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萧克，很多人都会想到那句俗语。

是的，就是那一句：

“粟裕镇大将，萧克镇上将”

一直以来，不少人都认为，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其实是有些底了，毕竟作为土地革命时期红六军团军团长，抗战时期120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又担任过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等。

以这样的任职经历来看，萧克无疑有着授予大将以上资历。

网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许世友对授予上将军衔很不服，曾向周总理提出要求，然而周总理当时只用了一句话就噎住了他：

“萧克也只是上将。”

甚至这个故事还有前半段，即“你看粟裕也只是个大将”，毕竟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是许世友在三野的上司。

不过，这个故事考证不了出处，极大可能是后来人杜撰的。

有关萧克镇上将的故事，真正的出处只有一个。

据曾任萧克将军秘书的马国文（1998年被授予中将）多年后回忆，1955年授衔之前，毛主席曾找到负责评衔的总政治部总干部副部长徐立清谈话，因为徐立清被评为正兵团级，按照道理是可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但徐立清当时一再要求，把自己军衔降低一级授予，毛主席那时确实考虑到评定将衔过多，因此打算动员一部分老干部高风亮节，让出军衔。

毛主席那时对徐立清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是应该授上将的，你两次报告要求授中将，那你就吃点亏带个头吧，把你放在中将第一名。”

然而毛主席当时对徐立清还说了一句话：

“评大将这个事也比较难办，我准备找萧克谈谈，让他带个头，萧克这个人我了解，他在高级干部中是个文化人，给他授个上将，是委屈他了，他是不会计较的，排在第一位，这样，那几个争着要大将的，一看萧克是上将，他们就不好说话了，你们两个人带个头，这次评衔就好办了。”

徐立清将毛主席的话告诉萧克，没想到萧克却摆了摆手，谦逊的称：

“请你转报主席，他那么忙，就不要找我谈了，授个上将已经不错了，战争中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包括我的一些上级领导，不少人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向组织伸手要待遇的？那只是个名而已，请主席放心。”

1955年9月，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

从各方面资料考证来看，元帅、大将军衔授予者，应该是有排序的，但上将之中并没有谁前谁后的说法，甚至包括后来，解方被授予少将，也有人称他是八百少将之首，也可能是网上流传的说法。

如今能够查到的资料中，元帅、大将的名单排列顺序几乎都是一样的，但上将、中将、少将的名单，都是按照姓的比划顺序排列的，如少将名单中，丁盛的名字位列第一，不少地方也有按照职务排名的，比如中将名单中，廖汉生位列第一，因为授衔时，廖汉生任国防部副部长，当时他也是在国防部中唯一一个中将。

值得一提的是，廖汉生在国防部任副部长时，萧克、李达等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也都在国防部任副部长，因此在宣布授衔命令时，两人名字自然靠前。

1950年6月，萧克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部长，1954年11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兼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负责全军的教育与训练。李达当时也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不过，萧克那时也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全军范围内展开“反教条主义”运动。

按照当时人的回忆，本来一开始的氛围是很好的，一切也都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可后来慢慢的就变了味儿。

萧克所在的训练总监部更是首当其冲，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958年5月27日，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因为转变的很快，以至于当时参会的很多人都措手不及，当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也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遇了批评。

据萧克时隔多年后回忆称：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

当时，萧克精神压力非常大，一连几个月，身体几乎吃不消，夫人蹇先佛知道丈夫心结所在，努力劝说他：

“想开些，就没啥。无非是不当官了，只要人在，也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萧克点点头：

“你说得对，只要人在，历史总有公论。”

尽管后来被迫离开了军队，但他始终内心坚定：“不管到哪里，不管干什么工作，都不会消沉，要用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

关键时候，是老战友出面拉了萧克一把。

萧克在家休息期间，不少原来红二方面军的将领，如贺龙、王震、张子意等人都上门探望劝说他，要振作精神。

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很关心萧克的处境，于是提出建议：

“黑龙江垦区准备建一个水库，正缺少人手，我给省委书记欧阳钦打电话，你去那里修水库怎么样？”

萧克一听，眼前顿时一亮，满口答应道：

“行，我干什么都行。”

原来在中央苏区，萧克就认识欧阳钦，两人彼此很熟悉，当时王震给欧阳钦打电话，欧阳钦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萧克也满怀着憧憬到黑龙江任职。

