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10日，姚雪垠诞生在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西乡姚营寨一个地主家庭。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庭，如今已只剩下残垣断壁和无尽的哀愁。9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这个家庭——家中房屋被土匪焚毁，家财被洗劫一空。年幼的姚雪垠随父母逃到县城，开始了他的私塾生涯。

一年半以后，姚雪垠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了教会办的鸿文高等小学。在那里，他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也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向往。1924年小学毕业后，他曾满怀壮志地去洛阳，准备投身吴佩孚的幼年兵营，然而却因长兄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如愿。转而，他去了信阳，插班进入了教会办的信义中学初二年级。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年轻的学子。冬天，学校提前放假，在回乡途中，他与次兄一起遭遇了土匪的绑票。幸运的是，他被一个土匪头目认为义子，在匪群中厮混了约一百天。这段经历虽然惊险，但也让他对社会的底层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四五年中，他基本失学在家，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黑暗让他倍感苦闷和窒息。

然而，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激发了姚雪垠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1929年，19岁的姚雪垠在《河南民报》上发表了其处女作《两个孤坟》。这篇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处女作见报的十余天后，姚雪垠给该报的副刊主编写了一封信，发表了一通对报纸副刊舆论导向的意见。他认为，从报纸上是根本看不到“现实社会的真相”的。因此，他建议《河南民报》不要发表那些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看得懂的“高深文学”，而要从“大多数的河南民众”的阅读需求出发，担当起“大众的留声机”这样一个重任。

在探讨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姚雪垠曾多次强调，“写李自成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是全书的总主题”。他进一步阐述道：“虽然这部估计三百万字以上的历史长篇小说包含一些副主题，但上述一大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是总的主题思想所在，一切支流都归宗于它，如同俗话所说的‘百川归海’。”同时，姚雪垠还不断强调《李自成》的创作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毛主席的具体关怀。

当年毛主席谈到姚雪垠，语气中带着几分赞许和几分调侃地说：“姚雪垠会写文章。当然，文章也有毛病，读后给人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感，恐怕是作者的清高吧。”就在这时，毛主席抽着烟，在听其他同志发言时，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有点神秘地朝王任重招了下手，示意他过去。王任重问道：“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主席笑了笑，那笑容里透着一种亲切和信任。他说：“任重同志，我忽然想起一桩事情，得要你去办一办。”说到这里，他又大口抽了口烟，缓缓吩咐道：“姚雪垠给我寄来的《李自成》第一卷，我看过了上册，写得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对他要加以保护，让他继续把书写完。”

其实，当我们深入探究姚雪垠的创作心路时，会发现这一表面的“理性意图”之下，隐藏着更为复杂和多元的艺术追求。在后期与茅盾的通信中，姚雪垠曾透露过他更为真实的创作初衷：“我写此书，原想写出明、清之际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动态，通过再现历史的广阔生活场景和各种代表人物描绘出复杂多彩的历史画卷。”

姚雪垠本性上是一位喜欢深度探究人性深度的作家。他一向认为“作家的重要工作不是去替人物照相，而是去创造人物”。“照相”是平面的，“创造”是立体的，塑造人物就是要把人物的立体感充分地揭示出来。对于那些已盖棺定论的“英雄人物”，他万万不敢拿来冒险；而一马平川式的人物又不符合他的审美口味。因此，他选择了剑走偏锋，即在保证“路线”正确以及正面人物没有闪失的情况下，把深度的艺术性探求留给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和无涉于“政治”的细节描写。

这种艺术追求在崇祯皇帝这一角色的塑造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崇祯并非《李自成》的主角，但姚雪垠却在他身上投入了缜密的心思。他努力将崇祯写成一个生活着的人，而且是他这个人，并不是别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一般的亡国之君。二月河就评价姚雪垠：李自成这个人物写的不讨喜，崇祯倒写的不错！

除了深厚的理论素养外，姚雪垠创作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的渊博学识。他的生活经历丰富多样，学生出身的他当过教员、教授，甚至“做过”土匪，当过兵，熟悉农民、知识分子、官僚等各行各业的人群。这样的生活积累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同时，姚雪垠还具备相当深度的史学功力和相当广度的杂学知识。

姚雪垠对历史学的研究，可谓是下足了切实功夫。他不仅仅满足于泛泛地阅读史料，而是深入其中，进行了细致的辨伪和疏证工作。特别是关于晚明史的几篇考证文章，直接展现了他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他像一位考古学家，细心地挖掘着历史的尘埃，试图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时代真相。

艺术的虚构并非任意的、超时空的玄想，而是对典型环境中典型形象的塑造。它必须建立在生活和知识的厚实地基之上，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审视。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在高扬英雄主义主旋律的同时，还表现出了明显的人道主义精神。

然而，这一点却被许多论者所忽略。有人认为第三卷“洪水滔滔”单元对张成仁和香兰一家生活和命运的描写过于冗长，与主题游离。这其实是对作品主题内涵的复杂性以及作者的匠心缺乏了解的表现。作者写这段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意为之。他试图通过这段描写，展示李自成军的行为与普通百姓的利益距离正在拉开。这个由13章组成的大单元，突出表现了作者人道主义的悲悯意识。

在改革开放之前，作者谈到小说中的人物时，曾说田见秀是大顺军中的“右翼”，在当时的语境中似有贬义。但细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田见秀其实是大顺军中的理性和良心的代表。他与李岩、高夫人、宋献策以及王长顺、尚炯等人一起，构成了大顺军中的一股清流。当读到李岩、田见秀与李自成意见相左的情节时，我们不禁会感到，作者的价值立场与感情倾向似乎更倾向于岩、田而非自成。或者说，他们各自都有其合理性存在。

例如，李岩屡次提出在河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同意悬军东征，但终不被采纳。而田见秀则谏阻自成杀害为开封运粮的百姓，怜惜他们被剁手，又不忍见长安百姓被饿死。在退出时，他没有遵旨烧粮，而是选择了以粮资敌。这些情节都展现了田见秀等人的理性和良心，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在人道主义精神上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