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时期，他担任了永新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勇猛地战斗在各个战场上。

他历经七次负伤，却依然坚韧不拔，成为了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之一。这位英雄就是“永新三贺”中的贺敏学，他不仅是毛泽东主席的亲戚，被称为“大舅子”，还是叶挺将军的亲家。

关于贺敏学是毛主席“大舅子”的由来，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因为他的妹妹贺子珍是毛主席的夫人。而他与叶挺将军的亲家关系，则源于他的女儿贺小平与叶挺将军之子叶启光的婚姻。

然而，尽管贺敏学在革命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被分配到了上海的工地，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包工头，从事着与他的战功不相称的工作，职务也逐渐降低。

在1963年，毛主席在与贺敏学见面时，惊讶地发现贺敏学的行政级别仅为8级，这与他的贡献显然明显不相匹配。

毛主席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的安排是“瞎胡闹”。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什么，让贺敏学的职位越来越低呢？

贺敏学，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其父名为贺焕文，母为温图秀。贺家昔日曾有过辉煌的岁月，然而，贺焕文先生秉持清廉之志，以诚待人，行事公正，不屑于官场上的谄媚与依附，终致其安福县县长之职被罢免。

回到永新后，他又因仗义执言，为弱势群体撰写讼状，触怒了权贵，不幸遭县衙囚禁。温图秀夫人不惜倾尽家财，几乎变卖所有家产，才将贺焕文从囹圄中救出，自此，贺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对生活的重压，贺焕文夫妇决定将剩余的微薄积蓄汇聚，开设了一间茶馆以维持生计。但这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夫妇，内心深处并不希望孩子们重蹈覆辙，沉溺于市井生活之中。

他们将希望寄予在几个孩子身上，而作为长子的贺敏学是备受厚望，父母希望他能踏上文人雅士之路，勤勉向学，不仅为了个人的前程，更是为了传承贺家世代的书香传统。

因此，他们先是请了私塾先生到家中教贺敏学经典，后来又送他到县城的学校接受教育。然而，贺敏学自小就有正义感，喜欢帮助弱小，不喜欢看到不公正的事情发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学校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1926年，18岁的贺敏学在吉安阳明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共的共青团组织。

起初，贺敏学也曾考虑过加入国民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深入的观察与体验，他逐渐揭开了国民政府华丽外衣下的真实面目，对其本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最终，贺敏学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贺敏学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大革命的风暴暂时沉寂，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贺敏学在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后的首次会议中，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两位妹妹——贺子珍与贺怡，竟然也坐在了会场之中。

这一发现让他既惊讶又欣慰，原来，两位妹妹早已先行一步，踏上了革命的征途。随着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在县城左家祠的庄严成立，贺家三兄妹的名字更是响彻云霄。

贺敏学担任青年部部长，引领着青年一代投身革命；贺子珍则担任妇女部部长，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贺怡，则担任妇女部副部长，与姐姐并肩作战，共同推动妇女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兄妹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不仅展现了贺家的家风传承，更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红色之家”，之后，贺敏学与其他革命者一起发起了"永新暴动"，试图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而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的“暴动队始于永新”中的“永新”，就是指的贺敏学领导的这次暴动。

然而，不幸的是，这次暴动最终失败，贺敏学也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不仅坚持斗争，还秘密组织了党支部，并担任了支部书记。

随后，永新、安福等四县的农军联合起来，攻击永新县城，成功营救出了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虽然说贺敏学逃了出来，但贺敏学那个年仅九岁的小妹贺仙园被敌人抓住杀害了，小妹的牺牲让贺敏学几人悲痛不已，同时也让他们闹革命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随后，贺敏学等人引领着剩余的农民武装力量撤离永新，为了巩固并推动根据地的早期斗争，深思熟虑后，带领着超过一千名永新农军战士，和中共永新县委的核心成员如刘真、王怀、刘作述等，紧随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

或许很多人都认为，贺敏学和毛主席认识，是因为贺子珍的介绍，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革命事业与毛主席相识的。

贺子珍曾深情地回忆道：“兄长之所以坚定不移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世间不公的深切痛恨——无论是富人欺凌穷人，还是外族侵凌中华。他坚信，唯有通过革命，方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不公，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平等。”