1959年9月，萧克接到通知，任农垦部副部长，但萧克当时已经准备好直接沉下去，到基层一线去劳动，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就到黑龙江修水库。

“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不遗余力把工作做好。”

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热情的欢迎萧克到来，但萧克当时第一个就提出：

“我要重新做起。”

言下之意，萧克是希望能够直接到基层去，参加最一线的工作。

穿了多少年军装，一脱下来，萧克内心深处自然是有很多不舍、

不过，当时农垦部管辖的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集中了大部分的国营农场，其中有不少是转业军人，离开了军队，但做得工作仍然是和军队挂钩，这无疑也给了萧克内心极大的安慰。

萧克到农垦部以后，主要负责农业机械化的工作，但他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军队搞现代化的经验和办法移植到农业生产上，为了能实现这一想法，萧克直接下到农场里，同农场的职工干部一起参加劳动。

在海南岛琼中县一个农场里，萧克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学习农业机械的使用，他拜了海南岛农垦局机务科科长徐文为师，学习开拖拉机，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敲门，就连“师傅”徐文也忍不住钦佩：

“你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犁地了。”

总而言之，萧克深入基层劳动以后，拿出了当年干革命的劲头参加劳动，不仅精神逐渐恢复，还因为长年累月呼吸新鲜空气，身体素质也有所好转，干了不到20天，吐血的毛病也好转了。

对徐文这个师傅，萧克一直到许多年以后还有很深的印象，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徐文因受影响而离世，让萧克十分伤感。

一次路过海南，萧克还专程探望了徐文的家人：

“他是我的老师，看不到他，看看他的家人也是好的。”

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萧克回到北京以后，积极向主管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建议，国营农场要加强机械化，被邓子恢采纳。

萧克在农垦部工作期间，也顶住压力纠正了很多不良的风气。

一次开会谈到拖拉机管理，当时有人表示：

“拖拉机一天能收割800亩地，我打算按照这个标准来定额。”

一席话说出，让在场很多人忍不住议论纷纷，萧克到基层工作多年，自己就会开拖拉机，他对这个标准也不大相信。

会后，萧克亲自向一个富有经验的拖拉机手咨询，这名拖拉机手老实告诉他：

“拖拉机一天收割800亩是做不到的，因为拖拉机要保养擦油，在田间转场要看路，路不好还要找人来修，再说了，开机器的人也要休息、吃饭，实际上，拖拉机一天下来满打满算收120亩。”

萧克一听，也忍不住有些吃惊，毕竟800亩相比于120亩，中间差了六七倍还多。

因此后来再开会，萧克始终强调要尊重实际，在下任务之前，既要考虑需要，又要考虑可能性。

萧克从黑龙江返回北京以后，向王震汇报了情况，并代表农垦部向国务院反映，要求农垦机械生产队要施行“四固定”，即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劳动力进行统一调整和固定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谈真理将此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连连称好：

“农场、地方、农垦部三级不得对生产队瞎指挥，应当为生产队服务。”

有了周总理肯定，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不过，萧克很快发现，在实际执行中，还是有不少问题。

农业机械化带来的高效率性确实让生产大大提高，但随之而来的盲目冒进，却再一次影响了生产发展。

一次，萧克到海南开会，商讨农垦部提出的要在海南开垦600万亩种植橡胶的土地时，也就是在会议期间，他注意到了一个女生产科长，全程一言不发，事后萧克专门找她聊起这件事，这位女科长坦言：

“开垦600万亩地种橡胶，根本就做不到，就算是定植100万亩也难以坐到。”

萧克他知道这个女科长原来是女华侨，是一位熟悉橡胶栽培和管理的农艺师，于是就问了一句：

“怎么达不到？”

听了这个女科长的话，萧克才知道原因，原来海南岛全部的耕地加起来也不过才600万亩，而光开垦600万亩耕地用来种橡胶，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开垦用于橡胶的地，首先要考察这个地方究竟适不适合种橡胶，然后育苗、与优质品种芽接，才能种到大田，换言之，就算是又那么多土地，也不会有那么多芽接的胶苗。

萧克本能的感觉到其中问题的严重性，指标下达与实际的差距太大，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他一下子就想到，之前王震在他赴任前给他的一本书《齐民要术》。

