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生产队时期，大人对小孩说：“你这么懒，长大了只能捧老牛屁股。”捧老牛屁股，就是没出息的意思。

有人说，生产队时期，养牛的都是关系户，实属抹黑那个年代的人别有用心的说辞。那个年代养牛的地位很低，老弱病残才肯到牛舍“捧老牛屁股”。养牛人都是上不了河工、挖不了墒，挑不了担子、推不了车子之人。养牛的人工分很低，达不到生产队平均工分。无奈，生产队不养闲人，你不干活，只能饿死！

我们生产队养牛的是曾经的“地主”。

他姓柳，是我的二叔。说是地主，实际上曾经也是穷人，祖上是贩大布的，积蓄了几个铜板，买了点地，传给了他。忙时找几个人帮帮忙，闲时知己劳作，生活过得很艰辛，没有办法，你有土地啊，就应该是地主。积劳成疾，落得一身毛病，英年早衰。二婶在我三十岁那年悬梁自尽，原因是被当着“地主婆”批斗的那天晚上，想不开寻短见。以后，被说成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那个年代，生产队养了两头牛，一头用来练场、推磨，一头用来水田平地。至于耕地那是用不上的，生产队已经有了手扶拖拉机（应该说是旋耕种，习惯称为拖拉机），也算得上半机械化种田了。

那一年的腊月，一头黑底白花的老牛病了，畏寒，不肯进食，日渐消瘦，公社兽医站的兽医来过几次，草药汤一灌就是半水桶，奈何兽医无回天之力，摇摇头，说它年龄大了，该走了。那应该是告诉队长：该给这条老牛料理“后事”了。

那个年代，耕牛是重要的劳动力，其生命和公社员一样重要，私自宰杀耕牛是违法的，要下号子，请过去喝茶的，即使是杀失去劳动价值的耕牛也得三级审批。一份宰牛申请书要兽医站盖章，再到大队盖章，然后到公社过一下场，才可以动用宰牛刀。

耕牛从牛棚里拉出来，面对刽子手，它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了，眼泪顺着眼角流出来。刽子手用一块黑色面罩罩住了牛的眼睛，抡起大锤，照牛的脑门砸下去，未听到耕牛痛苦的呻吟声，晃了两下身子，随即倒下了。

此时，我看到养牛的二叔在流眼泪……

生产队里有位老私塾先生，也是最有学问的老者，他说，把四只牛蹄埋了，算是为牛安葬，为它超度吧。二叔用一只破麻片袋子把四只牛蹄装好了，埋在晒场旁边的白果树下。第二天，二叔去看时，发现牛蹄被人扒走了。后天有人说，当晚看到私塾先生去了白果树下。原来被他偷偷扒走了，回去炖了。

那个年代有规定，牛皮要卖到公社收费站，牛肉要送到肉联厂，作为收入入生产队的账目，不好私自分给社员的。牛肉送到黄桥肉联厂后，验货的说：“这是牛肉吗？全是骨头啊，拉回去吧。”是啊，生了个把月的病，骨瘦如柴，哪来“小菜”？

那一年的春节，生产队没有杀年猪，把牛肉分给社员，算是“分年货”了。

牛肠、牛肚、心、肝、肺、牛头煨了一大锅，烧了一筐大白菜，煮了两三桶白米饭，算是给社员安排的年夜饭。一百多号人聚集在生产队晒场上，十几张八仙桌排开，依旧是50斤瓜干酒。然而，社员没有往年开心，说这年过得蹩脚，年夜饭没油水。

在那个年代，社员吃肉要称肥肉，吃了肥肉心里才不糙人。瘦如柴的牛肉，全是筋头巴脑，入口干柴，没有油水，不受老姓的欢迎。生产队时期，我们公社的食品站是不卖牛肉的，有一年春节前调了批牛肉回来，结果没卖得出去。

牛肉分了，牛杂碎也吃了，养牛的柳二叔却遭殃了。上面来了政治任务，要开展阶级斗争，批典型，找一个破坏农业生产的典型出来挂牌站街。柳二叔家庭成分不好，自然落到了他头上，理由是“虐待生产队耕牛，对现实不满”。最终，他被公社民兵押走，低着头，脖子上挂着木牌，站在大桥口一整天。

转眼间到了八十年代，小岗村十八懒人导演了一台闹剧，把生产队的耕地分到了个人，大集体解散。这场风波迅速波及到我们公社。县里工作组要求，无条件分田到户，年底必须完成。于是乎，猪舍的猪卖了，仓库的粮食分了，柳编厂倒闭了，蚕舍推倒了，珠蚌烂在河里了……

牛舍里还有两头水牛，没有办法分，工作组组长手一挥：杀了分肉。就在春节前夕，两头牛流着眼泪，倒在刽子手的榔头下。这次杀牛，没有要三级审批，也没要求牛肉送到肉联厂。

这是生产队最后一次分肉，然而，分牛肉时老百姓并没有以往分猪肉时那样喜笑颜开、欢天喜地，他们在唉声叹气：风向转了，连耕牛也不放过！

第二天，生产队解散。从此，各家各户犁田耙地只得靠人力了……

【注】此文根据笔者早年散文《牛的眼泪》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