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来源于蒙古汗国，要搞清楚元朝的性质，就必须要搞清楚蒙古族的来源。蒙古族最早活动在大兴安岭地区，古代文献称为“蒙骨”“朦骨”“萌骨子”“盲骨子”“萌骨”等。在民族史上，蒙古族和鲜卑族、契丹族、室韦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民族都来源于一个民族，叫做东胡。

东胡在北方曾经分化出了鲜卑、契丹等民族，都十分强盛。而一直停留在大兴安岭的鲜卑人在唐朝被称为室韦，而蒙古是室韦的一个部落。蒙古在《旧唐书》中被称为“蒙兀室韦。回鹘崩溃后，大量的室韦西迁漠北，形成了诸多部落，统归属于辽国管辖。

《契丹地理之图》：上有蒙古、鞑靼的标记

后来金国灭辽国，对大漠也不再管辖，这时候蒙古逐渐形成塔塔儿部、乞颜部、广吉剌部等部落。他们互相争战，逐渐兼并起来。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和突厥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停留在漠北的突厥人、契丹人也融入到了蒙古族之中。

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是肯定没有“中国”意识。这里，我们必须介绍一下古代的“中国”一词。在清朝之前，包括明朝时期的“中国”一词都没有国家的含义，基本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中原汉地，是地域概念，二是指汉族、华夏民族，是民族概念，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当然，自古以来，都将占据中国视为正统，因此历朝历代都有可能自称是“中国”，以表现自己是正统。这里的中国，有从地域、民族概念向国家概念过渡的趋势，但更多还是“中央国家”“天朝上国”的含义。直到清朝和俄罗斯等西方国家交涉后，国家意识逐渐成长，“中国”一词才演变为了国家概念。

当时蒙古人只是以当时的政权分布来感知族群，他们将东亚的人群总体分为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汉人的写法为“Qitad”，是契丹的意思，这里的汉人包括黄河流域的汉人、女真人，是金国统治范围内的民族。南人，写法为“Nanggiyas”，意思是“南方之人”，有时候被翻译为“蛮子”“南蛮”，指南宋统治范围内的人。《马可波罗游记》也认为帝国由契丹和南蛮组成。受此影响，亚欧内部的民族多将中国翻译为“契丹”，俄罗斯就是如此。而海上和中国交流多的国家则将中国翻译为“China”。

不过，忽必烈自立为汗后，就意图以中原汉地为基地，当汉地的皇帝，继承汉家王朝的传统。1260年，忽必烈发布《皇帝登宝位诏》，自称为“朕”，建年号“中统”。1271年，忽必烈宣布王朝国号为“元”，全称是“dai ön kemekü yeke mongγol ulus”，意思为“大元大蒙古国”。可见，元朝的统治有多重色彩。

和历代一样，元朝为了彰显正统，也逐渐使用了“中国”一词。元朝宗庙祭祀里所奏《威成之曲》中说道“惠孚中国，威靖边庭”；元朝在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面前，往往会强调自己是“中国”。例如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提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1269年，高丽、日本人一起朝见，忽必烈对日本人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

后来元朝要对日本发动战争，元朝朝廷讨论这件事基本大臣们都是自称是中国一方。例如吴莱说“徒以中国之大而使见侮于小夷，则四方何所观仰哉？”“海东之地，曾不能当中国一大州，其兵众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国之盛，不即加诛于海东者，天子之德”。申屠致远认为“占城、日本，不可涉海远征，徒费中国”。

元顺帝时期，日本间谍到元朝刺探，当时的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说“刺探在敌国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国之盛，归告其主，使知向化”。这位蒙古贵族不仅自称是中国一方，还有“六合一家”的大一统思想。

元朝在安南、爪哇、泰国等国面前也往往自称中国。1290年，元朝南征越南失败，宰相完泽、平章不忽木劝谏说：“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1301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主张征服泰国北部的八百媳妇国，中书左丞相哈刺哈孙则说：“山峤小夷，辽绝万里，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

由于元朝的疆域扩大，“中国”一词的概念在元朝开始发生扩展，例如东平布衣赵天麟多次进言上策，他多以“中国”一词来取代过去的“天下”一词。“且吾之军士，皆中国之民也。中国之民，皆国家之赤子，为民父母者，因无用之地而伤其赤子，亦独何心哉！”。

那么元朝境内的其他民族是否有“中国”认同呢？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份名臣赛典赤·瞻思丁家族的牒谱《咸阳族谱》，其外文部分以阿拉伯-波斯文书写，翻译过来是“我们中的先人和后人都是阿里（愿主喜悦之）的子嗣。阿里的子嗣分布在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真主已让世人知道了他的那个国度，那就是中国——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充满了尊严、感恩和脾益，那里还有使人眼睛感到美好，精神为之向往的东西......”

当然，从1260年到1368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也就是100多年，时间还是比较短。在这个时间内，不可能让所有的民族都产生“中国”认同，这也没有什么不能认可的。但官方努力将各大民族纳入“中国”这个体系之内，元朝做出的努力不应该被忽视。

在修史时，北方汉人主张以金为正统，南方汉人主张以宋为正统，最终元朝确立将辽、宋、金并列为正统，修撰了《辽史》《宋史》和《金史》。元朝修史，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同时也有利于将自己纳入中国历代王朝的行列之中，这也是一种中原认同。

不过可惜的是明朝建立后，“中国”的概念又退化到了地域、民族阶段。例如朱元璋宣称“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意思就是要将蒙古人赶出中原汉地，这里的“中国”范围就变小了。在明朝的官方文献中，“中国”一词仅仅指长城以南的土地，甚至两京十三省的少数民族被不被视为中国，而是蛮夷。当时，明朝的“四夷馆”的翻译官创造了“Dotoradu ulus”一词来翻译“中国”，意思就是中原汉地，代指明朝。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朱元璋

而后金则将汉人称为“尼堪”，代指明朝。至于“中国”一词，清朝用“dulimbaigurun”一词，意思为“中间的国家”，就是“中国”，清朝在对俄罗斯签约时经常使用“dulimbaigurun”（中国），说明清朝的中国是包括东北、蒙古和西域的。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后，就让蒙古使用“Dumdadu ulus”一词来翻译“中国”，该词就是从满文转过来的。

现在，内蒙古使用“Dumdadu ulus”一词作为中国的翻译，而外蒙古则使用“Qitad”（契丹）一词来代指中国。

蒙古族入主中原，就如同马其顿南下统一希腊城邦。马其顿本来就是希腊人的一个国家，只是早期是游牧国家而已。同样，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只是形态上是游牧而已。马其顿帝国建立后，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将希腊文化带到了东方。而元朝建立后，给与了中国空前庞大的领土，同时打通了亚欧交通线路，让中国文化和科技发明不断传入西方，也将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带到了中国，为世界近代文明兴起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