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星宜

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与谈判风波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 北。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 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政策。同期，中央决定将徐海东部与刘志丹部合并 组成了红十五军团，调杨奇清担任十五军团保卫局局 长。

这时，原三军团保卫局局长张纯清已被中央派往广 东省从事地下工作，不久便因为身份暴露而牺牲。在三 军团组成三方面军之后，由原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 卿同志担任了三方面军保卫局局长。

新组建的十五军团那时没有建军方案，甚至连“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都不知道。杨奇清便与敌工部长唐天 际、组织部长黄镇还有王首道等同志编写了《政治工作 条例》,报总政治部批准后在十五军团大力贯彻执行， 以求尽快提高全军团指战员的政治素质。

1936年6月，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合并组成西 征军向陇东进发，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并接应二、四 方面军出草地。随后，红十五军团又为了打击国民党顽 固派马步芳的反动势力，开辟陕甘宁边区，进行西征。 杨奇清负责西征军的情报工作。他部署军团保卫局的干部们通过广泛地做沿途教民、会民、回民的工作，建立 起情报关系，详细了解敌人的各方面情况，使十五军团 的行动决策，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

在军团路过历史上昭君出塞的经过之地，离宁条梁 三十里地的小桥畔地区时，突然遭受到当地教会武装的 袭击。一时指战员们无不气愤，要予以痛击，将对方歼 灭。杨奇清却赶紧阻止，因为消灭当地的教会武装易如 反掌，但会由此使得整个敌占区的教会武装以红军为 敌，不利于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况且，当地教会 的教长是个瑞典人，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得知他并非 反动分子。所以杨奇清主张派人去与教长谈判。

不料，就在红军谈判代表与教长及其部属、头领们 刚刚接触时，一位红军部队的指挥员错误地以为谈判只 是为了迷惑敌方，又趁机发动攻击，引起教会武装猛烈 反抗，一时枪弹互射。杨奇清等红军谈判代表又气又 急，谈判工作被迫中止。幸亏飓风陡起，飞沙走石，遮 天蔽日，使人难以睁开眼睛。交战的双方连工事也筑不 起来，无法再打下去，也只得休战。

于是，又有了创造和平的机会。经过努力争取，红 军代表与教长及其部属、首领又开始了第二次谈判。

杨奇清不卑不亢地对教长说道：“你们教民信教自 由，我们红军抗日自由，本来互不干涉。可是，如果日 本人来了，不管什么民，一样要挨打。我们就应当团结 起来，共同抗日，别无选择呀!至少，我们也不应该自相残杀呀!红军向你们开火是个误会，就像你们先向红 军开火，也是个误会一样。你们想一想，我们互相残 杀，有什么好处?高兴的只会是汉奸和日本人嘛 。 ”

他语气平和，句句在理，不能不使对方信服。其他 红军代表们趁机补充说瑞典国在国际上立场鲜明，反对 法西斯，跟苏联关系不错。红军抗日就是反法西斯，我 们没有理由不成为朋友，直说得教长转变了看法，很 快达成协定：由教会赔偿红军三十块大洋，送给红军三 百骆驼的粮食，最后还请所有红军代表饱饱地吃了一顿 饭。

在这之后，又通过教长的影响做通了其他教会武装的工作，成立了“停战抗日促进会”。

就这样，一次和平的谈判取得了依靠武力战争所不 能取得的显著成效。证明了一个已经被历史证明过多次 的结论：武力并非万能。即使当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必 须进行之时，其目的也应该是，并且只能是为了和平这 个永恒的主题。

首创红军军事法庭

1936年7月以后，正是陕甘宁新区得以不断开辟 和扩大之际，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起任何反动力量都打 不破的铜墙铁壁，已成为一件至关紧要的大事。

担任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的杨奇清曾深有感触地对 同志们说：“古人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只有争取得到老百姓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根据地才能得到真 正的巩固，红军也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呀!”

