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人和事，是不一样的；奴才，是一个人拥有了某些事物，另一个人向其“屈膝”，充当“奴才”。

奴仆，是由于生活的逼迫、困难，为了生活、挣点钱，去当仆人，但态度必须恭顺，没有人格。

奴隶，是因为命运或社会制度，被人控制、压迫、剥削，做牛做马劳作，但奴隶有时也会反抗。

如果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注定是“受苦受难”，也要做一个“奴隶”，不要做“奴才”和“奴仆”。

奴隶，是“先天性”的、是命运注定的，只是默默地干活，未必趋炎“奴隶主”，说不定还弄出什么“反抗事情”。

“奴才”就不一样了，他如果有显赫的家世，就不用当“奴才”了；但是，没有人格、没有骨气，膝盖打弯、站不直，所以当了“奴才”，帮助其主子、压迫人民。

奴仆，是没有“反抗精神”，只是低眉顺目、任劳任怨，为主人劳作、服务。是因为生活所迫，为了几个钱，失去了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所以，如果我们的命运不能改变，也至少要做个奴隶，而不是做奴才、奴仆。

一个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干活，挣着微薄的工钱、风吹日晒、累死累活，甚至连工资也未必能得到。但是，如果见到包工头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这就是“奴仆”了；倘若为包工头“维持秩序”，管理、打骂其他工人，这就是“奴才”了。

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不论他们是从事何种职业，有一种“奴才的嘴脸”。他们维护旧秩序、捍卫官府，溜官溜须，如果说一下某个官员不好、或者批评一下官府，他还不让说。他只“允许”说官府好、官员好，而事实是，他未必和官员政府有什么牵连，但是，他就只允许说官员政府好，他捍卫官府、捍卫官员，当旧秩序、旧礼教的卫道士。

他本人，其实也不过是普通人，但就是那么一副奴才的面目。对于“反抗者”，他是极度的仇视、敌视，认为是“乱臣贼子”、扰乱社会秩序，应该严加处置。

这种骨子里的奴颜媚骨、没有脊梁骨，是无药可救的；但他们对民众、对老百姓、对无权无势的人，则是态度蛮横、辱骂欺凌，因为他觉得既然他自己维护政府，那么他也是政府的一员，所以有权“镇压”人民。

就像一个人狂吠、咬人，慢慢地，就不知道自己是人是狗了，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

在过去的清朝，官员对皇帝自称“奴才”，而且必须是“满人”或和皇帝亲近的人，才能自称“奴才”，其他一般人还不能自称“奴才”。

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奴才的“生存空间”、“滋养土壤”，几乎每个人都拼命当奴才、抢着当奴才。

清朝灭亡了，但是其“传统”、“风俗习惯”，却是不容易消除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植根于头脑深处，像赶不走的幽灵。

“奴才”，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甚至成了“民族性格”；不仅对官员“奴性”，对富商也“奴性”，对外国人也是“崇洋媚外”。如果外国是其“主人”、领着洋人的“工资”，那更是彻底否定、丑化、扭曲自己的祖国。把自己的祖国、人民，以及相应的风俗、文化、传统、历史等等，都一概否定，只说“洋人好”、“向洋鬼子学习”。

“奴仆”产生的根源，则是“雇佣劳动”的存在，为了几个钱，去被雇佣、被招聘，所以心甘情愿当“奴仆”，“主人”骂、也不还口；“主人”打、也不还手。

“奴仆”比“奴才”强，但是，如果奴仆太多了，也是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试想，一个温驯的人、被驯化的人，像一只绵羊、兔子，没有一丝的锋芒，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吗？那些反抗、暴力，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这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莫过于“独立人格”。一个人有人格、有骨气，自尊自重、不卑不亢，不阿谀奉承、不逢迎迎合，这样的人，就是“民族的脊梁”。

“独立人格”、“自尊自重”，是真正的“财富”。一个人就算从事一个“卑贱”的职业，但他有人格、有道德，就是平凡中的伟人。相反，一个人就算拥有了权力、金钱，可是，如果人格卑劣、奴颜媚骨、“援上凌下”，那他其实是个可怜虫。

历史评价关云长是“傲上而不辱下，欺强而不凌弱”；只可惜，现实中的很多人、是恰恰相反：对“上面的”，阿谀奉承；对“底层人民”，则是凌辱；还有就是欺软怕硬。

应该像鲁迅那样，做个“硬骨头”、“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哪怕身置“奴隶位置”，也是个“大丈夫”。