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乃金华八邑之肇基，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前二二二）始置县，名乌伤，迨唐武德七年（六二四）更名义乌，至今已有二千二百余年历史。这里山川深邃，淑气攸锺，民有勤耕好学、刚正勇为之风，历代贤杰辈出，声华烨烨著于世，素有“小邹鲁”之誉。

自古至今，欲了解一地的史事烟云、人物风采、万民哀乐、陈迹遗痕、礼仪典章等种种，最便捷最详尽者非地方志莫属，即通常所谓地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地方志具存史、育人、资政诸功能，而承传一邑历史文脉的县志，其功尤属首屈一指。

义乌县志

义乌设县虽属悠久，历汉唐迄五季，初无载史之志，其之修纂乃肇于北宋元丰年间。元丰二年（一○七九），荥阳人郑安平受任义乌县令，许是此前秘书省校书郎的身份与经历，使其对文献的整理保存别有会心，乃于任中创修了义乌首部县志《[元丰]义乌志》。这部具开创之功的义乌地方志，始末详情今已无从得知，惟元代邑人黄溍《义乌志序》稍有述及，称“所纪下及南渡以后，非必其本书”（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九）。黄溍此序系为其主纂之《[至正]义乌志》而作，时为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八月。由此序可知者，一是《[元丰]义乌志》至元代末期尚存，二是所存之书已非初修原本，后来者曾有所续补。此外，《[嘉定]赤城志》曾引《义乌图经》一条，今人洪焕椿以为此《义乌图经》当即《[元丰]义乌志》。

明末义乌知县熊人霖以修《[崇祯]义乌县志》，评介其前之义乌诸志修纂沿革，谓：“盖士英旧《志》，实因先臣刘同正统《志》。正统《志》因元黄溍至正《志》，维时厥徒王袆实赞厥辞。元《志》因宋元丰郑安平《志》，安平于县志，若道河自龙门、积石，罔知厥原。”（熊人霖《义乌县志序》）熊氏以大禹治水之开山导河来比喻郑安平之《志》的开创之功，后世义乌县志，均奠基于此；而此前漫长县史之雪泥鸿爪，亦赖此志得以记载并传于后。

承继《[元丰]义乌志》的另一部宋代县志，是《[咸淳]义乌续志》。黄溍《义乌志序》谓“咸淳《续志》出于溍之族曾祖漕贡进士应龢”。按，黄应龢，字时翁，号铁岩，宝祐六年（一二五八）漕贡进士。据宋濂《华川文派录序》，有鉴于历代邑贤生前著述繁富，每脍炙人口，四方传诵，然其人一旦逝去，便著述散佚，黄应龢乃蒐集自宗泽以迄陈炳之两宋邑贤文章，各选其粹精者十余篇，辑成《华川文派录》六卷。以此知黄应龢乃于乡邦文献有深心者，其之纂辑《[咸淳]义乌续志》实非偶然。黄溍又谓：“手稿具在，而别本互有异同，盖方纂辑而未经裁定，亦非其成书。”所谓手稿与别本互有异同，亦未成书者，即彼时黄溍所见除原稿外，又别有抄本，且此抄本亦已经人更为纂次，但终未能完善定稿。

至有元一代，义乌修纂的县志仅《[至正]义乌志》一种。至正九年（一三四九），畏兀儿人亦璘真来任义乌县达鲁花赤，有感元王朝统一华夏已七十又八年，而义乌尚无新县志之修纂，致使“官府之建置，人物之登用，风俗之趋向，户口之盈缩，贡赋之多寡，悉无所登载”（黄溍《义乌志序》），乃以莅政余暇访得元丰、咸淳二志，委托其时以翰林侍讲学士致仕在乡的黄溍重加增补，纂为新志。黄氏以年迈无力亲为，吩咐门人王袆、朱廉二人纂次，又令傅藻为之校正。此番县志的编纂，其方式是汇整元丰、咸淳二志，并参考郡志，“删其繁冗，订其舛误，法当补书，则引类相从而增入之，附以辨证”（黄溍《义乌志序》），于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纂成七卷之本，交付县衙刊板行世。（吴振华作者，待续）

明朝义乌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