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三国志》多被后世史家视作一个整体。刘宋时，宋文帝便曾命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而《隋书・经籍志》中也是直接著录“《三国志》六十五卷”，并附注“叙录一卷，晋太子中庶子陈寿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
实际上，陈寿在修书时，魏、蜀、吴三国史事却是各自单独成书的。汉末三国之际，曹、孙、刘三家之间或互为对手，或联合抗敌，史事纷繁复杂，再加上三者史事各成一书，因此《三国志》中经常会出现同一件史事分列两书乃至三书之中的情况；而各书之间也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对同一件史事进行多角度的叙述。而这种多角度的叙事，也展示了一幕幕多维立体的历史事件。
以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秋，曹操南征荆州一役为例，《三国志》在其《魏书》部分，对此事的叙述多侧重于荆州士人的拥曹言论，希望以此证明曹操方面挟汉天子以征讨天下的正统性，并为后来汉魏禅代以及魏晋易主的合法性进行解释。而在《蜀书》部分，其叙事多突出表现了刘备方面诸多重要人物的高尚品格以及武勇忠贞，体现了他们能够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的内在因素。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秋，曹操挟战胜袁绍、基本平定华北之威，亲率大军南征，顺利攻占荆州大部分地区，饮马长江。曹操对于这次南征，准备充足，志在必得。同时，长期掌控荆州的刘表却恰巧在曹操南征之前病故，继掌荆州的嗣子刘琮年幼暗弱，再加上荆州文武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面对曹操大军时，没有战意（平定荆州后，曹操曾“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可见荆州官吏中通曹者甚多），因此曹操顺利控制了荆州大部。而依附刘表的刘备集团，兵微将寡，在刘琮方面投降后，面对曹军大兵压境，只得无奈转移，并与虎踞长江南岸的孙权集团结成同盟，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
曹操此次南征，从其前后过程来看，几乎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但这场看似一边倒的战役，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情节：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坂桥这些典故，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晓。这固然离不开罗贯中生花妙笔的功劳，但考其源流，陈寿《三国志》却是滥觞，而以习凿齿为代表的历代史家亦在其中出力甚多。可以说，荆州之战从整体上来看，刘备集团在军事上遭遇了失败；但从个人角度来看，刘备方面的许多重要人物却在此役中上演了自己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幕。
刘表
自汉献帝初平年间以来，荆州地区一直为刘表所掌握。在汉末群雄中，名士出身，被时人誉为“八顾”之一的刘表并非以雄才大略而著称，但其理政安民之才却并不差，在他的治理下，荆州地区成为了乱世中难得的平静之处，《后汉书》记载“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至于军事实力，虽不及曹操、袁绍等北方豪强，但也“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绝非一股可以轻视的力量。
不过等到曹操准备南征荆州时，曹、刘双方的实力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曹操方面在彻底击败袁绍势力后，基本统一了华北地区；同时，经过多年战争的历练，曹军上下兵精将猛，士气高昂。而反观刘表方面，不但外有强敌，内部也混乱不堪，“属下亲曹势力与反曹势力的对立、长子刘琦与幼子刘琮嗣位之争等问题”互相交织，极大地损耗了刘表集团的实力。
当曹军正式开始南征后，刘表又恰巧病故，嗣位之争中获胜的刘琮在属下亲曹势力的诱劝下，不战而降；而与曹操势不两立，但又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则只能开始战略转移，荆州战役完全成为了一场追击战。
由于战役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激战，因此陈寿在其《魏书・武帝纪》中，以极为概括的语言叙述了这一战役的过程：“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相比于之前的曹操、袁绍大战，陈寿对荆州之役具体过程所费的笔墨确实非常少。
这一情况同样也出现在曹魏集团众多重要将领的列传之中。比如曹仁是“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 ，曹洪是“别征刘表，破表别将于舞阳、阴叶、堵阳、博望，有功，迁厉锋将军，封国明亭侯”，田畴是“从征荆州还”，满宠是“建安十三年，从太祖征荆州”，乐进是“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徐晃是“从征荆州，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而对率军追击刘备的曹纯，也只提及他“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
陈寿
相比于平淡无奇的战役过程，陈寿在《魏书》部分，将荆州之役的记叙重点放在了荆州集团内部亲曹势力的言行上。
