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国运背后的技术浪潮
1901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那一年，一个叫麦肯齐的英国记者写了本轰动一时的书《美国入侵者：其计划、策略和进展》：
美国工业入侵导致，他们几乎控制了过去15年内新生的所有行业……伦敦生活的主要新特点，电话、留声机、汽车、打字机、楼房里的电梯，上述每个领域美国制造商都是一流的，在好几个领域还处于垄断地位。
当时美国GDP第一次历史性地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的垄断巨头个个富可敌国。洛克菲勒控制着全球90%的炼油产能，卡内基一家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国，摩根的财力足以比肩整个国家银行。
在此之前，新兴的美国与昔日的大英帝国，两个国家已经或明或暗地较量了一个世纪之久。
独立战争刚打完时，美国经济刚起步，主要靠种棉花低价出口到英国，而英国凭借先进的纺织技术加工成棉布卖回美国，美国处在产业链下游——18世纪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不是半导体芯片，而是纺织工业。
美国人自然不甘心。1791年，美国开国元老、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制造业报告》，阐述了发展美国工业的路径政策，其中毫不避讳地提出，要想尽办法从外部获取先进技术。
当时费城的一份招聘广告上就公然写着：“任何能够透露英国纺织技术机密的人，都将获得100英镑的奖金。”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1793年，美国还专门出台了专利法，明确说明，不论技术来源，只要你来到美国，就可以直接申请专利，获得政府保护，说白了，就是山寨合法化。
虽然英国也针对美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技术封锁制度，但架不住对面给的实在太多了，还是有大量技术人才出走英伦三岛，奔赴新大陆。被称为“美国工业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便是从英国偷渡到美国，帮助美国兴建了第一家现代化的纺织厂。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可以说是独占鳌头，领袖群伦。但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科技发展的中心由英国逐渐向西欧和北美蔓延。而一心闷头搞发展的美国，赶上了这波技术浪潮，迎来所谓“镀金时代”。
这个词来自1873年马克吐温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用它来讽刺南北战争后充满贪婪和腐败的美国政府。今天，历史学家一般将1870年代到1900年这段时间称为“镀金时代”。虽然马克吐温对那时候的美国各种瞧不上，但那是美国突飞猛进，赶超英国的关键时期。
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尚不到英国的一半，到1894年已经超过英国。同时，这个时代也催生出美国第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巨头企业，比如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通用电气、标准石油、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这些褶熠生挥的名字,时至今日仍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和象征。
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是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突飞猛进。
从1860年到1890年，美国一共授予了50万份专利。爱迪生的门洛帕克实验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用于技术革新的研究机构；西奥多·韦尔创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电话商业网络；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大量电气设备；石油开始取代煤炭成为最重要的能源，而洛克菲勒控制着全球90％的炼油业。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美国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工厂，产品涌向世界，成为英国人眼中的“入侵者”。
1901年，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
不过，当时世界科学中心依然在欧洲，在欧洲人看来，美国只不过是个跟在欧洲后面发展起来的暴发户。直到二战前夕，希特勒仍不屑一顾地表示:“除了选美皇后、百万富翁、毫无意义的纪录和好莱坞之外，美国还有什么？”
希特勒万万不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助力美国补齐最后一块短板。
二战结束前夕，曼哈顿计划的提出者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份报告核心主题只有一个：政府应该支持科学研究，同时给予科学家充分的学术自主。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这样评价这份报告：范内瓦·布什提出要重视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面向长远，逐步摆脱对欧洲基础科学研究的依赖。从此，美国基础科学研究开始领跑全球。
回顾美国的崛起历程，在改变人类历史的三次科技革命中，第一次美国没赶上，第二次追随崛起，而到了二战后，美国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引领第三次科技革命，直至今天。
二战后，曾经有实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强劲对手，先后有苏联和日本。
单就经济而言，苏联几乎从未成为美国的真正威胁，毕竟，在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在科技创新上存在天然的短板。比如，尽管苏联培养了比美国更多的理工科人才，却依然错过了至关重要的半导体革命。
倒是日本，80年代凭借产业优势，一度将美国同行打的丢盔弃甲，半导体、汽车、消费电子涌入美国。美国人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一边打压日本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一边发动贸易战给日本产品抬高门槛，双管齐下，效果奇佳。
这一策略，这四十年后被用来对付中国。
尽管今天的中美势成水火，互相成为彼此的最大竞争对手，但回顾历史，崛起时代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某种程度上却成为某种奇异的映射。
