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就读金陵大学,生活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论史近现代 2024-11-23 00:46:03

就读金陵大学

文 | 章开沅

来源 |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

1946年秋季,回家没过多久,我又前往南京,正式就读于金陵大学,生活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我之所以选定金大,有两个原因:一是金大农经系颇负盛名,我早就有志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并投身农业改良工作。二是离家较近,看望父母比较方便,两个堂叔父(学濂、学澄)也都曾就读于金大,因而对这所大学更有亲近感。

因此,我与陈翘邦第一志愿都报的是农经系,第二志愿是农艺系或园艺系。但入学经过简易测试后,翘邦如愿进入农经系,我却被莫名其妙地招进历史系。

经过连续两次失学失业之痛,我已经养成随遇而安的习性,只要是有饭可吃,有书可读,便心满意足。

因此,我没有要求转系,高高兴兴到历史系报到,从此与历史学科结下不解之缘。

1947年秋金陵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合影于贝德士住宅前。一排左二:王绳祖;二排左二:陈恭禄,左三:贝德士,右一:章开沅

金陵大学虽然位于南京市区,但地处鼓楼、玄武湖、紫金山之间,山光水色,环境相当幽美。一进校门就是大片绿油油的草坪,迎面就是矗立于高坡上的北大楼,其下两排是一色中西合璧的高大教学楼房,布局疏密有致,园林之美亦属上乘。

对于我这个多年在四川穷乡僻壤竹篱茅舍中苦读的土包子来说,简直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新世界。

但是第一学期我却未能定下心来认真读书,一是由于适应正规大学学习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过去患难中结交的好友邀请聚会太多,占了大部分课余时间。

开学不久,王正炳与小倪结伴来访,依然是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相映成趣。他们辞别军营,重操故业,老王回原来的印刷厂整天排字,小倪仍在公共汽车上卖票。

他们那浓重的南京口音充满友情,很快就驱散了我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南京人,而南京人就是他们,朴实厚重,安居乐业,和善可亲。

当然,现实中的南京人并非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非常珍惜铜梁那一段患难之交,经常利用休假引导我游览这六朝古都的各处名胜。

与我交往更为密切的,还是闻刚与秦邦文。董务民远去北京,与我只能保持书信联系;陈翘邦与我虽然住同一宿舍,但因不在一个院系,已经各有各的密友圈,老友彼此反而疏远了。

闻刚从计政班毕业后,已在新疆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任职,秦邦文则在海军一个下属仓库当会计。他们都没有成家,甚至连正式的恋爱对象也未见踪影,所以常在周末邀我去看电影或到夫子庙吃茶听戏。他们虽然工资不高,但都单身一人无需养家,倒也吃喝不愁。

从四川偏僻小城镇突然进入纸醉金迷的大都会,年轻人难免需要享受一下。夫子庙是普通市民吃喝玩乐的首选,这里的茶馆与四川小城镇的大不相同,陈设和茶具都较高雅,除品茶外还有许多可口小吃可选,我们最喜爱的是鲜汤干丝和萝卜丝饼。

大一点的茶楼都有演艺助兴,主要是相声、评弹、大鼓与京剧清唱。演员中不乏俊秀人才,唱腔虽然未能绕梁三日,但亦有回肠荡气的片段,使人流连忘返。

夜深人静,乘马车披着月色回校,马路上行人已稀,只有马蹄声声,催人入眠。这是当年南京大学生夜间休闲之一种,当然前提是闻、秦两位好友囊中尚有余钱。

吴天牧已回复旦大学中文系继续就读,每月也有一两个周末邀我作长夜谈,除文学、人生外,也常议论时局国事,当时大学生多数是满腹牢骚。

他来南京借住在表妹家,房间比较宽大而又邻近金大,表妹的父母都在较远外地工作,所以只留下读高中的表妹一人独居。表妹似乎害过小儿麻痹症,行走稍有不便,但温顺勤快,热情待人,每次去都是由她沏茶做饭。