可是，新区的老百姓世世代代遭受反动官府的残酷 压迫，对红军难免缺乏必要的认识，加上国民党政权表 面上看起来还是那么强大，而且就在新区外面，既有猖 獗的马步芳部队，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 军严阵以待。“红军能不能站得住脚?能不能为老百姓 做主?”——这样的疑问也就自然而然如同沉甸甸的岩 石压在老百姓的心头。一个难题：群众难以发动。

但是，革命事业不仅需要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形势 要求必须尽快予以解决。

杨奇清和同志们研究之后，决定开设红军军事法 庭，替老百姓伸冤断案。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衙门口向 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纵有天大的冤屈，由 于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只能忍泪吞声，负屈含冤。

很快，由保卫局负责的红军军事法庭成立了，而且 广为宣传，欢迎老百姓来告状。一开始，老百姓将信将 疑，谁知道这个法庭不会与以往的衙门一样，跟那些有 钱有势的富豪暗中勾结，沆瀣一气?但老百姓中间也有 不怕死的人，这不，一个贫苦农民就在万般无奈中来到 军事法庭告了一个地主的状。

这是第一个来告状的人，杨奇清闻报非常重视，强 调一定要审清查明，秉公直断。经过军事法庭调查落实，弄清了原委：这个贫苦农民曾将亲生女儿卖给了一 个地主当丫头。现在，少女已长成了大姑娘，贫苦农民 想赎回女儿。那地主却说农民的女儿是卖给他做童养媳 的，欲强加霸占，不准赎身。

事实清楚之后，军事法庭当即判决地主放回农民的 女儿。地主怕吃眼前亏，不敢不服从判决。那农民本来 是怀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告状一试，不想既免去了 债务，又赎回了女儿，高兴得直冲着军事法庭磕头。他 的女儿更是认准了红军才是救命恩人，坚决要求参军， 成为了一名红军女战士。

这第一桩官司的判决结果，使从来相信“耳听为 虚，眼见为实”的老百姓们众口皆碑，赞扬“红军军事 法庭为民做主”,也使“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一观念 深入人心。

在十五军团打下盐池后，杨奇清又指示保卫部门一 定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对地方上的敌人，只要不是特 务、恶霸都应以教育为主，不要杀头。对工商业者的资 产，不准没收。每一骆驼盐(约二千斤)国民党要征收 几块钱的盐税，而红军只收一块钱。

这些利民政策的实 施，使红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界欢迎，获得了广泛的 拥护。老百姓纷纷热情地提供各种情报，保卫局不仅对 敌情洞若观火，而且对每个土围子里面的财主囤积有多 少粮食也了如指掌——正是有了这些准备工作，后来同 国民党胡宗南军打仗时，红军已是有备无患，占据主动。并在四方面军几经坎坷，抵达陕北，但已陷于粮食 断绝的处境时，十五军团能及时向他们提供大量的给 养 。

1937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3月16日， 徐向前和部下曹营长沿祁连山避开马步芳部队追捕，启 程东返去延安。徐向前途中历经千辛万苦于4月30日 到达镇原县。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张浩、杨奇清去接徐 向前。

三原训练队及“袁晓轩事件”

自1936年以来，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政策日益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普遍重视，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继续大举侵 略，全国的抗日热潮也更加高涨。杨奇清与唐天际等同 志指导红军指战员利用一切机会，向国民党东北军和西 北军的官兵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质问他们为 什么放着侵占东北家乡的日寇不打，却跑来打红军?

这些宣传和鼓动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一些东北军 官兵自发地前来投奔红军，参加抗日。1936年12月12 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

变”,在西安扣押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并通 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蒋介石也于12月24日被迫 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红军主力进驻陕西三原、耀县 一带。杨奇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司令部保卫部部长， 保卫部对外代号为“青岛”。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 发展，他在三原云阳镇举办了较大规模的保卫干部训练 队，即三原训练队。这个训练队既轮训在职的保卫干 部，也吸收一些优秀的知识青年党员，对于提高保卫干 部的素质和扩大保卫干部的队伍起了重要作用。杨奇清 经常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深入浅 出，生动活泼，成为最受学员们欢迎的老师!