02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1979年，邓小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建交后签订的第一个协议，促成了两国科学家、专家和学生的交换项目，科学技术的信息分享，以及共同学术会议，课程和讲座等。
这份协议原本每5年续签一次，然而，2024年3月到期后，两国只是悄然续签了6个月。在如今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这份科技合作协定的未来显得越发黯淡。
1979年，邓小平与卡特
2022年10月7日，美国突然宣布新禁令：禁止“美国籍人士”在中国大陆企业从事半导体研发或生产工作。
新规实施当天，中国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20多名持有美国绿卡的工程师集体递交了辞呈，其中包括一些核心技术人员，如存储器设计高级经理等。他们多数是曾在美国芯片公司任职的"海归派"人才。
相比美国在科技浪潮中的趁势而起，20世纪的中国蹉跎了大量时间。
80年代改革开放再次打开国门时，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已过大半，与西方在科技领域的差距达到空前的地步。钱学森晚年就曾感慨：“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化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外贸出口，更重要的是放弃闭门造车，转而拥抱人类科技浪潮。
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国芯片公司，几乎都成立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0年中芯国际，2001年展讯通信，2003年中星微，2004年华为海思……这些明星企业，汇聚了大批80年代出国、在美国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科技人才。
这种趋势在持续了近20年后，终于随着美国对华为的一纸禁令戛然而止，一场技术冷战的大幕徐徐拉开。
仅仅几年前，中国在新增独角兽企业方面还能与美国平分秋色，然而短短几年间差距已再次拉开，这一点，在如今炙手可热的AI浪潮中尤其明显。
2022年ChatGPT问世，国内几乎一夜间冒出几百家AI聊天机器人，海量资源涌入生成式AI领域。然而两年过去，抛开这些喧嚣来观察AI产业，目前依然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从技术层面来说，生成式AI大致分为4个层次。
1. 贴近消费者的应用层
2. 作为生成式AI核心的大语言模型
3. 支撑多种服务的云基础设施
4. 不可或缺的半导体芯片
越是底层技术，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往往越少，也越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芯片和云基础设施方面，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占到70%以上。最典型的莫过于市值一度超越苹果的英伟达，在GPU领域拥有92%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企业。
这就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底层的、原始的技术创新，总是首先出现在美国？而我们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
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比如说英伟达，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英伟达？那就不得不说一句，英伟达最早是做游戏显卡的，早期全靠游戏公司的订单才活下来——而那时候，我们在忙着推动游戏禁令，黄仁勋即便在中国创业，也躲不过政策铁拳的重击。
答案或许在OpenAI科学家Kenneth Stanley和Joel Lehman合著的一本书中：《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在作者看来，无论政府还是大公司，都习惯了以KPI指导的目标导向，似乎所有的追求都能拆解成一个个的具体目标，再机械地逐步推进，最终就能收获回报。但实际上，伟大的成就总是在没有计划、意想不到的地方诞生，来自创造性的自由探索。
没人会想到由消费电子推动的锂电池技术进步，最后会成就变革汽车产业的特斯拉；更不会想到，由游戏玩家需求催生的高性能显卡，会成为未来AI技术突破的关键。
回顾科技史，由国家主导的宏伟科技计划，无论是美国政府主导的癌症战争、日本五代计算机开发计划都远没有实现预定目标，没有做出多少创新性的成果，反而资助有趣的研究常常能得到意外惊喜。
在促进颠覆性创新方面，美国毫无疑问仍是这颗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吸引着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进入美国。对美国来说，其本土创新能力仍一如既往的强大，而美国最头疼的难题，其实是难以逆转的产业链分布。
03 “总统先生，那些工作不会再回来了”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宴会，要求每位在场的硅谷企业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然而，当苹果的CEO史蒂夫·乔布斯提问时，奥巴马却打断了他的发问，反问了对方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在美国生产苹果公司的产品？”乔布斯想了想，这样回答：“总统先生，这些工作再也回不来了。（Those jobs aren’t coming back）”
《乔布斯传》中提到：“苹果在中国拥有70万工人，需要3万名工程师在现场为工人提供支持，然而在美国，你根本无法找到如此多可雇佣的工程师。”
另一个对此深有体会的，是马斯克。2002年，跑到俄罗斯买二手火箭的马斯克，在被俄国人羞辱一番后，一气之下决定自己造火箭。不过当真上手干起来，他很快发现，美国制造业现状与自己之前的想象大相径庭。
头一个问题便是招募员工，SpaceX早期员工大都来自传统航天部门，马斯克发现NASA的工程师年龄基本都在40岁以上，整个行业暮气沉沉，与年轻人扎堆的金融、互联网完全没法比。
然后是制造端的空心化，这一点在后来制造特斯拉电动汽车时尤其明显。在马斯克原来的印象里，一百年前福特汽车的胭脂河工厂，几乎能够制造从发动机到门把手的一切零件，然后组装成一辆完整汽车。但现在，底特律的三巨头除了总装车间保留，别的几乎全都外包给了其他国家。
今天的美国制造业，呈现出一副似乎自相矛盾的奇怪状态。
一方面，从航空航天、汽车、半导体到快消、医疗、工程机械，制造业大大小小的山头，最高峰上几乎都插着几面美国巨头的旗子，凭借对关键技术的把控，美国几乎能够制裁任何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企业。
但另一方面，这个强大的制造体系又似乎成了无根之木，马斯克要给特斯拉找个造车窗玻璃的供应商，都不得不跨过半个地球跑到亚洲去。
