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开始，历史学界一直有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即为什么装备精良的八百万国民党正规军队败给了百十万小米加步枪的中共土八路？

有学者说是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战，导致在战场上无法拧成一股绳，最终丢盔卸甲；也有学者说国民党经济政策频繁失策，推行的金圆券无法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导致民心尽丧，百姓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

诚然，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也有一定的道理。只是中共的胜利绝不仅仅是靠枪杆子，更是依靠坚定的信仰。

在看不见的意识形态上，国民党可谓是一败涂地。没有硝烟的“攻心之战”有时比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还要重要。

国民党有不少高级将领都臣服于中共的统战政策，从而率部起义，大大缩减了统一的时间。

现在流行的谍战影视剧，总是会出现这样的弹幕——“天下何人不通共”。

之所以网友会如此调侃国民党组织涣散、内鬼繁多，不是没有原因的。

先不说拯救上海中央的“龙潭三杰”，就只说民国国防部作战厅的郭汝槐，他就曾获取了大量的军事机密情报，送往了延安。

然而，像熊向辉、郭汝槐这类人充其量也只是小角色，真正在国民党这潭死水潜伏的大鱼，并且游刃有余的，是“小诸葛”白崇禧、“西北王”胡宗南这种手握兵权的地方诸侯。

1949年1月，中共胜利在望，国民党无力翻盘。

毛泽东曾通过苏共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员奥尔洛夫（化名为捷列宾），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绝密的情报，谈及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想反水的一些事实。

根据奥尔洛夫的说法，几个月前，毛主席曾让身边的秘书、警卫离开，独自一人对奥尔洛夫说道：“国民党的白崇禧曾暗中联络我们，说中共如果有任何的指令，他会照办不误。我们则让地下党同志向他提了一个要求：解放军过长江，攻打武汉时，你们要按兵不动。”

除了白崇禧，这份电报还详细记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中共暗通款曲的名单。

其中大多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小诸葛”白崇禧、西北王胡宗南、庸才汤恩伯、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华北悍将傅作义、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湖南大佬程潜、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人。

这份电报后来发布在《党的文献》上，凡是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文章，必须要经历严格的审查方可公之于众。

另外，《党的文献》这一报刊背后紧靠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室，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公信度。

之所以毛主席会在1949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告诉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国民党有不少高级将领都和中共密切联系。

一是苏共是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的“带头大哥”，中共作为下属，理当向其汇报工作内容。

当然，这只是一个书面理由，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想借这个机密，争取苏联的支持，让苏联彻底放弃国民党，不再掺和中国内部之间的矛盾。

当“通共”名单公布，幸亏蒋介石已然去世，不然估计他会暴跳如雷，大骂一声“娘希匹”。

那么诸如白崇禧、卫立煌等人是通过什么渠道和中共联系，又是怎样瞒天过海，逃过蒋介石的监视呢？这里挑几个将领重点讲讲背后的内幕，一窥各政治人物的立场转变。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年参军，当过孙中山的警卫。

依靠孙中山的赏识，卫立煌逐渐得到重用，慢慢在军事上崭露头角，先后任师长、军长、司令长官等职务。

抗战后期，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打通了中印公路。

依靠这一战绩，卫立煌扬名中外，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将领。

解放战争期间，卫立煌的种种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猜疑。

比如在1948年1月，卫立煌接替陈诚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手中握有55万兵力，却一再借故推诿，拒不执行蒋介石的打通沈阳对外交通线的计划。

除此之外，卫立煌还一再拒绝出兵，解锦州之围，导致咽喉要道锦州被“101”林彪占领，从而丧失了在东北的主动权。

辽沈战役结束后，许多国民党大员疑窦丛生，纷纷指责卫立煌是中共秘密发展的特别党员，一度要求枪毙卫立煌，以谢天下。

但蒋介石考虑到战事紧张，阵斩大将，恐将让手下将领寒心，故只是撤职查办。

1955年，卫立煌从香港返回北京，昔日的好友周恩来、朱德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毛主席还设宴招待卫立煌，为其接风洗尘。后来，卫立煌还曾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大家都知道辽沈战役的重要性，那么卫立煌真的是被策反了，以至于故意不出兵，抢占锦州吗？事实上，这是一桩说不清、道不明的悬案。

不过，卫立煌倒是的确和中共交往甚密，这是事实。

1985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所写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提到：身为地下党员的赵荣声在1938年2月，接受上级命令，来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做统战工作，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直到1941年方才返回延安。