刘表在汉末纷争中，态度比较消极自保，北方曹、袁官渡大战时，袁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但其内部许多重要成员对于刘表的这种态度十分不满，并逐渐出现了一股以蒯越、韩嵩、刘先、傅巽为代表的倾向于曹操的势力。这些人物在刘表统治后期以及刘琮继位之初，一直鼓动刘氏父子归附曹操，《三国志》在《魏书》部分记录了这些人的言论，准备通过借助荆州士人对于局势的分析，来表明曹操集团在汉末纷争中的正统地位。
官渡大战时，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曾劝诫刘表：“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韩嵩等人的这段话，对曹操赞赏有加，认为刘表应当“举州以附曹公”。不过由于刘表在荆州日久，且为人“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韩嵩等人的附曹言论还不算入骨。
而当刘表死后，在曹操大军压境的背景下，这些亲曹派在劝降根基不稳的刘琮时，其对曹操的夸赞也变得日益明显。在《刘表传》里，陈寿详细记述了蒯越、傅巽等人与刘琮的对话：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太祖，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
在这段对话中，傅巽将刘琮对抗曹操大军的想法视作“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傅巽的“人臣”指的是刘表、刘琮父子乃是东汉的荆州刺史，而其“人主”一说则将曹操推上了道义方面的制高点。曹操在控制了汉献帝之后，在与其他势力作战时，都是打着汉室代表的旗号，以期获得道义与正统上的制高点。对于曹操这一举动的用意，其对手也心知肚明，周瑜“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这一论断代表了众多反曹势力对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舆论反击。但傅巽却认同曹操自我标榜的汉室代表这一观点，认为曹操南征北伐，本质上是替汉室征伐，抗拒曹操，便是抗拒汉室，刘琮自然也就成为了汉室的逆贼。至于“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一语，其用意也是一样的，视曹操大军为“国家”的军队，将其摆在了正统代表的位置之上。
陈寿
陈寿如此着力借荆州士人之口指出曹操乃是正统代表，与其编修《三国志》时的政治环境有关。陈寿身为西晋史官，需要为司马氏统治的正统性张目，司马氏受魏禅而得天下，而曹魏皇帝的帝位又得之于汉室的禅让。按照清代大史家赵翼的观点，那就是“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为了替汉魏禅代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在《三国志》的《武帝纪》中，陈寿对曹操一生的征战进行了详细叙述，并大量采录了汉献帝策命曹操的文告，赵翼对此种书法评论为“如《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之类，一似皆出于汉帝之酬庸让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总的来看，陈寿对汉魏禅代的历史解释就是汉末天下大乱，曹操对汉室有再造之功，因此汉室将天下让给曹氏也是理所应当的。
具体到叙述荆州之役时，陈寿大段采录傅巽等荆州士人的言论，乃是其《三国志》整体正统思路的延续，而傅巽等人身上所具有的荆州刘表集团幕僚的身份则使其论点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体现曹操乃是汉室代表。
另外有趣的是，与韩嵩一起劝刘表“举州以附曹公”的别驾刘先，其人曾发表过一通驳斥曹操自命汉室代表的言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曾引用了一段《零陵先贤传》中的记载：“先字始宗，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为刘表别驾，奉章诣许，见太祖。时宾客并会，太祖问先：‘刘牧如何郊天也？’先对曰：‘刘牧托汉室肺腑，处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群凶塞路，抱玉帛而无所聘頫，修章表而不获达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诚。’太祖曰：‘群凶为谁？’先曰：‘举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先曰：‘汉道陵迟，群生憔悴，既无忠义之士，翼戴天子，绥宁海内，使万邦归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既蚩尤、智伯复见于今也。’太祖嘿然。”
可见，刘先这些后来所谓的荆州内部“亲曹派”士人，其内心深处对于曹操所谓的汉室正统代表一说，其实也并不深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曹操与袁绍、刘表这些汉末群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真正让他们倾向于曹操的应当是“曹公之明哲”，而并非所谓的“逆顺有大体”。但陈寿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收录这段刘先对于曹操“奉辞伐罪”言论的反驳，而是记录了傅巽等人劝谏刘琮降曹的说辞，从其材料取舍之间，亦可看出陈寿在正统问题上对曹氏的维护。
刘备
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荆州之战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获胜的曹操方面，在此战中反倒没有留下太多令人值得回味的事迹；反倒是兵败的刘备集团，其许多核心成员在此战完成了人生中最为绚丽夺目的个人演出；不弃百姓、携民渡江的刘玄德，单骑救主、义贯金石的赵子龙，瞋目横矛、喝退曹军的张翼德，可以说都已成为了广大中国人心目中的经典形象。
