民潮，削弱乌的实力，同时长期拖累欧洲各国，以保证自己在全球阶层结构中的位置。
前面已提到，巴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俄罗斯，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俄直接参与帮助了哈马斯。因为这个原因，只要俄乌冲突尚在继续，俄就不会让巴以战争在巴勒斯坦建国前结束。这可以通过支援哈马斯、胡塞武装、甚至帮助建立愿对以作战的雇佣兵实现。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是否很快能基本结束？确实，美国已经想脱身，以便能更好地对付中国。但是，英、法、德、日等强国，反而会加深参与的程度，因为这是他们在世界变得多极时，变强并成功发展成为其中一极的最佳途径。由此可知，在乌克兰自愿完全放弃前，俄乌冲突不可能结束。但是，这些强国会避免与俄直接对抗。在和平、安宁完全到来之前，美西方会努力在中亚“经略”。如国际新闻近期报道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吉斯坦都已出现情况。美西方也会同时帮助乌对俄实施干扰或“恐袭”。我们认为，巴以、俄乌战争的后期，因为战争双方实力的悬殊，都会变成其中一方干扰另一方、并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状态。
4 多极世界 论及多极世界，必须提及美苏对峙期的两极世界。那时，美苏是世界的两个中心。苏联解体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是一个单极世界，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有学者（如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2017年是个分界点，世界变成了三极——美、中、俄。虽然这个观点并不被普遍认同，但美霸权确实在被挑战。前面已经提到，随着俄乌冲突的继续，英、法、德、日等国会通过援乌发展军事并变强。所以，往后，世界会不折不扣地变得多极。值得强调的是，美苏对峙期的两极世界，美西方和苏联阵营，基本是独立的。苏联阵营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不太增长；而美国的阵营则是一个由创新驱动并由幂律刻画的系统，更准确地说，由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定律刻画；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是对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幂律分布现象，即常说的马太效应、二八法则的推广。在全球阶层结构中，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定律最大的作用是决定利润的分配。如两个国家合作，利润分配基本按r：1方式进行，其中r是两国人均GDP之比。这决定了一个不发达国家与中国合作能得到的利益约是与美国合作所能得到的利益的六倍。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美苏间的缓和政策期，因增加与美的贸易，苏联不得不削弱与其卫星国的贸易。虽然这个贸易对美国来说微不足道，但还是削弱了苏联卫星国的实力。这等价于削弱了苏联阵营的实力。近些年尚在发展的多极世界，与美苏对峙期的两极世界截然不同，因为现在不同的极不再独立，而是紧密耦合、相互作用的。事实上，为了持续变强，各极都不得不努力争夺世界市场。因此，产业链保卫战、对产业链升级的打压、价格战等，都会变得更加激烈。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这相当于全球市场持续萎缩、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甚至衰退。
5 困境与破局 当今世界经济的困境，是由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巴以战争、全球范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中美博弈的加剧、随着气候变暖发生的各种更频繁、更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其后果是极其严重并且是多方位的。比如，非洲的经济发展已几乎看不到活力。非洲的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已陷入经济危机；东西非的枢纽国家，加纳、肯尼亚，及北非的埃及，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以维持国家运行。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的数据，IMF的表面利率是8%。即使忽略贷款背后的各种限制性条款，如让货币贬值等，在世界经济持续下行之际，IMF的利率肯定远高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已向IMF贷款的国家，日后经济发展会非常困难，甚至深陷债务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以埃及为例，其在2016年底得到IMF120亿美元的贷款后，其2017年总的GDP比2016年少了967亿美元，2018年继续比2016年少827亿美元。拉丁美洲虽说是“美国的后花园”，其状况并不比非洲好多少。近一年多，其新闻的主旋律都是各种社会不安宁。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为经济不景气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包括贩毒活动的加剧。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会是往后几年拉丁美洲的主旋律。巴以战争爆发前，中东和东南亚是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两个区域。未来，它们仍将是最富活力的区域。中东的经济活动，主要将在基建行业，虽然沙特、阿联酋等国希望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提升其在价值链的位置。在不久的将来，美西方会鼓励沙特、阿联酋等国加强投资人工智能。但当这些国家发展到可能对美国的技术构成挑战时，美国又会通过吸收他们而阻止这些国家继续发展。至于东南亚，如前所述，已成为美西方遏制中国的主要经济战场。因为美国的重新布局，尤其美国对中国的单向市场脱钩，已让全球市场大大萎缩，即目前世界市场已进入收缩期。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乏力的根本原因，并造成许多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挣扎求生。其中一个后果是恐怖活动会加剧，包括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破坏。对于中国，破局关键在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让其他手段如政治、社会、文化、军事服务于这个大局，并使国家计划和自由竞争能够相辅相成，这也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优势。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面对美西方单向脱钩，我们可以对等考虑关闭某些市场，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二是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培育开放和创新精神，拉近与美国在创新方面的距离。三是加强我们在国际上的优势产业，如电动汽车和新能源产业。真正价值巨大的产业，是能够提供全球每家每户都需要且非廉价的产品。四是协调流通，加速我国成熟的高科技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应用。五是增强我国在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并灵活设计能帮助合作方的物-物交换机制。
*文章原刊于《环球财经》2024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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