1948年时局更为紧张,表妹又面临毕业、高考,天牧大概是忙于课余打工维持学业,无法每月回来探视表妹,所以便委托我就地关照,适当指点她补习功课。

我受好友重托,自然不会敷衍了事,曾利用好几个星期天辅导她复习。但后来由于学运活动频繁,连星期天也难以休息,逐渐就疏远了,有负好友重托。但我相信,表妹的亲生父母绝不会弃病弱幼女于不顾。

金陵大学旧影

其实我在南京还真有一个家,周末并非只与三朋四友在外面游荡。这个家离金大不远,就在成贤街中央大学校门附近。这是另一个堂叔父学溥租住的一栋两层楼房。楼下作为诊所,楼上是家用住房,倒也非常宽敞幽静。

溥叔原来学医,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贵州,毕业后一直在贵阳卫生院工作,随后升任院长。而溥婶就是他共事较久的护士长,现在则为“章学溥大医师诊所”的护士兼挂号与司药。

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叔祖母与婶子(学濂之妻),婶子是助产士,所以屋顶上也有“×××助产士”的招牌,与溥叔的招牌并列。

叔祖母原住上海法租界,生活优哉游哉,现在则靠自食其力的儿女供养,很多家务必须自己料理,亦可见我那个家族逐渐名存实亡。

溥叔夫妇主要是为邻近的中央大学师生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医术较精且态度和蔼,前来就医者颇多,收入尚属丰厚。濂婶作为受过正规教育且已注册的助产士,很得这一带居民的信任,接生业务也很兴隆。所以他们一家老小十余口人,尚能维持中等以上生活水平。

叔祖母(我们按老辈排行称二奶)原来住芜湖时,因同情我父亲自幼丧母,故视若亲生子女。她对我母亲感情更深,比对自己的儿媳还更为怜惜。

她知道我在金大读书,便经常命我回家吃午饭,有时还购买大闸蟹等时令佳肴为我加餐。我不会吃螃蟹,她就帮我一点一点把蟹肉剔出来,加上醋与姜丝,让我从容品尝,最后还把已拆散的蟹壳拼拢,让年幼的堂弟妹观赏。

因为溥叔夫妇工作较忙,星期天照常营业,而二奶又有午睡的习惯,所以午饭以后濂婶就邀我到她房间小坐,与年幼堂弟(开胜)、堂妹(开智、开鸣)做伴,她自己边织毛衣边轻声吟唱。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家人团聚的温馨,与芜湖老家那种陈旧礼仪束缚下的冷漠与疏远,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这和和美美的家庭生活中也并非没有缺陷。长期在交通部驻香港机构工作的濂叔,由于已有外遇很少回家,即使回南京也住在旅馆。

濂婶是叔祖母娘家的侄女,由于父母不幸被上海黑道人物杀害,自幼寄居在我们大家庭,与濂叔青梅竹马终成感情甚笃的夫妇。未想到中年以后却产生如此变故。

每次与堂弟妹相伴玩耍,偶尔看见濂婶幽怨的眼神,我总不免产生若干伤感。战争使人们妻离子散,但有些人散而复聚,有些人则既散而难以弥合。尽管抗战早已结束,但战争衍生的灾害仍然笼罩着我们。

20世纪30年代南京旧影

我就是这样松松垮垮地读完了金大的第一学期,然后回到芜湖扎扎实实过了一个农历年,这也是我1938年以来在家中过的第一个春节。

大年初一,祖父依然像抗战前一样,站在堂屋中间,背后挂满祖宗画像,接受全家跪拜贺年,随后又率领全体成年男性成员,在堂屋厅前站成一排,接待家中仆役、公司员工与外来拜年的亲友。

东西两院依然是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盈耳,但热闹中已经隐含若干凄凉。除家族庞大产业已经掏空外,还有好多亲人逝去,包括外婆、疯子舅舅(母亲的大哥)、六弟开运、出生不久的民贵,还有留在芜湖看守老宅的五奶(祖父堂弟夫人),连过去每年抢在前面贺节的金、钱两位老者也仙逝多年了。

