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底的一天，作家阎明来到沈阳签售自己的新书《往事不忍成历史》，沈阳的读者对他报以热烈欢迎，还有很多“四野”的老战士也表示感到高兴。

除了作家的身份外，阎明还有另一个身份：阎仲川之子。

“四野”走出的杰出人才

阎仲川于1922年出生于河北定兴县杨村镇的普通农民家庭，成长的过程中他吃过很多苦，也逐渐产生了反抗的想法。

当日寇的铁蹄不断践踏中国土地时，阎仲川十几岁时就去参加了八路军，战场上的勇敢、机警的表现更是让组织认为他是一个可塑之才，再加上他的年龄很小，更容易得到培养。

就这样，阎仲川一步步升任为晋绥军区作战科参谋。

抗日战争于1945年8月以日寇的无条件投降而结束，随后，阎仲川便被晋绥军区司令吕正操选中，一同前往东北。

阎仲川也很清楚，东北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国共之间谁先占领了东北，谁就赢得了胜利先机。

尤其是对于中共来说，东北地区北部就与苏联接壤、东边为朝鲜、西南就是中共早已经营多年的晋察冀根据地；且从资源来看，东北本就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发达的工业，这对经历一场大战后的中国是极为关键的。

国民党当然也想要东北，但他们最初在九一八事变后实施的九一八事变本就是放弃了对东北的控制，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此地浴血奋战14年，当地老百姓心中自然是更青睐中共军队的。

毛主席充分考虑后也评估了东北在敌我力量对比、经济优势等问题，不仅早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了“注意东北”的建议，抗战结束后也全力争取东北的战略部署。

当时他在发表讲话中谈到：“从我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这些讲话也深深引发了阎仲川的思考，尤其是那种“走一步看三步”的长远规划。

在东北革命与工作的过程中，阎仲川从参谋逐渐升任为科长；随着他进步越来越快，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从中南军区作战处副部长不断升任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

那是在1969年，此时的阎仲川不过47岁。

当时他在工作中主要考虑的事情是北方的苏联。

早在1961年，总参谋长罗瑞卿就主持召开了一场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了“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此前的二战也说明这种作战方式是很有必要的。

在开会研究讨论下，各大军区都成立了“防突办公室”，阎仲川也在总结历史相关的经验，如二战期间德国闪击波兰、日军偷袭珍珠港等。

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历史总是有一些经验可循的，阎仲川认为这些资料很有价值，便在复印后报送军委办事组成员。

周总理看到了这些报告后也表示希认可，又要去了三份，并要外交部等单位作参考。

而在阎仲川担任作战部长的那一年，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

在珍宝岛事件中，中国有效打击了对方的嚣张气焰，全国人民也为此振奋不已，纷纷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不过在铁列克提事件中，中方军队有28位战士英雄牺牲，还有3名记者因公殉职，多年后新疆军区将发生战争的阵地命名为“忠勇山”。

这两场战争都是小规模的，但当时谁也说不清楚后续有没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

那时的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他总体的政策趋向于保守和僵化，不过苏联的军事力量却得到了显著提升，核武器数量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

当时超高的军费开支和失败的经济还没有在苏联得到彻底反馈，因此那会的苏联看起来也是空前强大。

从一组数据来看，1961年苏联在远东、西伯利亚部署的兵力为12个师，到了1969年3月增加至25个师、8月至45个师。

而且，苏联为了彰显“肌肉”，还在整个边境地带都部署了先进的致命武器，其中包括了坦克、火炮等。

不仅是百万大军，且全部装备尖端武器，这就使得战争的意味更加浓厚了。

这年10月1日也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按照“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知情人士表示：“这次国庆是在内紧外松的情况下举行的，空军都将直升机停靠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保障毛主席等领导人能迅速转移到指定位置。”

国庆节平安过去后，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不过当时的形势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紧张。

有一种声音认为：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有可能是苏联发动进攻的时刻，要提前做好准备。

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了当时的双方形势，也研究了若是遭到突然袭击应该如何快速应对。