对美国产业工人来说，值得他们反复回味的黄金时代，是二战结束后的前三十年。当时的美国，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道琼斯工业指数也主要由制造业企业的股票构成。
60年代，福特和通用在欧洲排名第二和第三，仅次于菲亚特；美国生产的电脑占据了欧洲80%以上的市场；英国市场上一半以上的汽车、打字机、吸尘器乃至电动剃须刀、早餐麦片都来自美国。得益于此，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这段时期被称为“大压缩”时代，意思是，当时社会不公减少，就业机会充分，似乎每个人都有向上爬升的机会。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在车间拧个螺丝，也能够买地建房，过上中产生活。制造业雇佣的人数占到近1/4，1960年，光是通用汽车一家，就有100万名员工。
但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紧接着迎面而来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制造业加速外迁，本土产业空心化，直接导致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流失，过去在底特律打螺丝也能时薪70美元的工作，一去不复返了。
而进入90年代，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掩盖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退，铁锈带被抛到脑后，曾经的世界工厂渐行渐远，华尔街和硅谷才是新时代的宠儿。直到特朗普当选，美国各界精英才如梦初醒，认识到制造业的衰退，已然关系到民心所向。
铁锈带
在如今中美竞争的格局下，制造业的衰退已成为美国最头疼的短板。从特朗普到拜登，两届政府费了老鼻子劲发起制造业回流，效果却不尽人意。
前几天，拜登宣布了一个消息：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工厂将改建为微软的AI数据中心。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项大张旗鼓的投资始于2017年，当时刚上台的特朗普对外宣称要“复兴美国制造”，富士康也承诺将投资一百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打造一座液晶面板厂。
然而，这家工厂刚刚开个头，破土动工仪式就成了最后的辉煌。因为2017年，中国大陆LCD产能已经超越韩国，位居全球第一，京东方拿下了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第一名的头衔，这让富士康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建厂之事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芯片霸主台积电，也没能逃脱美国建厂的噩梦经历。2020年，台积电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到今天四年过去，还只是停留在“初步投产”阶段。至于进展缓慢的原因，台积电给出的官方解释是，美国缺乏高技能工人，以及人力成本过高。而至于非官方的说法则是——美国工人太难管。
作为一家制造工厂，台积电军事化管理，加班严重，等级制度森严。而这些，无不令自由散漫惯了的美国人深恶痛绝。在美国企业评价网站Glassdoor上，有工程师评价：在台积电工作像狗一样。
简单说就是：躺平碰上内卷，互相看不顺眼。
对美国人来说，更大、也更头疼的麻烦还在后头。
从今年年初开始，西方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个话题：“中国冲击2.0”。之所以称为2.0，是相对于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廉价商品涌入世界而言，那是欧美国家第一次感受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潜力。不过，当时廉价的中国制造降低了欧美通胀水平，对欧美来说好处大于坏处。
但这次不同，华尔街日报预警: “与以往的中国冲击不同，中国现已攀升到价值链的更高端。第二波冲击的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如果说中国曾错失多次科技浪潮，那么在如今已是大势所趋的绿色科技领域，我们总算第一次有机会引领全球产业变革。
比亚迪超越特斯拉，销量位居全球电动车企之首；动力电池领域，宁德时代一骑绝尘；太阳能电池板，中国一个国家的装机量超越所有其它国家的总和。
前些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抨击中国出口“过多”的清洁能源产品，为此西方媒体还套用了个新词overcapacity，也就是产能过剩。
问题是，中国出口的电池和电动汽车，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技术也是最先进的——中国的绿色技术，实际上已成为放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角色。
这些都让美国左右为难。《纽约时报》有点无奈地写道：
“我们既想保留旧的化石能源时代的政治经济格局，又希望实现绿色转型，零碳经济。但讽刺的是，中国令人嫉恨地率先造出了又便宜又好用的电动汽车，实现了环保主义的目标。”
对欧美国家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既要占据环保低碳的道德制高点，又不想被中国产品的洪流淹没，现在只好掏出国家安全和贸易壁垒的传统手艺，为自家产业争取更多时间。
04 世界不是平的
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本书《世界是平的》，在他描绘的全球化世界里，西方掌控科技、知识产权和品牌，产业链的低端交给其他国家。
仅1990年，中国与波音签订的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笔订单，总价值就达90亿美元。波音的一位华裔工程师曾颇为得意地对同事开玩笑道：波音737部门有1/4员工的工资，都是中国发的。
那是“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时代，也是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几十分之一的岁月。但是，在中国经历了数十年追赶世界科技浪潮后，新秩序虽尚未形成，但旧秩序的瓦解已无处不在，全球化开始进入乱纪元。
前些天《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 “新经济秩序”，把这种分裂和衰退称为全球经济的“隐形税收”。这让人想起20世纪初，全球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许多人认为黄金时代将永远持续下去，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却是两次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