这个训练队的绝大部分学员，毕业后走向四面八 方，后来都成长为保卫战线上的骨干，并担任了重要职 务；不论在抗日战争中，或者解放战争中以及解放后的 工作中，都经受了各种考验，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如果说，这个学习内容全面，训练项目广泛，凡是 专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无所不包的训练队是共和国历 史上的第一次，那么,这个第一次是杨奇清的创举。

在这个训练队的教员中，有一名原东北军军官袁晓 轩。后来因为他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被称之为“袁晓轩事件”。

他是在“西安事变”后参加红军的，并且得到 信任。由于他以前一直居住在东北城市，了解城市生 活，而红军中的教员大都来自农村，杨奇清便让他给学 员们讲城市户籍和城市治安，以此训练干部为以后入城接管做准备。袁晓轩讲课比较认真，学员们对他的反映 也基本可以。

后来在1941年时，袁晓轩被八路军总部派到洛阳 办事处担任处长，而锄奸部保卫干部孙超被派往该办事 处当秘书与特派员之后，对袁晓轩产生怀疑，认为他与 国民党关系不清并报告了中央。

不料，袁晓轩也向中央告状，并列举了孙超的“十 大罪状”。此事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将孙调回总部。

就在孙超举行婚礼的那天下午，罗瑞卿来到麻田了 解落实袁晓轩告孙超“十大罪状”的内容，其中最为严 重的一条是“反党反领导”。对此，杨奇清直抒己见， 认为这些都是袁晓轩的挟嫌报复之词，并非事实。罗瑞 卿也表示同意杨奇清的意见。

三个月后，袁晓轩竟在国民党特务的引诱下，领着 几名工作人员投奔了军统局，被封了个东北特务组少将 负责人——但他不能不为此举而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 是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关押在秦 城监狱。

1954年，已是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来到秦城监 狱检查监管工作，袁晓轩满面羞愧，惶恐不安。杨奇清 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教育他要吸取教训，痛改前非， 好好学习，重新做人；还问他有什么要求，表示能解决 的一定给他解决。袁晓轩则提出要看书和杂志，杨奇清 当即应允，并吩咐监管人员尽快办理。

编者注：敬请阅读《1942年叛徒袁晓轩揭发卫立煌通共的材料 他为什么建国后一直被关押》

成功的派遣工作与不应该发生的事

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党的高 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在人民政权内设立保安机构公安 局。同时指示锄奸保卫部门要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 分子，利用一切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内部一切 可能利用的人，以加强敌人内部工作。

8月25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为着巩固 党，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在可 能的条件下，成立专业部门，训练保卫工作干部。

10 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中， 强调党对保卫工作的实际领导，要求各级党委把这个部门视为党的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作为野战锄奸部 部长的杨奇清，组织所属锄奸保卫系统的干部认真学习 这些文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他要求各级锄奸保卫部门一定要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 坚决肃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那种“独立系 统，垂直领导”的错误做法；一定要重视锄奸保卫工作 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当时的 战争环境，采取各种灵活方便的形式进一步加强干部培 训工作；一定要采取措施，加强情报派遣工作。在杨奇清的领导下，野战锄奸部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和指示， 不论是锄奸防特斗争还是情报派遣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 展。

派遣工作开展之初，不少同志有思想顾虑，不敢大 胆放手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杨奇清采取个别教育和举 办小型训练班等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解除他们的种 种顾虑，并对有关工作方针、策略以及打入敌人内部后 如何立足和开展工作等问题给予具体指导。

当时，重要 的派遣工作大都由他亲自掌握，从派出人员的挑选、培 训到具体工作方案的制订都亲自经手，连细微末节的问 题都不放过。在杨奇清言传身教的带动下，很快就打开 了工作局面，先后在武安阳邑镇和林县任村等地建立了 派遣工作站，把许多情报人员派往铁路沿线敌占区各大 城市，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日伪军的一些重大行动大 都为我掌握。

这一工作，对八路军掌握敌情、清除潜入 的特务间谍、配合部队作战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后来组 织对日反攻和解放战争也都有重大影响。