10月18日，有人通知阎仲川去办事组开会，阎仲川赶到后，看到李德生等人都已入座，会议上有人传递了林彪从苏州发出的战备指示，并让阎仲川用电话向部队传达。

当时正是关键时刻，阎仲川一看表已经是晚上9点了，距离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下十几个小时，若是苏联真的搞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这也是根据历史类似事件总结得出的推论。

于是，各大单位就得到了这样的指示，后来一些城市也进行了防空演习。

第二天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谈判，由于双方的立场差距太大，两边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持续了很长时间，谈判桌上没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实际上中苏关系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当时阎仲川传达的那条指令也就这么被淡忘了。

站在历史的节骨眼

因为当时号令的“编号”问题，周总理也对阎仲川提出了批评，阎仲川当面向周总理作出了解释和检讨，周总理也就没有再深究这件事，后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1971年9月24日，按照事先的工作安排，阎仲川与李先念副总理共同前往越南访问。

结束行程回到国内后，他就立刻被带走审查，此时，阎仲川一共只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当时审查者认为阎仲川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传达那个指令的过程太过突然，就连毛主席都不知情。

周总理曾问过毛主席知不知道那个号令，主席反问道：“什么号令？我没有听说过。”

这件事放在当时就相当严重了，对此，阎仲川的回答是：“毛主席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繁忙，他那里有那么多事情，怎么会记下一个电话稿的编号？”

但阎仲川很难解释的是，毛主席向来对军事非常关心，老人家本就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对部队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就连一个营、一个连的调动都很清楚。

有人去问阎仲川：“这样大的动作毛主席怎么会不知道？”

那些日子，阎仲川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好在他都挺过来了，他坚持着一个内心深处的想法：国家已经出了一件这么大的事情，我更是有责任给说清楚，如果我屈服于压力就胡说八道，那对国家才是不负责任。

周总理的态度一直是实事求是，看看好好调查、揭发后是否能查出问题，他也一直关心着阎仲川的情况。

到了1973年，周总理已在病中，他也有一个指示：“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

对阎仲川来说这本来是个转机，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这件事又被放下了。

他被解除监管的日子是1979年4月，又是3年多后，他按照大军区参谋长待遇退休。

历史也恢复了原本的面貌，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曾明确记载，当年那件事是林彪根据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了加强战略、防止敌人突袭的指令。

这也就能从侧面看出，阎仲川只是在传达这个指令，他与当事人一直都是上下级关系和工作关系，这些也是有人可以证明的。

1994年夏天，吉林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编者强调了一句关键的话语：作为史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同年的《人民日报》也在显著位置发文称：排除干扰、去伪存真、实事求是。

这些信息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也让阎仲川勾起了一段苦涩的回忆，对他来说，也清楚有些事可能并说不清了，毕竟最大的“证人”早已去世。

或许，这件事也让阎仲川想到了很多，对他来说一件并不算起眼的小事，竟然会给自己招来如此的灾祸，他也承认过自己的问题所在，让他感动的是，当初的那些年，周总理也从未忘记过他，始终秉承着公正的原则。

1988年7月，阎仲川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这也是对他革命历史的一大肯定，也使阎仲川感到安慰。

此后，阎仲川便一直在北京的家中安享晚年，直到2002年去世，享年81岁。

阎家还出了一个作家，那便是阎明。

阎明在成长之路上参过军、做过工，后来还成为了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写下过纪实文学《往事不忍成历史》。

当他带着自己的新书来到沈阳后，也提到了一些创作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写这本书没有什么初衷，只是在追忆父亲和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把自己知道的历史还原。”

现场还来了好几位九十多岁的老战士，他们当年都是“四野”的。

这些老人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们也都看了，写得很真实，同样勾起了我们对往事的回忆。”

看到这些老战士，阎明似乎又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说：“父亲在世时，我就会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写完后会拿去给他看，生怕哪些地方给写错了。”

阎明也承认自己有“四野情结”，因此书中开篇就是：这不是小说，而是亲身见闻经历。

从朝鲜战争到珍宝岛之战，阎仲川采访了很多亲历者与当事人，越是查阅到更多资料，他对那段经历就更加有感觉：革命不是简单脸谱，回忆并非过眼云烟。

通过努力，他也让父亲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

参考资料

1.1969年中苏铁列克提冲突事件：苏军入侵新疆 正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