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还没等南京汪伪政权头目陈公博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汪伪的“二号人物”周佛海，便在自己的京沪行动部队办公楼前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其翻脸速度之快，让陈公博瞠目结舌，痛骂周佛海是个“投机政客”。

五天后，周佛海收到戴笠的一封密电，要他全力阻止新四军收复上海及周边地区。

接到戴笠电令后，周佛海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又恢复了往日的耀武扬威，向戴笠保证绝不让上海落入共产党之手，一定会“保卫大上海”，为蒋介石重返江浙作出贡献。

周佛海高兴得太早了，就算蒋介石愿意，全国人民也不会放过他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一、

1897年，周佛海生于湖南沅陵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1916年，周佛海在沅陵县立中学学习期间，受历史老师邓竹铭的影响，开始留心政治，并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若吾能当上内阁总理，也不枉度此一生而光耀祖宗矣！”

1917年，沅陵县立中学得到了几个去日本东京留学的名额。在邓竹铭的力荐下，校长吕鹤立将其中一个名额给了周佛海。为了凑够去日本的费用，周佛海的母亲卖掉家里仅有的 8 亩地，东挪西凑了 200 元，邓竹铭又支援了 30 元，终于凑齐了留学的费用。

周佛海到日本后，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在功课之余，他翻译了《社会主义概论》一书，也写了不少介绍马列学说的文章，渐渐有了一点名气。

1920年夏，周佛海利用暑假回沅陵省亲。途经上海时，他见到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陈独秀邀请周佛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周佛海认为这是实现自己"抱负"的一个机会，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在上海期间，周佛海结识了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由于两人都是湖南零陵老乡，为了帮周佛海省钱，李达便邀请周佛海住进了自己的寓所，资助自己编辑《新青年》杂志。

当时的李达刚刚结婚，夫人是毕业于上海启明中学的王会悟。王会悟有个要好的女同学叫杨淑慧，与李达住得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找王会悟聊天，就这样认识了周佛海。

杨淑慧的父亲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在上海小有名气，杨淑慧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一来二去，周佛海喜欢上了这个女子。杨淑慧也读过周佛海的文章，对周佛海也有好感。

王会悟见杨淑慧与周佛海相互都有好感，于是决定给二人做媒。杨淑慧很快便同意，但周佛海这里却产生了麻烦。原来在周佛海16岁时，家里便给他找了一个妻子，还给周佛海生下了一儿一女！

见周佛海真的喜欢杨淑慧，王会悟建议周佛海写封休书给乡下的妻子，这样就可以和杨淑慧在一起了。周佛海当即同意，写了一封休书寄回家，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二、

很快暑假就结束了，周佛海只得返回日本继续学习。在日本期间，周佛海以“无懈”的笔名， 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1年7月，周佛海从日本回至上海，出席了党的一大。开会期间，周佛海趁机来到杨家，向杨淑慧求婚。

杨淑慧的父亲杨卓茂得知周佛海结过婚，在乡下还有一儿一女后，顿时大怒，将周佛海痛骂一顿，说周佛海是想诱骗良家妇女，如果继续纠缠杨淑慧，他要到法庭上去控告周佛海。

杨卓茂没有想到，他的做法却激起了女儿的逆反心理。当天晚上，杨淑慧便找了个机会逃出家门，与周佛海一道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

1924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国民党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给在日本的周佛海，请他回国到国民党宣传部工作。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带着妻儿回到广州。

回国后，戴季陶把周佛海安排到宣传部主管日常工作，还推荐周佛海当上了广东大学经济系的兼职教授，每个月都有400元的收入，这份收入放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从此周佛海对戴季陶感激涕零，决心永远追随戴季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当时的我党经费非常紧张，因此规定每位党员必须把薪水的一部分拿来交党费，以解决党的经费不足的问题。按照周佛海的收入，他每月要交的学费约为70元，这让周佛海这个守财奴大为肉疼。一想到要把他口袋里的白花花大洋拿出来交党费，便心如刀绞，就此萌生了脱党的念头。

从那时起，周佛海便拒绝参加党的各种活动，还常常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扬言要脱党。尽管中共广州区执委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人都曾亲自登门劝说，但周佛海还是铁了心要一条道走到黑。

周佛海脱党之后，很快便投入到了国民党的怀抱，利用自己手上的笔杆子，频频进行反共宣传，公开宣称“挞伐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一刻也松懈不得”，发誓与中共势不两立。

1926 年 3 月，周佛海见北伐军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地位也节节升高，于是决心效忠蒋介石，以实现其政治野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立即前往上海投靠蒋介石，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负责为蒋介石代拟重要文稿。

在此期间，周佛海编写《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蒋介石深感满意。从此周佛海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

1931年国民党召开“四大”，周佛海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当选中央委员，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周佛海升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可谓红极一时。

三、

抗战初期，日军势如破竹，扬言要“三个月拿下中国”。面对日军的进攻，周佛海被吓破了胆，甚至多次公开说出“日本人并没有吞并中国的意思，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现在我们不去打共产党，而去惹日本人，那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这样无耻的话语。

日军“三个月拿下中国”的牛皮吹破后，也转变策略，加紧了对国民党内动摇分子的诱降。周佛海与高宗武、陶希圣一伙组织了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竭力鼓动蒋介石停战议和，其理由是“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应准备外交接洽”。

周佛海的表现，也得到了大汉奸汪精卫的青睐。1938年11月，汪精卫勾结周佛海，与日本秘密签订了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接受日本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等卖国条件，并拟定了逃离重庆，建立伪“和平”政府的计划。