拥有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刘少奇还曾在洛阳告诫赵荣声：“你要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此书还透露，1938年4月，卫立煌受毛主席邀请，专门绕道访问了延安三天。席间，不喜欢饮酒的毛主席特意破例，两人还留下了八张合影。

据说，在忻口战役期间，卫立煌还曾三次和周恩来见面，要求加入中共，但被婉拒。

也就是这一时期，卫立煌有了一个外号——“七路半”，意为距离八路只有一步之遥。

卫立煌的亲共行为有抗战掩饰，蒋介石也不敢对卫立煌多加指责。

可蒋介石也不是愚蠢之辈，还是在卫立煌身边安插了特务。蒋介石曾亲自对特务说：“卫立煌会打仗，不懂政治，你要时刻盯着他。”

到了1941年，蒋介石将卫立煌调到河南，任省政府主席，革去了上将军衔，削去了军权。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共曾对卫立煌表示了歉意，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

1947年，卫立煌在欧洲闲居，曾秘密联系留法学生左派领袖汪德昭致电中共，声称：“我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到人民一方。”

次年一月，蒋介石派卫立煌去收拾陈诚的烂摊子，卫立煌就将汪德昭任命为自己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便于联系中共。

显然，相比于蒋介石，卫立煌确实更亲近中共。

一来，卫立煌不是浙江人、也不是黄埔系，算不上蒋介石的嫡系心腹。

在国民党，卫立煌郁郁不得志，过得相当憋屈，二来，卫立煌也不认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才会倒向中共一方。

说完了卫立煌，再来聊聊蒋介石的大弟子胡宗南。

人们怀疑胡宗南非常正常，谁会想到，即便是再不会打仗的将军，拿着20万的军队，还打不赢3万西北野战军。

一个解释是胡宗南作为黄埔一期生，这学校是白上了，只能说他丝毫不懂兵法。另一个则是胡宗南是特别党员，再不济也是“通共”人士。

胡宗南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就非常左倾，对左翼分子抱有同情心。

生活上，胡宗南也和别的国民党不同，不爱钱财，不义之财他不要，不近女色，只喜欢自己的妻子叶霞翟。

黄埔求学时期，同学都认为胡宗南毕业以后必定参加中共，这是因为他和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

胡公冕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人所共知，本来国民党就想逮捕胡宗南，只是贺衷寒为其说话，再加上胡宗南为了自保，发起了孙文主义学会，才解除了自己的嫌疑。

攻打延安时，有一次毛主席来不及撤离，距离胡宗南的大军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可是胡宗南就是慢悠悠进军，枪声也是紧一阵、松一阵。

青化砭战役时，胡宗南的三十一旅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回忆：“还未到青化砭，他们探知眼前有埋伏，当即电报胡宗南，请求指示。”

可胡宗南在明知有伏兵的情况下，还来电斥责：“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照既定计划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通敌论罪。”

周贵昌只好硬着头皮前进，结果可想而知，部队遭到全歼。

攻打延安，耗时一年，胡宗南就像一只无头苍蝇，被解放军调来调去，一直找不到解放军的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

人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可胡宗南压根不会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这难免让人怀疑胡宗南的动机。

败逃到台湾，军事上的失败，不少文官就开始对胡宗南发难。

监察院给胡宗南定的罪名是“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

然而，奇怪的是，针对胡宗南的弹劾最终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

后来，蒋介石也许意识到识人不明，用人不当的错误。

曾是国民党高官的郝伯村说：“蒋先生晚年，对于黄埔系的学生都不愿谈起。”

如果说军事上的表现，没有确凿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胡宗南的真实身份。

那么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的共产党员，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熊向晖并非没有遭到怀疑，早在1937年12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李芳兰就曾当面问熊向晖，是不是共产党？

得知此事的胡宗南还从中调和，毫不在意。当熊向晖升任机要秘书，李芳兰又旧事重提，胡宗南还是不相信。

胡宗南的特工部门也曾受到匿名信，检举熊向晖是“匪谍”，但胡宗南还是将事情压了下来。

根据熊向晖的说法，他认为胡宗南是“夏伯阳式”的人物。

夏伯阳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由白军转变为红军的将领，熊向晖将他比喻胡宗南是国民党的进步军人。对于中共，他不赞成剿灭，但也不会背叛蒋介石。

其实，中共在胡宗南、卫立煌身边安插特工，就是看中了这两人的左翼思想。

至于白崇禧，目的则不同，主要是利用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起到拉拢的作用。

至于程潜等人，则是一方诸侯。他们看清天下大势，也就俯首称臣，落得一个起义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参考资料

《一个真实的胡宗南》 同舟共济

《杨天石解密卫立煌和中共关系之谜》 抗日战争纪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