但是，毋庸讳 言：在大量成功的派遣工作同时，也曾在1940年的秋 天发生过两件不应该发生的事：

第一件是锄奸部派到上 海进行地下工作的华敏叛变投敌了。

第二件是一个领导干部要派于振生同志去上海把华敏弄回来，而于振生深 感这是送货上门，有去无回，不愿意去。但那个领导干 部强令于振生执行命令。

于振生心里实在不服，对保卫干部乔献捷说：“如果杨部长在家，我就去不了。”

他硬着头皮出发后，一路上前思后想：既然华敏已经叛变投 敌，一定会将自己献给敌人，邀功请赏。自己若像华敏一样叛变投敌，死也不愿意。可就是这样死了，又没什 么价值?越想越无奈，他索性哪里也不去，径自跑回了 山东老家。

杨奇清从延安回太行总部得知这两件事后， 强调：“不注意保护干部和忽视干部安全的做法，是决 不能容许的。”

由于杨奇清严肃认真、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锄奸 部的派遣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经锄奸部派出的人员，无 论在同日伪还是在同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大都能经受 得住严峻的考验。

有一位教导员被派到石家庄，在一次 偶然事件中被捕，虽然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只 字未吐，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直至石家庄解放才被从 狱中解救出来，继续为党工作。

赵云峰同志被派到磁武县敌军内部工作，后被汉奸 告密，牺牲前，赵云峰向总部方向磕了三个头，以示忠 心 。

创造性的派遣与异常独特的派遣

1942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杨奇清根据决定精神于1942年初在野战锄奸部设立了 研究室，自己兼任主任。该室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侵 略军、宪兵、特务等部门的情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同 时通知华北各区锄奸保卫部门，建立敌占区点线工作，打入敌内搜集情报。

1943年1月，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沈村召开高级 干部会议(通称沈村会议),邓小平做了题为《五年来 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 强调指出要“打入敌占城市中去”,“长期埋伏，进行隐 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提高 自己和革命抗日分子的地位，以待时机，配合反攻”。

而此时，杨奇清领导的锄奸部已先后把数百名情报人员 派往北平、天津、太原、郑州、石家庄、保定，甚至东 北、华北、华南的一些重要城市和地区，渗透到敌人的 军、政、宪、特内部。同样本着长期隐蔽的原则，相机 大力开展工作，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地下尖兵。

如果说上述内容是杨奇清进行党的派遣工作，那 么,还有另一种“派遣”则是杨奇清的创造。

那是在一二九师北上抗日途中抓获了两名托派分 子，由该师的新闻教员押送到了总部，经调查，这两名 是托派分子证据确凿，有人主张将他们马上枪决，以免 除后患。

可是杨奇清却不同意，因为他们并不是当前最 主要的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他们还有抗日 的一面；杨奇清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一面，派他们到敌 后去开展抗日活动。

在商议如何处置他们的会议上，杨奇清说出了他的 打算，顿时满座哗然，反对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担心 者有之，而且无不各有各的理由。但是，杨奇清不为所动，力排众议，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强调现在的主要任 务是抗日，要搞统一战线，终于使大家的认识达到统 一，一致同意了杨奇清的计划。

杨奇清亲自请他们吃饭，透彻地讲解国难当头，应 当联合起来，一致抗敌的道理；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 勉励他们为抗敌救国做出贡献。而他们原以为自己成为 八路军的阶下囚，必死无疑，现在八路军的首长却待他 们如座上宾，寄以厚望，不禁在大感意外之余，既感 动，又激动，表示一定要尽到应尽责任。

他们也称得上是言而有信。在杨奇清派人护送他们 回到冀中之后，果然发挥各自的能力，组织民众，招兵 买马，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并且号称“小八路” 部队，一次次给予当地日军以防不胜防的打击，为抗日 战争做出了贡献。

后来，这两名托派分子却自以为羽翼丰满，拥兵自 立，声称受调不受编，搞独立，要与八路军分庭抗礼。 经过做工作失败之后，杨奇清又果断地下令将他们抓了 起来，而将那支“小八路”武装编入八路军孟青山领导 的队伍。

事实又一次检验了杨奇清的决策、结论的正确性。

1937年在八路军总部

从左至右：李伯钊(杨尚昆夫人)、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 右一为罗荣桓，右二为杨奇清

1938年，杨奇清(左)与赵品三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