1938 年 12 月 ，周佛海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公开叛国。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被委任为伪行政院副院长、伪财政部部长和伪警政部部长等“要职”。那些追随汪精卫的汉奸，也都纷纷围拢到周佛海的周边，令他十分得意。周佛海在日记中写到：“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

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是最有实权的人物，甚至连陈公博也比不上周佛海。因为周佛海表面上职位不如陈公博，但他身兼财政部长和警政部长，掌握汪伪的财政经济大权和特务、警察机构，手里还掌握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税警总团，可谓是风头无两。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惯于见风使舵的周佛海，眼看日本侵略者已成强弩之末，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决定脚踩两条船，向重庆靠拢。

周佛海先是给戴笠写信，表示要将功赎罪，为军统效力。接着又派人秘密到重庆，向蒋介石“自首”，说他当初逃离重庆是受了汪精卫的欺骗，为此心中时常不安，请蒋宽大为怀，他愿粉身碎骨，效忠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正为新四军在华东的发展壮大感到头疼，见周佛海主动投靠，不禁大喜。他马上指示戴笠联系周佛海，让周利用一切机会遏制新四军的发展，同时抢占东南沿海地区，为日军投降接收做准备。

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周佛海为了得到一份“投名状”，开始组织伪军对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周佛海也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四、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通过戴笠，令周佛海指挥上海、杭州一带的伪军“维持治安”，阻止新四军收复失地。周佛海也摇身一变，由卖国的大汉奸，变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就在周佛海自以为得计之时，全国要求严惩大汉奸周佛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只得命令戴笠将周佛海接到重庆软禁了起来。

见大汉奸周佛海居然逍遥法外，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自然不能答应，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蒋介石慑于舆论压力，也只能将周佛海逮捕，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审理。周佛海这个大汉奸，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周佛海也预感到自己会有今天，早就写好了一份自白书，说自己在抗战期间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事， 功足可抵过。 对自己为何叛国投敌，投降后的种种罪行，或者轻描淡写，或者千方百计抵赖，或者百般美化。在自白书的最后，他还透露自己早在 1942 年便已向军统局自首，戴笠可以给自己作证。

10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南京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大成殿对周佛海进行首次公审， 南京市近万名民众把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要亲眼看看到这位威风一时的卖国巨奸， 在历史审判台上的丑恶表演。

法庭上，周佛海强打精神，替自己辩护说自己在抗战中营救了很多抗日人士，替重庆刺探了大量日军情报，还把毒杀李士群这个大汉奸的功劳也归到了自己头上。

尽管周佛海巧舌如簧，但他当汉奸的事已是铁板钉钉，任凭他怎么狡辩也洗不干净。11 月 7 日上午，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宣布将周佛海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财产全部予以没收。 听到这一判决后，周佛海浑身颤抖不已。

周佛海被判死刑后，其妻杨淑慧一边提起上诉， 一边找到陈果夫、陈布雷等人，请他们向蒋介石求情，赦免对周佛海的死刑判决，但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

为了营救周佛海，杨淑慧可以说是病急乱投医。她居然来到梅园新村30号，找到正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请周恩来出面救周佛海一命！

面对这个女人的无理要求，周恩来自然不会答应。周公冷冷地对杨淑慧说：当年我劝周佛海不要退党时，你说周佛海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还鼓动周佛海脱党，你们今天的结局是咎由自取，你还有脸来找我去救周佛海？依我看，没把你送上审判席，已经是对你的宽大了！

听了周恩来的话，杨淑慧臊得浑身直冒冷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1947 年除夕，不死心的杨淑慧又找到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请陈方转告蒋介石：如果周佛海被枪毙，她会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一封亲笔信向全国人民公布，到时会出现什么后果，请蒋介石自己掂量掂量！

几天后，陈方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要见她。 见到蒋介石后，杨淑慧跪倒在地，除了哭之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蒋介石让她安心回去，一定会放周佛海出来后， 杨淑慧这才像吃了一付定心丸，离开了蒋介石的官邸。

五、

1947年3 月 26 日，国民党司法部发表了一份公告，称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有维护京沪杭等地治安事绩，“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 68 条之规定，准将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周佛海死里逃生后，兴奋不已，在牢里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为“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希望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继续为蒋介石卖命。

周佛海虽然进了监狱，但在杨淑慧用钱打点之下，一直受到优待。 他的牢房是个很大的单间，里面家具一应俱全，吃的也是专门的小灶，甚至1947 年农历端午节那天，杨淑慧还带着酒菜和一双儿女，来到监狱与周佛海共度端午节。

好在老天有眼，周佛海入狱后，心脏病日益严重，痛得常常俯卧床头，嗷嗷喊叫。杨淑慧找了很多门路想替周佛海保外就医，都被司法部长谢冠生拒绝。

到了1947年底，周佛海已经无法下地，只能将被褥高高叠起，伏在上面喘息、呻吟，时不时发出嚎叫。1948 年 2 月 28 日，周佛在一阵哀嚎过后，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周佛海死后，杨淑慧将周佛海的尸体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草草地埋葬，连墓碑也没敢留。

解放后，杨淑慧一直在上海生活，并于1962年去世。1950 年夏，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市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时，曾找到她帮助寻找。杨淑慧也凭着记忆，找到了位于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交叉口挂着“恒昌福面坊”的一排石库门房子，便是当年“一大”召开的会址。这也许是这个女人替国家做出的唯一一点贡献了吧。

参考资料：

中新网：《周佛海脱党诱因：妻子认为每月70元党费太多》

人民网：《瘐死狱中的卖国巨奸周佛海》

《半月谈》：《中共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