成书于西晋时代的《三国志》，必须以曹魏为正统是一个不可讨论的政治问题，但西晋方面对刘备集团以及蜀汉政权的态度也并非完全敌视，相反却保留了相当的宽容度，甚至对其中的一些英杰人物还多有赞赏。
西晋初年的名士、晋武帝亲信傅玄对诸葛亮推崇备至，认为“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遗刃，出有余粮，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镇之”。司马炎本人也曾对樊建感叹道：“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泰始年间，晋廷曾专门下诏褒扬诸葛氏父子，认为：“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而陈寿本人更是受晋廷的诏令，进行了“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的整理活动。西晋的秦州刺史张辅更是公然认为“魏武帝不及刘备，乐毅减于诸葛亮”。
对于刘备集团中那些操行上有可取之处的士人，西晋方面亦多有褒扬，比如晋武帝曾下诏表彰父子两代都为刘备集团战死的傅肜、傅佥父子，认为：“蜀将军傅佥，前在关城，身拒官军，致死不顾。佥父肜，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值得注意的是，晋廷褒扬诸葛亮、诸葛瞻父子与傅肜、傅佥父子的用词乃是近似的，都提及了“天下之善一也”这一问题。可见，在西晋统治者看来，那些为刘备集团舍生忘死的忠臣义士，他们行为本身所蕴含的道德感召力早已跨越了敌对政权间的藩篱，是值得所有人去学习的。
另外，由于蜀汉集团本身长期偏居西南一隅，在三国中力量相对最弱，西晋王朝完成统一后，其残存影响力对于司马氏统治的威胁几乎不存在，因此在不触及魏、晋正统这一前提下，其历史记述的政治敏感性并不高。另外尽管晋承魏统，但直接灭汉者，乃曹氏也；对于志在复兴汉室的刘备集团，司马氏在感情上也并没有太大的厌恶；而且司马氏在篡位过程中，与曹氏势力连番恶斗，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尊曹魏为正统，但其对曹魏势力的防范程度恐要更甚于对蜀汉的忌惮。
陈寿
可以说，作为一名史家，陈寿需要对蜀汉集团的众多豪杰人物做出相对客观的记录，而西晋初年这种对于蜀汉历史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为陈寿提供了条件。
荆州之战前，刘备集团实力远逊于曹操方面，只有靠依附刘表才能在当时乱世立足。但是由于刘表病死、刘琮投降，单凭刘备之力根本不可能在正面与曹军抗衡，因此逃亡自保乃是刘备明智的选择。而这也决定了刘备方面不可能有光辉战绩可供书写。然则疾风知劲草，危难之际，刘备集团有不少重要人物在此一役中展示了自身的人格魅力与忠诚勇武。陈寿也侧重于从个人的角度来书写刘备方面所经历的荆州之战，一方面向读者们展示了一幅更为全景立体的历史画卷，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刘备方面能够“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的内在精神支撑。
在《蜀书・先主传》中对于此役的记载是：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寥寥几句话，刘备的人格魅力赫然显现于文字之间。因刘表之故不忍攻刘琮，念旧恩也；百姓赴难追随，有仁政也；追兵在后而不弃百姓，有信义也。刘表集团内部附曹势力强大，而且当时曹操大军已然胜券在握，尽管如此，“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亦足可见刘备的人格魅力。
裴松之在注这段文字时引用了东晋习凿齿的评论：“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习凿齿的这番感慨屡为后人所赞同，同时也颇合陈寿对于《蜀书》的编纂安排用意。作为晋臣，受制于官方正统观的影响，陈寿不便对刘备的功业多加赞赏，对刘备的个人品格却很推崇，在《蜀书》里记载了不少可以反映刘备人格魅力的事情，如感动刺客、谦让徐州、三顾茅庐、不咎黄权降魏之责以及白帝托孤等。可以说陈寿在荆州之役里选取刘备逃亡时的这一片段，乃是秉承他贯穿全书的编纂宗旨。
另外陈寿在《蜀书》中还成功地营造了两位当阳长坂坡英雄的形象。荆州之役，刘备根本无力一战，志在逃亡。而曹操当然不会坐失良机，放跑刘备，因此他“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因此刘备的逃亡之路是绝不会轻松的，而负责殿后的将军们无疑是成败的关键。
张飞
《蜀书・张飞传》记载：“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而在《蜀书・赵云传》里则写道：“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曹操所遣追兵乃是曹军精锐，而张、赵二人以自己之武勇，助刘备及其子嗣脱险，表现了刘备手下的豪勇及其对刘备的忠心。《三国演义》里对两位当阳长坂英雄的描写虽然有着文学的修饰与夸张，但其事迹本身却源自《三国志》里的记载。
曹操南征荆州一役在陈寿《三国志》的《魏书》与《蜀书》部分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这一现象的出现缘于纪传体这一史书体例能够从历史事件参与者们的各自视角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对于已经发生了的往事，后人只能通过各式各样的“文本”去接触历史，而多角度的“文本”无疑有助于人们更为全面客观地去了解历史事件。但“文本”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陈寿《三国志》受到其成书时代的影响，其《魏书》部分多侧重于表现曹操的功业与曹魏代汉的合法性，以便维护司马氏政权的正统传承；而《蜀书》部分则更多地体现了刘备集团诸多关键人物的人格魅力与杰出才能，向人们揭示了刘备方面能够在乱世中终成一番大业的内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