时间回溯至1927年，“秋收起义”遭遇挫折后，毛主席毅然带领工农革命军转战井冈山，在这里，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了贺敏学。在多次与贺敏学的交流中，毛主席深刻感受到其非凡的才能与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个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贺敏学曾向妻子李立英提及，毛主席甚至用‘三个第一’来赞扬他：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武装暴动和上井冈山第一，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至于毛主席为什么说他是“渡长江第一”，我们后面再说。

在贺敏学的鼎力相助下，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上稳固了脚跟，并成功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

在井冈山的烽火岁月中，贺敏学凭借其对地形的熟悉与卓越的军事才能，屡建奇功，多次为红军的胜利铺设了关键的道路。

1929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贺敏学随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及更广阔的战场，参与了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尤其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他坚守赣南，领导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此后，无论是在全民抗战的烽火中，还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贺敏学都始终冲锋在前，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抗战期间，他活跃于湘粤赣边区，积极参与游击战争，并在卢沟桥事变后，先后在新四军的重要岗位上发光发热。

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屡担重任，从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参谋长到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师长，再到第3野战军27军副军长，他亲自指挥了包括济南战役、渡江战役在内的多场重大战役，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渡长江第一”就发生在渡江战役中，当时，贺敏学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亲自挂帅，引领麾下的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的晚上，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与狄港两地，开始了渡江行动，从而有了毛主席那句“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的高度赞誉。

随后，在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中，贺敏学又迎来了新的使命。在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的岗位上，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转业至地方，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洪流之中。

起初，他主持了繁华大上海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以卓越的领导力和前瞻的视野，为国际大都市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后，他又踏上了西行的征途，远赴西北，投身于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之中，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新篇章。

按理说，这样一个对新中国的成立，有着巨大贡献的将领，职位待遇为什么会越来越低呢？其实这一切，都是贺敏学自愿的。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首次推行了干部级别的划定制度，这一制度将行政级别细致划分为二十三个等级，每一级都紧密对应着特定的职务范畴，如最低的23级对应正排或准连级，逐级上升至22级副连、21级正连……

而在这一序列中，高级别的如8级被赋予了准兵团长的身份，进一步往上，4级是副野战军级别，3级则是正野战军级别，而最顶端的1、2级，则是专为党和国家核心领导人所设。

在那个时期，上级组织经过慎重考虑，给贺敏学划定了行政7级的待遇，相当于正部长级，然而，对于贺敏学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老革命而言，这样的评定似乎并未完全体现其应有的地位与贡献。

但贺敏学非但没有丝毫怨言，反而主动提出要求降低自己的级别—— 8级（即副部长级）。

随后，贺敏学接到了前往新疆支援国家建设的重任，他带领着一支建筑队伍，在那里辛勤耕耘了三年之久，为新疆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时间转至1963年，当贺敏学以福建省副省长的身份重返北京参加重要会议时，毛主席偶然间得知了他的实际行政待遇仅为8级，不禁面露不悦之色。

看着毛主席的脸色，贺敏学知道主席想错了，连忙澄清，表示这是自己主动提出的要求，而非他人所为。

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时在评定级别时，他注意到许多同志的级别普遍偏低，为了平衡与激励团队，他主动下调一级，以便能够为更多同志争取到晋升的机会，从而激发整个队伍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听闻此言，毛主席深受感动，他轻轻叹了口气，随即拍了拍贺敏学的肩膀，感慨道：“若是我们国家能多一些像你这样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干部，那该多好啊！”

对于这些职位和待遇问题，贺敏学向来不在意，在抗战时期，因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关系，很多人都喊贺敏学“国舅”。

而贺敏学却说道：“我只是一个普通战士，你可以叫我参谋长，也可以喊同志，但‘国舅’两个字以后别再提了。”

贺敏学的小女儿贺汪洋曾经回忆说，她的父亲一直教育他们，不允许他们利用家族的名声，总是强调要和普通群众的孩子平等相处，打成一片。

在1988年4月26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福建与世长辞，享年84岁。

贺敏学的一生，就是一部革命的史诗，是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英勇奋斗的生动写照。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参考资料：

无衔将军贺敏学留在党史上的三个“第一”．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追忆革命家贺敏学：毛泽东曾称其武装暴动第一．新浪网

史海钩沉：贺子珍外甥女讲述贺氏家族传奇．中国新闻网

人民日报社：《全国政协委员贺敏学同志在福州逝世》，《人民日报》

无衔将军贺敏学留在党史上的三个“第一”--党史频道-人民网．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