北魏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毕生撰写的《齐民要术》，其中就有这么一句话：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萧克在考察了一个橡胶园后，及时把发现的情况报到了中央，在中央有意识的调整下，这才缩减了目标。

不仅仅是海南，当时全国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农场播种面积达1000万亩，但粮食总产量只有2.5亿斤，萧克当时去黑龙江垦区考察，一个给他当过公务员的老农工告诉他：

“地里的草长的比庄稼还多，怎么能打下粮食。”

草怎么会长的比粮食还多，萧克打听了以后才明白，原来是农场盲目追求种植亩数，栽苗后来不及管理，就又加紧开垦种植新地去了。

1962年夏，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召集农垦部负责人萧克汇报工作，在简单了解了这一情况以后，汇报给了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干预下，北大荒种植面积从原来的1000万亩缩减到了570万亩。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正确性，到1963年，包括粮食在内的瓜果蔬菜不仅没有减产，反而还增多了不少。

不过，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因萧克在农垦部主抓的几项工作，也遭到了莫名针对，特别是由于萧克在农垦部的几项工作，都是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导致了萧克的处境更加艰难。

1969年12月，萧克被下放到了位于江西永修的云山垦殖场农垦部五七干校。

当时，周总理出于实际考虑，希望萧克能带一个厨子过去，好照料他的生活，萧克感动之余，却摇头表示拒绝，因为他此去江西，是接受再教育，带一个厨子过去影响不好。

到江西以后，萧克被安排在云山垦殖场职工医院宿舍一间只有十余平米的小房子里面住，房间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木板床和断了腿的桌子，不仅如此，整个房间四处漏风，尽管萧克找来几张报纸糊住房间四周，但仍然寒冷异常。

可面对如此境遇，萧克却很淡然，以前革命战争时期，刀山火海，什么环境没住过。

萧克来的时候，夫人蹇先佛给他准备了被褥以及换洗的衣物，剩下的就只有满满一大箱书，包括一部分马列书籍和《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史哲学类书。

“我自江西来，又回江西去。昔日草鞋行，今朝飞车遽。轻装怀马列，悠然赴“五•七”。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云山赋归欤，老骥兮伏枥。”

尽管天气寒冷还能够想办法克服，但一想起自己妻子儿女都天各一方，萧克的心里也忍不住一阵怆然。

因为屋子里没桌椅板凳，平常读书写字连个地方也没有，萧克自己拜了一个木匠师傅，打了一些板凳、桌子、书架等家具，并上好了油漆，就是这些简易的家具，陪伴萧克渡过了几年难忘的岁月。

萧克朴实的作风也赢得了云山垦殖场百姓的尊重。

九一三事件后，萧克的境况有了一丝好转，被允许参加干校党的小组核心扩大会议，1972年1月16日，萧克又接到了通知，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这让萧克的心里又忍不住一阵激动。

1972年2月，萧克接到了返京的通知。

萧克在电话里问了一句：

“带不带东西？”

对方答：

“带，全带上。”

萧克明白了，这是召他回京。

来时萧克随身带的东西很少，但走的时候却带了很多，就连他自己做的桌椅板凳，也都一并带上，回到北京以后，萧克暂时住进了夫人蹇先佛的水电部宿舍。看着眼前的桌椅板凳，蹇先佛也十分诧异，多年陪伴生活就连她也不知道，丈夫竟然还有这样的手艺。

1972年4月20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找萧克谈话，当时军委已经决定，萧克重返军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

在军政大学所在地红山口，萧克激情满怀，挥笔写了一首诗：

云山挥别返幽燕，金铎重操育后贤。

美玉自来雕作器，英才须以学为先。

古稀已近焉知老，前景方长敢著鞭。

报国虽期马革裹，红山也是清凉山。

一直到1987年，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为萧克等同志在因教条主义受到错误彻底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彭老总晚年曾深悔这件往事，曾拉着侄子彭启超的手嘱咐，一定要他代表自己道歉，1976年10月，彭启超依言到萧克家中拜访，并谈及当年往事，代表彭老总诚恳致歉，萧克也忍不住感慨：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早就不介怀了，难为老总来记得我，真是不胜荣幸，感谢你专程过来一趟。”

萧克将军的风骨，让人不禁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