不过,从四川回到芜湖以后,也只过了这么一个像模像样的春节。第二年的春节,由于祖母突然病逝,家中发丧致哀,也就谈不上什么过年了。

这一年祖父的情绪比较平稳,对我们这些外地归来的孙儿似乎还增添了几分关切。寒假结束,他亲自派人为我们买好车票,送我与三哥到南京上学。

八年离散似乎已是消失的梦境,全家人都在强颜欢度春节中减轻了颠沛流离与相互思念之苦。

整个寒假我都在芜湖的乡下度过,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也不大急于有所知,完全沉浸在全家团圆的欢悦之中。

到校以后,才知道寒假留校同学已经为“沈崇事件”举行过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随即又爆发了“反美抗日”游行示威。

复员后校园的暂时平静已经不复存在,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按照我的个性与既往经历,我应该是很快投入进步学运,但我回校以后却未能及时表明政治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入学不久,对周围情况不大了解,也没有进步同学主动与我联络,寒假又完全与外界隔绝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青年军联谊会”这个组织对我有所约束。

寒假期间,预备军官管理局曾经给所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发出通知,要求立即成立各高校“青年军联谊会”的分会,但并未告知成立办法与会务领导候选人。

回校以后,我发现分会已经成立,并选出王昆山等五人组成干事会,王被一致推选为干事长。王昆山是皖北人,退伍前是宪兵,不属于青年军系统,所以大家对他很不熟悉。

说老实话,在旧军队,多数士兵与基层军官都很讨厌宪兵,仿佛司机之仇视警察。但是,大家为什么偏偏选这个宪兵来当头头呢?

据知情同学说,此人好像原来就与预备军官管理局有过联系,是管理局指定由他召集开会成立分会的。他较有社会经验,能说会道,办事麻利,所以大家就一致选他担任干事长。

我们复员青年军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互不相识,向预备军官管理局报到并领取补贴(学费已经免除),由于都是由个人自行办理,因此很不方便。

金大联谊会成立以后,首先就把这些事务统一办理,由联谊会领取后一并交学校伙食团。当然,这正是预备军官管理局对青年军复员学生加强约束的重要措施,而王昆山便成为他们的重要依靠。

第一学期,由于金大刚从成都迁回不久,部分宿舍尚未修复,我们这些青年军新生大致有五六十人,都挤住在一栋宿舍顶层两间面对面的大房间里,清一色双层铺,除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放杂物外,别无其他任何桌椅。

我与王昆山恰好同屋,不过我住在近门处双层床的下铺,出入比较方便;他却住在最里面,并且睡在上层。

他似乎有意选的这个床位,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室,我们的一举一动便都在他的视线注视之中。

我与他从未交谈过,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成见或不敬之处,但有件小事却引起他对我的不满。

我原先在九中时曾用旧砚台背面雕刻过一幅自画像,自认为是一幅比较满意的标准像。那砚台早就遗失了,但我进入金大后却未能忘情旧作,根据记忆用铅笔重新画了一幅自画像,并且贴上硬纸加固,放在床头。

这本来是私人生活小事,但我却自谑式地写了一句跋语:“章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也无非是聊以自求多福之意。

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家谱上说章姜同源,姜太公有个儿子封邑于鄣,遂以章为姓。我小时候爱看《封神榜》,特别崇拜姜子牙这个神通广大的老祖宗,题词意在祈求吉祥,避祸免灾。

不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竟然引发这位职业宪兵的猜疑。

有天晚上,我刚回宿舍,他就躺在床上,仿佛是对全室大声宣告:“你们知道武则天叫什么?她自称武瞾,瞾就是目空一切。”当时大家不以为意,我也没有任何联想,但有位也是来自皖北的好心室友告诉我:“王昆山那些话是针对你说的,他看过你的自画像,认为你太狂妄了。”

我付之一笑,认为没有必要为此事做任何说明,只当没有任何觉察算了。但我内心也觉得王昆山过多猜疑,不好相处。

幸好第二学期宿舍会有所调整,我与翘邦搬到楼下四人一间且有桌椅的正规寝室,远离退伍军人聚集之地,减少了不少无谓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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